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从安达卢斯到中国的旅程——评《致乌尔利尔的赞歌》

与当代强调日常经验与自我叙事的创作潮流不同，卡洛斯·阿尔贝托·布兰科·佩雷斯（Carlos Alberto Blanco Pérez）的《致乌尔利尔的赞歌》（Himnos a Urlil）既没有躲进个人情绪的角落，也不落入政治抒情的传统框架，而是以开阔的笔触将语言视作通向存在、本源和光明的阶梯。作品开篇便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让读者置于精神的高处：“Elévame al absoluto / hazme sentir lo infinito（引我至‘绝对’之高地，令我感受‘无限’）。”从西班牙思想的根基出发，作者将“无限”“绝对”等作为创作的核心。读者感知到的不是轻盈的意象，而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精神力量。

西班牙思想史中，关于“光”最早的阐述出自安达卢斯的犹太-阿拉伯哲学家，如伊本·白哲（Avempace）、伊本·鲁世德（Averroes）、迈蒙尼德（Maimónides）等。他们将亚里士多德的能动理智（active intellect）解释为一种智性之光（luz intelectual）。伊本·鲁世德在《亚里士多德〈论灵魂〉长评注》中说:“光使潜在可见变为真正可见；能动理智使潜在可知变为真正可知。”《致乌尔利尔的赞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诗人写道：“La luz interior es creadora; abre nuevos mundos en la libertad de la mente（内在之光自有创造力；于心智自由中开启崭新世界）。”这种将“光”视为认知源泉的观念，与安达卢斯的智性之光传统形成呼应。布兰科的宇宙观来源于各大文明，但又不局限于西方或东方的文化传统，而是以“智性之光”贯通世界，这与伊本·鲁世德“理性即世界之光”的命题在思想层面形成回响。

16世纪的西班牙迎来了思想上的黄金世纪。此时对“光”的理解逐渐从哲学范畴转向宗教神秘主义。比如弗雷·路易斯·德·莱昂（Fray Luis de León）在《静夜》（Noche Serena）中写道：“Inmensa hermosura/aquí se muestra toda, y resplandece/clarísima luz pura,/que jamás anochece（无边的美好/在此全然展露，熠熠发光/纯净的明耀天光/永不沉入黑夜的梦乡）。”光往往与宇宙的纯净相联结，能人获得深邃的清明（claridad profunda），并在光的照耀下体悟真理。正如当时的拉丁格言对光与真理同一性的概括：“Lux tua, Deus, est veritas（你的光，即真理）。”《致乌尔利尔的赞歌》中也强调“光即真理”的观念，比如：“La verdad nace de mi luz y se abisma en mi luz（真理由我的光诞生，并沉浸于我的光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被看作是对“光即真理”这一理念的延续。

在《致乌尔利尔的赞歌》中，光不仅是真理，更升华为精神的力量：“Tu luz es palabra de vida engastada en el oro del espíritu（你的光是镶嵌在金色灵魂中的生命之言）”，“Los que teméis lo oscuro, mirad al cielo（畏惧黑暗者，请仰望苍穹）”。上述诗句不仅揭示了光明与黑暗的辩证关系，更映照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San Juan de la Cruz）将光、火、爱合为一体的神秘主义传统。他在《鲜活的爱之火焰》（Llama de amor viva）中写道：“¡Oh llama de amor viva, que tiernamente hieres，de mi alma en el más profundo centro!(哦，鲜活的爱之火焰，你温柔地刺伤了，我灵魂的最深处！)”。在《灵魂的暗夜》（Noche oscura del alma）中，“En una noche oscura, con ansias, en amores inflamada, ¡oh dichosa ventura!（在幽暗的夜晚，心中思念炽热，燃烧着爱的火焰，多么幸福的际遇！）”。在这里，光、火与爱三者合而为一，成为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

此外，在《致乌尔利尔的赞歌》中，光还是智慧的象征。诗人写道：“Quien venera la luz crece con ella en poder y sabiduría（崇敬光者，智慧与力量皆与光同增长）。”这种对智慧的寻求，呼应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在《永恒》（Eternidades）中写下的：“¡Intelijencia, dame / el nombre exacto de las cosas!（智慧，请告诉我万物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讲，《致乌尔利尔的赞歌》体现了“诗性理性”（razón poética）的内涵。理性不应被视为纯逻辑的、冷峻的结构，人在精神层面真正的知识来自对“光”的体验，而诗歌正是使这种体验得以呈现的方式。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玛丽亚・桑布拉诺（María Zambrano）在《人与神性》（El hombre y lo divino）中解释说：“‘Luz de luz’será la fórmula acabada de este dios descubierto por el pensamiento, por la inteligencia movida por ese íntimo anhelo de la vida humana de ver y de ser vista（人类对看见和被看见有着内在渴望，这推动了思考与智力活动，并使人们发现了神的秘方——照亮一切的光）。”布兰科在诗集中多次用“破晓”“新光”“初光”描述精神的苏醒，例如：“Bucea en ti… y descubrirás cómo amanece el infinito（“潜入心灵深处……你将看见‘无限’如何在心中破晓）。”此句几乎直接重述了桑布拉诺所说的人类需要通过光来看见和被看见。光使得周遭的‘无限’变得明亮，被人重新发现。

此外，桑布拉诺在《林间空地》（Claros del bosque）中提出了“claro”（林间明亮的空地）这一关键意象。她认为在混沌、幽暗、痛苦的森林中，人会突然来到一片明亮的空地，而“所有真正的启示都发生在这片‘空地’上”。布兰科则在诗作中大量使用”开阔”“光场”“宇宙的空白地带”等意象，尤其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体验时，该特点更为鲜明。这些意象与桑布拉诺提出的“明亮的空地”形成呼应，二者均指向世界骤然敞开的时刻。

桑布拉诺认为，自启蒙时代以降，西方文明长期将逻辑理性（logical rationality）奉为最高准则，这使得灵魂被迫隐藏；而真正的知识则源于“灵魂的出场”（salida del alma）。灵魂不应被禁锢于理性、历史、社会的结构中，它必须“走出来”，让自身得以显现。在《致乌尔利尔的赞歌》中，诗人的灵魂以不断上升的形式出现，如：“mi alma asciende a un cielo de orden，a un paraíso de pureza y geometría（我的灵魂升向秩序的苍穹，抵达纯净和法则的天国）。”这种灵魂的出场不囿于神秘主义的神学维度，而是以桑布拉诺所倡导的哲学-诗性方式呈现，让知识得以生发。

桑布拉诺并非要回到神秘主义，而是力图构建一种“现代灵性”。她在《人与神性》中指出，现代人既失去了宗教，又无法用纯科学认知自我，因此需要新的灵性体系——一个既不依附宗教、又能超越经验世界的空间。这正是《致乌尔利尔的赞歌》的核心精神所在。布兰科阐释乌尔利尔（Urlil）这一符号说：“Urlil es la luz primordial, cuya pureza resplandece en todo lo bello que hay en el mundo（乌尔利尔是本源之光，其纯粹在世间一切美好之物中闪耀）。”本源之光的灵感可能源于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但其范畴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宗教或文化，而是“绝对”“本源”“无限”的代表。这缕本源之光是人类在苦难、爱、真理追寻中体验到的“不可言说的在场”（ineffable presence）。《致乌尔利尔的赞歌》恰好是对这种“新灵性”传统的延续。可以说，诗集不仅与桑布拉诺在思想上一脉相承，更可以被视作是其“诗性理性”概念在诗歌创作中的高度彰显。桑布拉诺和布兰科都将诗歌与哲学联结，构建了“光的思想”——这种思想既扎根传统又超越传统；既源于西班牙文化，又属于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作为文化意象与精神传统出现在诗集中。通过与中华文明对话，布兰科构筑了跨文明、跨宗教、跨哲学谱系的“普遍灵性”。在此意义上，东方元素并非单纯的文化符号，而是构成诗歌思想力量的“第二脉络”。

诗中对于“光”的言说、认知的方式和灵魂的姿态，皆在与中国传统对话之中获得了新的深度。诗人首先将中国描绘为光的原野：“¡Oh mundo! ¡Oh esplendorde lo que siempre inspira! Tu luz es un espacio infinito, exhalación larga y sonora de un alma que se expande（哦世界！灵感之物汇聚的光辉！你的光芒是无垠的空间，是灵魂舒展时悠长而明亮的呼吸）。”此处“中国”被等同于“光的空间”，是灵魂呼出的气息。这种气韵化的表达，与中国古典哲学中“气生万物”“气化万象”的形上观念暗暗相连。光化作气，空间成为气的流动，而中国则成为“流动光明”的象征性文明体。诗人形容长城为“un dragón recostado en la montaña（卧于山脊之巨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龙象征着“气”的流动、天地灵力的贯通以及阴阳交汇的动力结构。接着诗人写道：“Sólo ansío traspasarte, porque anhelo superar todo lo que el hombre conoce（我只渴望跨越你，因为我渴望超越人所知的一切）。”此时长城不再是“阻隔”，而是成为“通达”的阈限，象征人类精神突破有限之境、抵达无限之境的契机。随后，诗人与乐山大佛相遇，为其庄严静穆的力量所震撼：“Quedé sobrecogido por tu buda gigante… para unir al hombre con la naturaleza（我惊异于巨大的佛像……使得人与自然相融一体）。”在诗中，大佛面对的是奔涌的河流，石刻的身体与自然浑然一体，而“人”在佛像前被重新归入宇宙整体的呼吸之中。佛陀的光化作慈悲与智慧的力量：“Su dulce sonrisa irradia paz… eleva el alma（他温柔的微笑散发安宁……让灵魂升华）。”

在《中国篇》（China）里，诗人的语气愈发带有某种返本归源的意味。譬如“Loindescriptibletomóvidaante mis ojos; lo inefable inundó mi alma con su fulgor puro（不可描述者在我眼前焕发生机；不可言说者以纯净辉光浸透我的灵魂）”。在中国的风景中，他终于得以看见那“不可言说的存在”。这与《庄子》中“得意忘言”的境界高度契合——真正的道无法通过概念去认知，唯有凭借灵魂的直觉与顿悟才能领会。中国由此成为诗人在“光”的冥想旅途中抵达的本真之境。在此处，思维转化为观照，观照转化为澄明，而澄明本身即是光。

这种书写不止是对建筑的赞美，更是将光的哲学系统融入中国的美学符号中。诗人眼中寺塔、石窟、大佛皆是“光之容器”——是人类以物质为光搭建的居所，让光在时间中留存、在空间中可见。正如诗人所言：“Si del Oriente viene la luz, comience nuestra búsqueda por las tierras que primero ven la pujante claridad del Sol（既然光来自东方，我们的追寻便应从最先迎见蓬勃晨光的土地开始）。”正因如此，他以东方为起点开启了环球之旅。诗人将“东方的光”视作精神的晨曦，即文化、智慧乃至本体层面的起点。这种理解不再是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东方情调，而是一条真正的追寻光的路径。

综观全书，《致乌尔利尔的赞歌》所点亮的并非单一文明的灯盏，而是一条跨越哲学、宗教、诗学与灵性传统的“光之谱系”。这缕“光”既源自安达卢斯的智性之光，也包含西班牙黄金世纪的神秘之光，更凝聚了桑布拉诺的“诗性理性”之光。布兰科把这些看似零散的传统融入一架向上延伸的阶梯，让光成为联结东西、贯穿古今的精神媒介。在布兰科的诗句中，光不再只是隐喻，其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读者也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与光同行的旅人。

来源：王珑兴（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