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中东问题，奥派两大咖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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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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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致沃尔特·E·布洛克的公开信

作者：汉斯-赫尔曼·霍普

时间：2024 年 1 月 31 日

来源：米塞斯研究所

与一个认识了三十多年的人分手，与他一起参加过无数次会议，合写过几篇文章，即便只是在有些遥远的过去，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倘若一个人与这个人有着共同的公共知识分子地位，且我们的名字作为同一位老师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杰出学生、罗斯巴德所创立的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知识分子而被频繁提及，那这件事会更难。

但在这种情况下，若一个与你的名字密切相关的人误入歧途、犯下严重错误，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指出这一点。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声誉和思想声誉，以及罗斯巴德和整个自由主义思想大厦的声誉，你可能不得不公开疏远这个人，与他断绝关系。沃尔特·布洛克就是这样的情况。

值得称赞的是，布洛克发表了无数符合自由主义标准的文章，且或许还会有更多相关作品，他也一次又一次盛赞罗斯巴德，还喜欢称自己为 “可爱善良的沃尔特”。然而，他也发表过一些明显让他失去自由主义者和罗斯巴德主义者资格的材料，这些材料反而暴露了他是一个被种族灭绝冲动所迷惑的精神错乱的集体主义者，与兰德以及最近被费尔南多 - 奇奥卡指责的兰德派极为相似，绝非一个可爱善良的人。

我将提供三件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

证据一

布洛克（与艾伦·富特曼和拉菲·法贝尔合著）撰写了关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认可的“经典自由主义者”分别支持以色列的自由主义案例的相关内容，这一行为令人大跌眼镜。

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是私有财产的理念和制度。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任何财产，都是通过对先前无主资源的原始占有（自耕农），或是通过自愿的财产转让方式，从先前的所有者手中合法（公正）获得的。所有财产始终归特定的、可识别的个人所有，所有财产的转让和交换都发生在特定个人之间，涉及特定的、可识别的物品。反之，一个人若既未通过拓殖获得财产，也未通过自愿转让从先前所有者手中取得财产，那么其对该财产的所有主张都是非法的（不公正的）。

这便涉及潜在的归还或赔偿问题：在每一个提交审判判决的相互冲突的财产主张案件中，推定总是有利于所涉资源的当前占有者，举证责任则始终由当前事态和当前占有的反对者承担。反对者必须证明，与表面现象相反，其对特定财产拥有更优的权利主张，因为其所有权早于当前所有者，故而当前所有者的所有权是非法的。只有当反对者能成功证明这一点时，才必须将该争议财产归还给其合法所有者；反之，若反对者无法证明，则维持现状。

毋庸置疑，在相当多的案件中，存在应给予合法补偿或归还的情况：即 A 能证明自己是目前被他人占有的某些特定财产的合法所有人，而 B 却错误地将其据为己有。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现有财产而言，任何这种从当下追溯至过去的产权溯源，都会很快湮没在历史中。而且无论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溯源会变得愈发困难和模糊，即便有一丝可能，如今也很难对 “古代” 罪行提出任何赔偿要求。

两千年前的犯罪该如何论处？如今还能找到任何一个活人，通过证明从其自身到当今，再到生活在圣经时代、彼时遭受非法侵害的某位特定祖先之间，存在不间断的财产所有权转让链，从而主张对数千年来一直由他人占有的某些特定财产（土地、珠宝）拥有合法所有权吗？当然，这并非完全不可想象，但我对此深表怀疑，在相信之前，我希望能看到实际的证据。

然而，布洛克等人在试图为以色列提出自由主义的支持论据时，坚称他们能以当今犹太人作为两千年前生活在当时被称为犹地亚地区的犹太人的 “继承人” 这一身份，为犹太人要求在巴勒斯坦拥有家园提供正当理由。但毫不奇怪的是，除了科哈尼姆（祭司后裔犹太人）这一本身就极具争议的单一案例，以及其与圣殿山的具体联系之外，他们未能提供丝毫证据，证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中，任何一位具体的当代犹太人，能与任何一位具体的古代犹太人建立关联，并被认定为两千年前被盗或以其他方式被夺走的某一具体财产的合法继承人。

因此，要提出当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主张，就必须放弃作为所有自由主义思想基础和特征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即个人人格、私有财产、私人产品和成就、私人犯罪和私人罪责的概念。相反，必须采取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认可集体或部落财产和财产权、集体责任和集体罪责等概念。

布洛克等人在相关文章第 537 页的总结性结论，清晰地体现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观点的转变：“罗斯巴德支持将无主拓殖土地作为所有权的合法手段（第一个拓殖者获得土地，而不是任何后来者）…… 自由主义者从这一事实中推断出，被盗财产必须归还给原主人或其继承人。这就是赔偿的理由。大约两千年前，罗马人从犹太人那里偷走了土地；犹太人从未将这片土地交给阿拉伯人或其他人。因此，根据自由主义理论，应该将其归还给犹太人。”

事实确是如此，但同理，对本或内特所犯罪行的赔偿，也应由作为其特定继承人的大卫或摩西承担，而非整个 “犹太人” 群体，且赔偿涉及的是特定财产，而非整个 “以色列”。然而，由于找不到任何一位当下的大卫或摩西，能被认定为古代本或内特的某一特定财产的继承人，所有针对现任所有者的赔偿要求都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为犹太家园辩护，布洛克和其合著者提出了另一种财产理论：财产权和赔偿要求据称也可以通过遗传和文化相似性来证明。他们认为，古代犹太人和今天的犹太人在基因和文化上存在关联，因此今天的犹太人有权获得从古代犹太人那里窃取的财产；那么，1948 年以色列建国之前和之后，驱逐数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行为就并非犯罪，而只是重新占有合法属于犹太人、且两千年来一直归犹太人所有的财产。

然而，这一理论不仅与自由主义明显相悖，还极为荒谬。

试想：犹太人在埃及生活了数百年，当他们最终抵达所谓的 “应许之地” 时，这里绝非一片空地。根据《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记载，在占领这块土地之前，发生了大量的杀戮、掠夺和强奸行为。远在罗马人到来并占领之前，古代犹太人就已与其他部落的民族、埃及人、希腊人以及地中海周边的其他各类民族进行了大量的种族混血，这种基因混血一直持续到今天，后续还与阿拉伯人发生了混血。因此，要将当代犹太人与古代犹太人进行精准的基因关联，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些当代犹太人与古代犹太人没有任何遗传痕迹，也有很多外邦人拥有这样的遗传痕迹；无论如何，古代犹太人与当代犹太人之间的遗传相似性存在无数的变化和不同程度。那么，该如何决定当代人中谁有权拥有圣地的哪一部分呢？

此外，若这种通过基因相似性获得和继承财产的虚幻新理论，推广到所有部落和种族，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群体或部落被另一个群体或部落征用和驱逐的案例数不胜数，其中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涉及非犹太人和后世犹太人。如果历史上某个受害群体的每一个后裔群体，都以资产是历史上某一时期从自己的民族祖先那里被窃取（无论由当前所有者群体还是其他任何群体窃取）为由，要求归还另一个群体或部落成员目前持有的资产，结果会如何？这必将导致法律混乱、无休止的纷争、冲突和战争。

如果说这种集体主义的言论，还不足以让布洛克失去自由主义者的资格，那么接下来的证据，展示了其集体主义观点带来的畸形后果，应该能彻底消除人们对他并非自由主义者、罗斯巴德主义者，也并非可爱善良之人的任何怀疑。

证据二

这是布洛克最近发表的一篇社论（仍与富特曼合著），最初由知名报纸《华尔街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尽管处于付费墙之后），这一发表渠道令人意外，随后该文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在布洛克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被转载。文章标题为《摧毁哈马斯的道义责任》，其中声称 “以色列有权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居住在它身边的这种邪恶、堕落的文化”。正如标题所表明的，这篇杂文暴露了布洛克是一个精神错乱、嗜血成性的人，而非一个将不侵略原则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第二个补充性基础支柱的自由主义者。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 2023 年 10 月 7 日发生的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当天，统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成员发动袭击，残害、杀害并绑架了大量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在任何类型的战争中，交战双方对实际事件和伤亡人数的说法都大相径庭。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伤亡人数从数百人到数千人不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伤亡实际上是以色列国防军直升机 “友军误击” 造成的。）

自由主义者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首先，必须认识到，哈马斯和以色列国都是利益帮派，其资金并非来自成员的自愿捐款，而是通过勒索、征税、没收和征用等方式获取。哈马斯在加沙对当地民众采取此类手段，以色列国则对以色列境内的民众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如此行事。加沙是一片狭小、贫穷、人口稠密的领土，哈马斯也只是一个低预算的小帮派，仅有一些简陋的军事装备和少量且大多为低级的武器。而以色列国长期得到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帮派 —— 美国的巨额补贴，是一个庞大、高预算的帮派，拥有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配备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最尖端、最具毁灭性的武器。

这两个争斗的帮派中，以色列国成立时间更早，它是在 1948 年，由主要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欧洲犹太人，通过恐吓、恐怖主义、战争和征服的手段，针对当时以及数个世纪以来主要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居民建立的。也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纯犹太国家以色列才逐步扩张到如今的规模。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被迫离开家园、沦为难民，这些受害者或其直接继承人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持有以色列国（以色列土地管理局）及其犹太公民目前所拥有的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有效所有权。（充其量，目前以色列领土上仅有约 7% 的土地，是犹太人在 1948 年前通过正规途径获得或购买的，因此可被宣称是合法的犹太人财产。）

哈马斯则是针对以色列 - 犹太人接管和占领巴勒斯坦而成立的数个阿拉伯抵抗运动、党派和帮派之一。哈马斯最初成立于 1987 年，自 2006 年起控制加沙地带，该地区过去和现在都处于以色列严格的海陆空封锁之下，因此常被有识之士称为“露天集中营”。哈马斯致力于重新夺回失去的领土，包括通过暴力和恐怖行动，如 10 月 7 日的这次袭击。哈马斯的明确目标并非针对犹太人，而是专门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哈马斯在成立之初还得到过以色列的资助，以色列此举的目的是壮大哈马斯，以抗衡规模更大、态度更温和、资金更充足的世俗地下抵抗组织法塔赫，以及其流亡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作为 1993 年开启的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掌管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而态度更为激进、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哈马斯的相对不妥协立场，成为了以色列国内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派别的有用工具，这些极端派别试图破坏和平进程，并通过增加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成功阻碍了和平进程的推进。（有人猜测以色列支持哈马斯这一看似反常的决定的动机，最有可能的是：诸如 10 月 7 日这样的事件，能够且目前确实正被以色列用来戏剧性地证明和公开展示其长期坚持的观点，即巴以问题永远不可能有两国解决方案，为了地区和平，以色列必须进一步扩张，恢复到所谓的圣经中的原始规模，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

无论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主义者该如何应对和评价 10 月 7 日的事件？首先，会希望两个帮派的领导人，以及所有曾经并将继续用从本国人民那里窃取的资金，支持这两个交战帮派中任何一方的外国帮派领导人自食恶果。同时也必须承认，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并不比不久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 “完全无缘无故”。对以色列的袭击，显然是由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的行为挑起的，正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是由乌克兰领导人的行为挑起的一样。此外还需指出，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挑衅行为，都得到了美国政府以犹太人为主的新保守派领导层的鼓励、支持和大力资助。

除此之外，自由主义者除了大声疾呼支持和平、会谈、谈判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外，别无选择。哈马斯领导层应受到指责，因为其恐怖行动，引发了军事实力远胜于它的以色列国的大规模报复风险；而以色列领导层也应受到指责，因为其监控机构存在明显的严重缺陷，在保护本国民众方面公然失职。应该通过舆论施加压力，鼓励这两个帮派的领导人同意立即停战，并立即就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归还问题展开谈判。至于查明、抓获并惩罚各肇事者及其上级指挥官（顺带也包括那些对以色列 “友军误击” 受害者负有责任的人）的问题，则应交由常规的警务工作、侦探调查、通缉追捕以及必要的司法惩处来处理。

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在加沙的据点和藏身之处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从而导致武装冲突升级。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以色列约有 1000 万居民，其中包括约 200 万阿拉伯少数民族，而其周边都是不太友好甚至公开敌对的邻国，这些邻国的总人口高达数亿。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冲突的任何升级，都极有可能扩大并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近东和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

但这正是布洛克等人所要求的。基于他们在证据一中提出的集体主义继承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所谓 “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拥有家园的 “历史权利”，布洛克针对 10 月 7 日的事件，主张以色列对藏匿在加沙的哈马斯发动全面攻击（尽管我们不知道内塔尼亚胡是否读过布洛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但在他的领导下，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布洛克的要求）。

抛开布洛克对现代以色列和该地区历史的粗浅、典型的片面评论不谈 —— 这些评论仿佛直接来自以色列宣传部，暴露了他完全无视以色列强大的军队和政府中一些主要成员公开表达的种族灭绝冲动，却对（相对而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的哈马斯领导层的同类情绪大肆渲染。用布洛克自己的话来说，其核心主张如下（我的斜体评论穿插在括号中）：

“西方需要明白，要捍卫人类的生命和尊严，仅仅声称站在以色列一边是不够的。它需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全面、无限制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否也包括西方国家的各类当权者，用从本国人民那里强行征收的税款来支持以色列？）这不亚于允许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全面自卫。承认哈马斯需要被消灭，理由和方法与纳粹相同。（这里的 “纳粹” 是否指当时生活在德国的所有德国人，包括所有非纳粹分子、纳粹反对者以及所有德国婴儿和儿童；消灭他们的方法，是否也包括对德累斯顿等全是无辜平民的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以色列有权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居住在它身边的这一邪恶势力。（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以色列犹太人呢？是否也要让他们闭嘴，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战争？）更重要的是，一旦它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因为这是在捍卫西方文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否也包括以色列实行的那种种族隔离制度？）。”

“换言之，西方需要支持以色列取得全面、彻底和决定性的胜利。如果这意味着使用压倒性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那就这样做。哈马斯现在和将来都要对任何平民伤亡负责。有因必有果，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毁灭及其后果。”（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区分哈马斯成员和普通加沙居民？他们所有人，包括所有婴儿和儿童，都是有罪的，都是堕落文化的一部分，都是必须彻底根除的集体罪恶？那么，就像八十年前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平民所做的那样，对加沙投下原子弹，作为对哈马斯这一帮派所犯罪行的集体惩罚，是否也合理？）

“仅仅胜利是不够的。以色列打赢了每一场战争，这一次，胜利必须是彻底的、决定性的，以至于这个国家再也不会有任何其他战争。（我们以前不是听过这样的话吗：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以色列在道义上有权利完成这场战争，西方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持它。让以色列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并尽量减少平民和军人的伤亡。（这一说法显得如此虚伪，与此前所言的平民伤亡无关的论调完全相悖，甚至令人不齿！）。这样做的后果，应由引发这一系列因果的团体 —— 那个必须被彻底摧毁的团体，即哈马斯承担。”

无论布洛克的这些言论本质为何，都与自由主义毫无关联。事实上，鼓吹滥杀无辜，是对自由主义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彻底否定。我所认识的默里·罗斯巴德，会立即斥责这些言论是神经错乱、畸形、丧尽天良且令人作呕的，并会公开嘲笑、谴责布洛克，与他断绝往来，将其驱逐出罗斯巴德主义者的行列。

更不可饶恕的是，布洛克通过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为 10 月 7 日事件之后实际发生、且仍在持续的恐怖事件推波助澜：加沙几乎被彻底摧毁，沦为一片瓦砾和废墟，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被以色列军队屠杀，武装冲突不断扩大，如今已波及黎巴嫩和也门，以色列领导层还在美国新保守派的怂恿下，迫不及待地将伊朗列为下一个摧毁目标，只因伊朗被以色列视为所谓的致命宿敌。

顺带一提，布洛克为其 “我们都必须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的明确立场（包括支持以色列政府领导层及相关方）提出的补充理由也是错误的，这意味着他背叛了互不侵犯原则。这一补充理由归根结底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对其控制下的领土的开发利用，比阿拉伯人过去或现在对其控制下的领土的利用更充分、更好；因此，犹太人对某些有争议的领土拥有更正当的主张。这种推理在现实中颇为流行，然而，即便我们承认这一说法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也无法推导出后半部分的结论。否则，每一个取得成功的人，都可以掠夺任何失败者的财产，这与自由主义的互不侵犯原则完全相悖。即便是所谓的 “失败者”，也拥有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说上述这些还不足以让布洛克永远失去自由主义者的资格和名誉，那么他在最后的第三件证物中的表现，更是将其错误推向了顶峰，暴露了他是一个毫无度量和分寸感的人。

证据三

这一证据涉及布洛克对凯文·达菲一篇短文的回复。凯文·达菲在短文中，将罗斯巴德《为了新自由》中的一段话，与前文引用的布洛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偏激文章中的一段话进行对比，并得出结论：两者明显不相容，无法调和。布洛克的相关回复可在公开渠道查阅。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回复中，他甚至没有试图为自己主张的全面、无限制的战争提供进一步的理由（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意味着要为一件完全、真正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解）。相反，他回避了直接的质疑，随后迅速将话题扯到一些完全无关的事情上。

自由主义者并非和平主义者，事实上，正如布洛克借口感慨的那样，罗斯巴德并非反对一切战争。但显而易见的是，布洛克随后却刻意回避了一个事实：罗斯巴德认为可能或潜在合理的战争，与他所主张的战争毫无共同之处。罗斯巴德所认可的战争，是分离主义运动针对某些试图用战争手段阻止其独立的中央占领国，所使用的防御性暴力，这显然与布洛克所主张的全面战争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布洛克在声称罗斯巴德 “根本不反对战争” 时，试图制造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印象，让人觉得他与罗斯巴德的观点偏差只是轻微的，仅仅是程度问题。他接着称，其他作者也曾提出过各种偏离罗斯巴德的观点。为此，他引用（并附上链接）了他自己、约瑟夫·萨勒诺、彼得·克莱因和我本人的几篇文章，并指出，这些文章并未导致其中任何人被排除在奥地利自由主义者的行列之外，罗斯巴德本人也不会因此将我们排除。事实上，罗斯巴德接受了其中的一些偏差观点（比如我的一些观点），而且他很可能也认真考虑过其他偏差观点。布洛克认为，对于他在 “战争问题” 上的偏离立场，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并且他认为，罗斯巴德在读到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后，也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这一说法荒诞至极。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布洛克的这一评价，只能说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分寸感。他所提到的其他 “偏离” 罗斯巴德的著作，与他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极端立场相比，没有一篇是，或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解释为，打破或放弃了奥地利自由主义思想大厦的基本原则。但他呼吁发动全面、无限制的战争，肆意屠杀无辜平民，这实际上是对构成罗斯巴德理论体系基石之一的互不侵犯原则的彻底、无底线的拒绝和放弃。认为罗斯巴德会认真考虑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简直是荒谬透顶，这只能说明布洛克对罗斯巴德的理解，远不如他自己想象的那么深刻。我所认识的罗斯巴德，会毫不含糊地谴责这篇文章中的滔天罪行，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失常之举和自由主义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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