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第一豪宅如何以年俸白银45两，宅主娶六房妻并育百余后代？

一八八七年的春天，通山大路乡一带还是典型的鄂南山乡模样。山不算高，却层层相叠，山脚下摊开一片平畈，水田连着水田。若是站在畈边远远望去，会发现一处王姓人家扎堆而居的聚落，被当地人顺口叫作“畈上王湾”。泥墙青瓦一片灰白之中，忽然跳出来一座气势格外突兀的建筑群，像是从江西徽州“走错了门”的大宅院，又扎扎实实落在湖北乡野，这种反差，本身就透出一点故事味道。

走近那处建筑，先看到的不是房，不是院，而是一座高高的门楼。门楼上“芋园”两个字，笔画遒劲，黑底金字，在旧时乡民眼里，那就是这一大家子荣耀的第一道标记。门楼之内，中轴对称的格局一眼到底，四进三天井，像棋盘一样分列开来。东西约二十六米，南北将近五十四米，占地一千三百多平方米，在村民的口口相传里，它有一个听上去颇为响亮的称谓——“大夫第”。

有意思的是，这座宅子虽然地处湖北通山，却处处透着徽派建筑的影子。硬山顶，小青瓦，砖墙封护，内墙土坯。山墙上做成猫拱式弧线，十二道屋脊樨头向上翘起，仿佛随时要振翅而飞。屋脊、脊兽、吻兽都处理得灵动而不浮夸，既有江南民居的温润，又带几分官宦人家的威严。难怪后来有专家给了一个评价——“楚天第一大夫第”。地方上说得更直接：湖北第一豪宅。

说是豪宅，不光是房子大、用料厚实，更因为这宅子背后的主人，以及他那几十年沉浮的官场经历，还有一大家子子孙的兴衰荣辱，几乎都浓缩在这一进一出的门槛之内。

一、从寒门秀才到“江西干员”

查《王氏宗谱》，这宅子的主人名叫王明璠，字璞夫，湖北通山本地人。家世谈不上显赫，用谱上的话说就是“幼贫苦，笃志绩学”。少年时家里清苦，能读书已不容易，他偏偏肯静下心来苦读，十九岁那年，补博士弟子员，等于是踏进了科举之门。

时间来到清咸丰年间。咸丰八年，即一八五八年，这一年他在乡试中得中，成为举人。对一个寒门子弟来说，这一步已经不容易。再往上，就是进士，可惜后来几次会试都没考中。没能挤进京官的行列，他的仕途转了个弯，走上了地方官的道路，受筮仕派往江西，任知县。

江西在清中后期并非富庶之地，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盗匪横行，百姓流离。王明璠做官的地方，武宁、瑞昌、上饶、南康、丰城、萍乡，名字一串，看着平常，其实都不算好干的县份。地方贫瘠，局面复杂，稍一不慎，就可能被上头摘帽子，被地方豪强排挤。

谱牒和地方志里，对他的评价还算不错。写他“剿匪平贼，有战功”，在当时那种乱局下，一个县令带兵剿匪，脑袋其实是拴在裤腰带上的。瑞昌那边水患频仍，他“倡筑长堤以捍水患”，老百姓记他的好，就把那条堤叫作“王公堤”。在萍乡，他推行保甲之法，整顿地方治安，搞得上面也觉得有成绩，称他为“江西干员”。“干员”这两个字，在清代官场里不算小褒奖，意思是能干、顶用的人。

不过说到官职，他干了一辈子县官，三十年兜兜转转，也没能真正走上更高台阶。到了光绪年间，曾有人举荐他入京做官，但事未成，推荐搁浅。政治气候一天不如一天，国家积弱，他的心气也在日渐消磨。等到了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以“省墓”为名辞官回乡，这一年他刚过花甲之年，从此退居乡里，以教书、养花、种竹打发时日，同时也开始筹划兴建那座让乡邻侧目的“大夫第”。

乍看起来，一个做了三十年七品知县、晚年才获从四品封号的老人，回乡就修起这么一座豪宅，难免让人心里打个问号：钱从哪儿来？

二、年俸四十五两，豪宅从何而来

说到钱，就得把清代的官俸摊开来算一算。按清代官制，知县是正七品，顶戴花翎上配的是素金顶，朝服补子绣的是鸂鶒。听上去有点体面，但是真到了领薪水这件事，体面就不等于富足。

清廷给县令开的年俸，并不是一大串银票，而是九十石大米。按当时的折算，一两白银约可买两石米，折算下来，也就四十五两白银。若是极粗略地往今人生活对比上挪，单靠这一点钱，只够维持一个体面官员家庭的基本支出。吃喝、衣着、书籍、仆役、马匹……哪一样不花钱？想靠这点俸禄修出一处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四进三天井、青砖小瓦的大宅院，简直是痴人说梦。

有意思的是，地方上对这笔钱的来路，早就有一套颇为直白的说法。通山一带流传着这么个传闻：王明璠在江西任职时，用棺材偷藏银子，多次顺江而上，偷偷运回老家，用于修建这座大宅。烧制砖瓦就耗费三年时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俗语，被乡人顺理成章地往他身上套。

当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原本是讽刺性的概括，嘴上说清官，背后暗指其中油水之厚。王明璠不过是七品知县，并非知府，但县里的各种钱粮、罚款、摊派，究竟流向何处，外人很难说个清楚。在清末那个官场风气之下，“不贪不够用，小贪不够分”几乎被视为潜规则。一个县官，手握税收、差徭、罚银，若是能把“灰色收入”精打细算攥在手里，几十年下来，其实足以累积起一笔可观的家产。

从账面上看，他的收入不只七品俸禄那点。庚子事变之后，朝廷以他奔走行在、表示忠诚为由，封其为“朝议大夫”，享从四品待遇。从四品文官的年俸，是一百零五两白银，另有“养廉银”等各类津贴，加在一起也不到二百五十两。这点提升，其实已经是晚年的事，对他建豪宅那一段时间的财力影响有限。

更现实的状况是，清代县官手中的钱，远远多于“账面工资”。知县掌握着地丁银、各类杂税，还有里甲摊派。名义上要从中支出衙役薪水、公费、各项接待，真正怎么分配，往往只有自己和心腹清楚。在乡民眼里，“知县老爷的钱”，天生就不算干净的。王明璠修宅，砖瓦三年，木料石材一批批运来，村里老一辈看到这阵仗，自然会把他和“银子从哪里来”联系到一起。

这里有一个值得琢磨的地方。家族谱牒记他的政绩，地方志记他的“忠勇”，这些都偏重道德层面的评价。至于财源，基本避而不谈。结果就让民间传说填补空白，“棺材藏银”“运江回乡”这些戏剧化的说法，也就顺势被附会出来。到底贪了多少、怎么贪，今天很难给出绝对数字，只能说，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官职、那样的建房规模之间，关系不言自明。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一点，还能发现一个小细节。一八八七年告归，开始在通山老家经营宅院。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庚子之变”爆发，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狩，车驾由北京一路西行至西安。这年，王明璠已经年过七十，按常理是该在老宅颐养天年的年纪，却偏偏选择冒险进京。

三、“大夫第”的门匾与六房妻妾

一九〇〇年夏，京城陷落，清廷狼狈西奔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地。通山山乡照样能听见北方风声，虽然隔着千里，但“京师失守，两宫西巡”的消息一旦传来，多少还算有些读书人会心里一震。

王明璠听闻此事，据《通山县志》记载，“闻两宫西巡中，夜悲愤”，这句“悲愤”，不管是真情，还是后来修辞，都说明他把这当回事。志书还写他“拟救时，刍议一册，奔赴行在”，意思是他草拟了一份陈言奏议，自认为能为国家出点主意，于是拖着七十多岁的身体，千里跋涉，赶往西安行在。按当时的交通条件，从湖北通山到西安，路上少说也得走一个多月，风餐露宿，在一个古稀老人身上，这种折腾不能算轻。

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小玩笑。当他赶到行在附近，两宫已经回銮北京，无缘面奏圣上。志书用了句评价：“以垂暮投闲之人跋涉数千里，冀效忠爱，其志可悲也。”不论外人如何看，在朝廷这里，他的这一趟路被视为忠诚之举。清廷也得给个说法，于是就赏了一个“朝议大夫”的封号。

“朝议大夫”属于四品文散官，官阶不低，但没有实权，只是荣誉称谓。对一个已经退居乡里的人来说，这个封号更多是一块写在门楣上的体面。也正因如此，他回乡后，把老宅门匾题作“大夫第”，既是炫耀身世，也是向族人昭示，这一房王家出了个“朝廷命官”。

那时候“大夫第”三个字挂在门楼，足以震住周边几个自然村。乡下人从门前过，抬头看到这个牌匾，心里自然会暗暗比划：这可是四品大夫的宅子，不是普通人家。门匾、门楼、青砖大院，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家族最醒目的符号。

说回宅子内部，更能看出这位老县令为后代搭好的“舞台”。根据王姓后人回忆，王明璠一生娶妻六人，育有六子四女。六房妻妾，十个子女，后面还有二十多个孙子、几十个孙女，这样一算，一个大家族的规模就出来了。没有一座够大的宅院，根本容不下这么多人。

“大夫第”里的空间分配，明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宅子东西两侧厢房，各有用途。谱牒提到有“绣女房”，楼上是“绣女楼”，专供女儿居住、习字、刺绣。清代讲究男女有别，“闺门”二字其实是对女性的规训。女儿小的时候住绣女房，稍长再移居绣女楼，日常除了女红，就是少量读书，抬脚跨出这座院门的机会并不多。

正中的“中门”平时是不开的。外人路过，只能看到厚重的门板，看不到院里人的起居。中门既挡视线，也挡流言。所谓“家丑不外扬，家财不外露”，中门就是这层心理的实物。只有遇到贵客、大员上门，或者家族重大礼仪，才会打开中门，让人感受到这座宅院应有的排场。

堂屋则是这座宅子的“脸”。厅堂正中挂的是一幅大中堂画轴，中间是王明璠的画像，神情略显严肃，目光平视，有几分“家长”的威势。画像两侧，悬一联文字：“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这对联写得不算惊艳，却道出一个典型士大夫心态，一边讲涵养，一边念家族延绵，既提醒儿孙为人处世别太争，又不忘告诫他们要勤勉耕读。

在这种氛围里，家中六房妻妾各有房间，长幼尊卑排列分明。男丁有书房，有练字的桌案，有讲学堂上族中子弟朗读的声音。女眷多在内宅，纺纱织布，绣花剪裁。对外，王家有一个体面门匾，对内，靠一套严密的礼法秩序维持运转。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精心分配的房间，也从反面说明了一件事：宅子不是一时兴起修着玩的，而是有明确用途——容纳一个逐渐扩大的家族，维持族内等级，彰显“出过大夫”的体面。

有一次，族中晚辈在堂上说话大声，被长辈喝止：“在这厅堂下，不许乱嚷，这是你家祖上立的规矩！”这句看似随口的呵斥，背后就是“大夫第”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无形压力。

四、百人后代与豪宅的冷暖兴衰

民间有句话“富不过三代”，往往被挂在嘴边当成感慨。放在通山这座豪宅上，似乎也并不算离谱。

王明璠本人还算自律，至少在史料和族谱中，看不到他沉湎享乐的记载。可是到了子孙一辈，风气就很难完全照着祖训走。据王姓后人回忆，六个儿子里竟有五人染上吸食鸦片的习惯。晚清民国时期，鸦片毒品渗透城乡，一旦家中有人沾染，很难彻底戒掉。银子一把把烧进烟枪里，田产很快就撑不住。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夫第”的光景已经大不如前。民国后期战乱频仍，税费、兵役、匪患轮番上门，一大家子的家底被磨得七零八落。再加上内部有人挥霍，外部时局动荡，原本厚实的家产支撑不了几代。

一九四九年前后，地方上对土地进行清点划分，按照土改时期的划分标准，通山“大夫第”里的王氏后人共住有十六户人家。其中只有五户家中尚有较多田产，被划为“地主”。另外几户有一些土地，但数量不大，被划为“富农”。剩下的，多半已经和普通贫苦农民差不多，只能凭双手劳作糊口。

时间继续往后推，王明璠的后代经历了上百年的繁衍，从第一代算起，到现代已经到了第八代。总人数超过一百人，大多成了普通农民或外出打工的务工者。昔日那位“朝议大夫”的光环，早就只剩族谱里的几行字。后人说起祖上，也就是淡淡一句：“我们是‘大夫第’王家的后人。”

“大夫第”周边，陆陆续续盖起了新式砖混楼房，灰白墙面配红瓦或者蓝瓦，有的还刷上了明亮的外墙漆。在这些新建筑的包围之下，老宅显得有些孤独。大门多数时间紧锁，只有少数几户因手头拮据，无力修建新屋，还寄居在老宅的一部分屋子里。屋里堆的是农具、谷筐、旧杂物，梁柱上挂着的蛛网，与当年的楹联画像形成了强烈对比。

有一天，有个外地人好奇问：“这么大的房子住着不香吗？干嘛要去外面盖新楼？”村里一位老人摆摆手：“老宅子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实用，冬天冷、夏天闷，还漏风漏雨。你别看它是豪宅，住起来可不一定舒坦。”几句朴实的话，把这座豪宅从“荣耀”的神坛上拉回了生活的地面。

从功能角度看，这种传统大宅院，确实更适合那个讲究大家族合居、强调长幼尊卑的社会结构。一旦小家庭成为主流，分灶分家、各过各的日子，原本用来维系宗族关系的空间就显得笨重，而不再是必需品。

再回头看王明璠用几十年官场积累财富，回乡修建的这座“湖北第一豪宅”，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君主制度晚期的官场生态，家族观念、宗族兴衰，鸦片的侵蚀，土地制度的变迁，都在这一方四进三天井里留下了痕迹。门楼上那块“大夫第”匾额，还在风吹日晒中挂着，金漆已暗，但字迹未消。对后来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处老宅、一段往事；对曾经住在里面的那一大家子来说，却是他们起落荣枯的一座实实在在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