宋启秀57岁时做出了一个令人惋惜的选择，出任山西伪财政厅厅长提议大量种植鸦片

“利民商店卖棉布事件”指1941年日本宪兵队以利民商店私卖棉布给八路军为由，抓捕53人并严刑逼供，最终导致该商店被迫关闭的事件。‌ 这一事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军在占领区镇压抗日活动的典型案例之一，反映了当时敌后抗日力量与民众之间的支援关系，以及日军对民间经济活动的严密控制与残酷镇压。‌而造成此次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居然是利民商店的老板宋启英的胞弟宋启秀。

说到宋启秀先要说说他的哥哥宋启英。宋启英（1879年－1931年），又名继宗，字隽臣，山西榆次大张义村人，清末民初商人。其父宋贵森在直隶古北口经营吉大升商店起家，奠定商业基础。1895年继承父业后，16岁的宋启英独营口外商业，把握正太铁路在榆次设站机遇，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铁路通车前大量购置地皮，沿铁路修建栈房货场十余处，开设吉泰隆、吉泰公等十家“吉”字号商铺，经销绸缎布匹、粮油棉花及棺木寿器等民生用品，形成栈房街、粮店街等商业街区。同期拓展钱庄、当铺等金融业务，建立完整商贸体系。宣统三年（1911），32岁的宋启英委派自己的胞弟宋启秀和儿子宋祖诒，自费到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学。
民国四年（1915）启秀学成归国，创办并就职于山西工业学校，向山西学子传授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民国六年（1917）他参与开办山西省工业试验所并任副所长，成为山西近代第一个应用科学研究机构，为山西近代应用科技奠定了发展基础。宋启英与他人合资创办了“魏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结束了榆次千百年来油灯照明的历史；民国初年创办大张义村职业小学，1921年42岁出任榆次商会会长。民国十七年（1928）为改善榆次社会民生，创立了“魏榆面粉公司”，结束了榆次城毛驴拉磨、人工箩面的历史，让榆次人民吃上了“机器面”；宋家创建了榆次第一家建筑营造企业“吉豫亨木厂”，为榆次留下了一批西洋风格或“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遗产。与贾继英、常万达一起，被尊奉为近代晋商“榆次三杰”。

1929年宋启英因家族成员吸食鸦片受刺激致病，两年后去世，终年52岁 。

宋启秀（1881～1954），字纯如，乃近代山西实业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亦是宋启英的胞弟。他生于清末乱世，自幼目睹国家积贫积弱、实业凋敝的困境，心中早早埋下了“实业救国”的种子，终其一生，在时代的浪潮中起落沉浮，既有推动地方实业发展的卓越功绩，也留下了令人惋惜的历史缺憾，其一生轨迹，既是个人的奋斗史，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艰难前行的一个缩影。

民国4年（1915年），怀揣着学习先进技术、振兴民族工业的赤诚，34岁的宋启秀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顺利毕业，毅然放弃海外的发展机遇，回到了亟待振兴的祖国。彼时的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尤其是山西地区，传统手工业占据主导，现代工业寥寥无几，他的归来，为当地工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民国6年（1917年），宋启秀凭借扎实的专业学识和开阔的视野，出任山西工业试业所副所长，在任期间，他兢兢业业，积极引进先进的工业理念和技术，致力于推动山西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为当地工业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他以山西省商联会会长的身份，主动牵头、联合各界力量集股开办榆次晋华纱厂，与胞兄宋启英携手并肩，同心致力于实业兴邦的事业。这座纱厂后来成为山西省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机械纺织工厂，承载着三晋人民工业革命的人文记忆，也成为山西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标杆。宋氏兄弟的携手，不仅是亲情的凝聚，更是实业救国信念的践行，为当时步履维艰的民族工商业注入了一丝生机。

民国8年（1919年），在晋华纱厂步入正轨之后，38岁的宋启秀与胞兄40岁的宋启英并未停下实业救国的脚步，他们审时度势，抓住当时煤油市场的发展机遇，与他人合资创办了榆次义聚煤油公司，取得了美孚煤油公司煤油的包销权。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拓宽销售渠道，他们在晋中平川各县，以及太原、忻州、阳泉、石家庄、天津等重要城市纷纷设立分公司，构建起了覆盖北方多地的煤油销售网络。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各地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便捷性问题，他们又在各地分公司附设永记钱庄，实现了“产销一体、资金互通”的经营模式。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义聚煤油公司的发展蒸蒸日上，煤油储量曾一度超出百万桶，成为晋中一带举足轻重的煤油销售大亨，不仅为宋氏兄弟积累了丰厚的资金，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推动了地方商业的繁荣发展。

民国10年（1921年），宋启秀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察觉到纺织染业的巨大发展潜力，于是主持兴建利晋织染股份有限公司，他与胞兄共同出资7万元，占据了公司总股金的近一半份额，成为公司的核心主导力量。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宋氏兄弟始终心怀家国、体恤民生，深知当时社会人才匮乏、许多有志青年无处求学的困境，秉持着“不使有用之才，弃于无用之地”的初心，于同年创办了半工半读技校，打破了当时性别歧视的桎梏，实行男女兼收的办学模式。这所技校不仅教授学生基础文化知识，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专门开设纺织技术课程，组织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为企业和社会培养了一批具备专业技能的实用人才；更为难得的是，对于表现优秀的学生，学校还会每月发放3～6元（银元）的奖金，既激励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减轻了部分学生的家庭负担，这份远见与担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尤为可贵。

民国13年（1924年），宋启秀继续拓展实业版图，主动出股一半，联合各界力量开办魏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将电力引入榆次的生产生活中，打破了当地长期依赖传统能源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工业的现代化进程，也便利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民国17年（1928年），凭借在实业领域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经验，宋启秀出任山西工商厅一科科长，在任职期间，他积极履职尽责，为山西工商企业的规范发展、行业秩序的维护付出了诸多努力。即便身居公职，他也从未放弃实业救国的初心，旋即出资三分之一，创办魏榆面粉厂，进一步完善了当地的工业体系。至此，宋氏产业达到鼎盛时期，旗下拥有各类企业53处，职工人数多达1071人，资金积累达到62万两（银元），商号遍及大半个中国，成为当时山西乃至北方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实业家族，宋启秀也凭借自身的能力与担当，成为近代山西实业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据记载，有学者专门深入搜集宋氏兄弟的创业史料，撰写相关专著，足见其实业成就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民国20年（1931年），宋启秀愈发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振兴、实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主持创办魏榆初级普通商科职业学校，专注于培养商科领域的优秀人才，为当时的商业领域输送了一大批具备专业素养的从业者。这所学校不仅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生家国情怀的培育，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众多师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血，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爱国初心，这也成为宋启秀办学之路中最为闪光的一笔。

然而，时代的洪流汹涌澎湃，个人的命运往往难以完全自主。民国27年（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局势下，宋启秀57岁时做出了一个令人惋惜的选择，出任山西伪财政厅厅长。任职期间，他提议在山西省内56个县种植鸦片，这一举措无疑给山西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鸦片的泛滥，不仅摧残了民众的身心健康，更加剧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贫困，而其哥哥宋启英也是因家族成员吸食鸦片受刺激致病去世的。

民国30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宋氏产业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义聚煤油公司及各地分公司被日军强行查封、解散，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次年2月，宋启秀被免去山西伪财政厅厅长一职，调任伪华北建设总署监察室主任，处境愈发艰难。彼时，日伪军正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当时就有密探告密，宋启英家的企业利民商店私通八路军，宋启英已经去世，宋启秀当官，利民商店就由宋祖诒管理，利民商店主营百货业务，商店经常与山上的游击队联络，给予食品、布匹等物资供给。当鬼子收山时，发现有商店包装纸，更加怀疑榆次利民商店有物资向抗日根据地转卖，有密探举报后突然日军进行抓捕，掌柜李金贵等52名职工抓走，日军趁此机会强行没收了“吉”字号10余家花布店的商品。而李金贵等人被鬼子每日进行严刑逼供。宋家想方设法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买通汉奸，并不惜筹措重金赎人，李金贵等人被抓往太原审讯，其他人员释放，宋家虽将人质解救，但商店业务遭到致命打击，宋氏经济再次遭受重创，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终在1945年关闭。

宋启秀为何会这样做事，这也成为他一生之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令人扼腕叹息。

日本法西斯投降后，中国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但宋氏产业却未能迎来重生的机遇。宋启秀参股投资的纺织厂、面粉公司、电气厂等众多企业，被阎锡山政权官办的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强行接收，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宋氏商业帝国彻底垮台，曾经风光无限的实业家族，最终沦为时代的牺牲品。经历了事业的彻底失败和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宋启秀心灰意冷，从此居家不出，远离了纷争的尘世，在平淡与落寞中度过了余生，53岁时卒于北京，结束了他充满争议却又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纵观宋启秀的一生，他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物。他怀揣实业救国的初心，学成归国后，深耕山西实业领域数十年，创办各类企业、学校，推动了地方工业、商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民族工商业的崛起付出了心血与努力，其功绩值得我们铭记；但他在乱世之中，也曾迷失方向，出任伪职、提议种植鸦片，给民众带来了伤害，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历史遗憾。我们应以客观、辩证的视角看待这位近代实业家，铭记他的功绩，反思他的过错，从他的一生起落中，读懂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历程，汲取前行的力量。

宋启秀生平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