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军科复合体”时代

文 | 最话FunTalk，作者 | 何伊然，编辑 | 刘宇翔

1814年，尚普兰湖来了一艘外型奇特的军舰，它名为德莫罗哥斯号，是世界第一艘蒸汽动力炮舰。在那场战役中，德莫罗哥斯号主要承担移动炮台和运输支援，作用有限，但它开创了蒸汽动力用于军事的先河，为“蒸汽铁甲舰革命”奠定了基础。

而彼时，距离1712年纽科门制造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已经整整过去了102年。

40年后的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英法联军大规模使用电报进行远程战略通信，指挥调度、传递情报，电力技术首次系统性地应用于战争。而这种改变战争形态的发明，距离1831年由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原理，奠定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理论基础，仅仅间隔了23年。此后，电力应用迅速扩展到探照灯、水雷等军事领域。

1876年，尼古拉斯·奥托成功制造了第一台实用的四冲程煤气内燃机。当时欧洲正处在漫长的和平时间，期间并没有大规模战争。直到35年后的1911年的意土战争，意大利军队使用搭载内燃机的“布莱里奥”XI型单翼机进行侦察，并于同年11月1日投下第一枚航空炸弹，内燃机作为航空动力才直接参与战争。

仅仅三年后，潘多拉魔盒终于被打开。一战爆发，内燃机被广泛用于坦克、汽车、军舰、潜艇、飞机、军工厂车间。在技术革命加持下，战争节奏加快，收割人命的“效率”快速提升。

1936年，艾伦·图灵提出“图灵机”理论模型，为现代计算机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仅仅7年后，1943年英国就制造出“巨人”计算机，用于破译德国“洛伦兹”密码。从计算机理论基础的提出，到实战仅约7年。

从发明到战场，蒸汽机用了约102年，内燃机用了约35年，电力用了约23年，信息技术只用了约7年。技术被应用于军事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或者说技术发明正加速军事化。

二战将战争形态带入由信息和计算能力主导的新时代，人类也进入了由国家资助基础科学、技术的时代，技术与军事从未像这个时代这样深度捆绑，很多技术突破本身就是为军事用途服务的。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军事技术的投资促进了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研发，这些投资间接支持了硅谷地区的高科技企业成长。

高科技企业专注的现代技术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建立在庞大的现有知识体系之上，研发迭代速度呈指数级增长，军民两用性越来越强。许多技术，如GPS、无人机是在军用领域成熟后，才外溢到民用领域，而民用市场的快速迭代，反过来又被军用采购。

至于人工智能，在军事应用如自主目标识别、决策支持、信息战，几乎与民用发展同步进行，转化间隔可能缩短至零或仅有几个月。

从人类历史来看，再也没有比消灭同类的技术，更让人类狂喜的了。或许，我们正站在“天网”的门口，还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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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突然空袭。

这是以色列空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作战出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效最为显著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同时遇难的还有多名伊朗高级官员。

根据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掌握了哈梅内伊和伊朗革命卫队通信方式和转移规律，在确定哈梅内伊会参加一场高级官员会议后，原本计划在夜间发动的打击被提前到白天执行。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汤姆·科顿承认，美国有着“精妙的情报收集手段”，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中东地区的战火还在延续，但是媒体的焦点并非只聚焦于战场。随着披露的消息越来越多，AI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引起争议，Anthropic和其名下的Claude更是卷入风暴中心。

据媒体报道，在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两次关键行动中，Claude都直接进入了实战杀伤链，包括但不限于多源情报的汇总与分析、通信数据和人员轨迹的挖掘、行动路线与风险点的模拟推演以及为一线指挥提供动态决策建议。

这或许是在全球范围内，商用大模型第一次被公开证实直接参与高敏感军事行动。此时距离Transformer 深度学习模型架构的发明，不到九年。

AI不再是演习里的配角。那么，一款民用领域的AI，是怎么堂而皇之出现在了战场上？

实际上，Anthropic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合作并非始于正式的直接合同，而是和美军合作商帕兰蒂尔的合作。

2003年，PayPal创始人Peter Thiel和合作伙伴创立数据分析公司帕兰蒂尔，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向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提供定制化数据分析平台。在猎杀本·拉登等军事行动中，帕兰蒂尔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军火商”

Peter Thiel一向是硅谷异类，虽然他本人是同性恋，但是他的政治观点颇为保守。从九十年代起，他就明确反对美国大学校园里弥漫的多元文化思潮，2016年更是少数具名站台和捐款支持特朗普参选的硅谷大佬

2015年，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在Peter Thiel麾下的风投公司就职。随后，两个人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不仅共同投资了以保守派受众为主体的视频平台Rumble，Peter Thiel更是通过政治捐款将万斯推向了政界，成为特朗普再度竞选美国总统的搭档。

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帕兰蒂尔“硅谷军火商”的位置更加稳固。随着AI浪潮越来越热，帕兰蒂尔自然也需要找到合适的AI合作商来完善其数据分析工具。

2022年12月，Anthropic创建了一套提升AI系统的安全性、无害性和透明度的AI伦理与安全原则，所谓“宪法AI”，其核心理念是通过一组预先定义的原则（即“宪法”）来引导AI进行自我批评与修正，检查是否有“坏”的内容，决定是否放行，使AI系统的输出更安全。

因此，相比其他AI大模型，Claude突出特点是低幻觉率、逻辑稳定、超长上下文处理能力，可以一次性处理海量文件。

在军事领域来说，安全、准确、合规性强远比互动性、体验感流畅重要。2024年11月，Anthropic和帕兰蒂尔官宣战略合作。

2025年7月，五角大楼又高调宣布与Anthropic达成正式合作协议，金额上线为2亿美元。此外，美军也和谷歌、OpenAI、xAI达成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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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的公告，在技术层面，Claude通过与Palantir AI Platform (AIP)的深度集成，实现了对海量非结构化战场数据的实时处理，处理全流程在物理隔离的机密网络内完成，无需外部API调用。

Anthropic由此成为首个将硅谷AI模型部署至美国政府机密网络的企业，也是首家为国家安全领域客户定制专属政府版AI模型的公司，为情报与国防行动中的复杂数据处理与分析提供支持。

虽然Claude融入了军事领域，但是Anthropic并不认为自己是军工产业的一环，这样的认知分歧使得双方在近期爆发了巨大的冲突。

硅谷一直有着浓重的“反战”色彩。虽然硅谷的诞生带有浓重的军事订单色彩，但在60年代的反越战浪潮，一批工程师逃离了当时的军工体系，追求“技术改变世界”的理念。90年代起，硅谷企业又用“不作恶”“连接世界”的价值观倡导技术要超越国家限制，服务全人类。

Anthropic当时在跟帕兰蒂尔的合约和公开使用政策里特意写下了两条所谓的“伦理红线”：一个是要求不用于针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国内监控；第二是不用于无人类监督的全自动致命武器系统。

然而，2026年美军对委内瑞拉的突袭打破了双方相安无事的瓶颈。

由于Claude在委内瑞拉行动中被使用，Anthropic开展了内部核查，这引起了军方强烈不满。五角大楼认为，所有合法军事用途均可使用，在美军逻辑里，委内瑞拉的突袭自然也被归类在“合法军事任务”之内，企业写在纸面上的伦理约束在军方的解释框架里几乎不具备实际约束力。

2月，双方在舆论场上频频打嘴仗。美国国防部直接要求Anthropic删除伦理限制，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则断然拒绝，“我们无法违背良知接受军方要求。”

阿莫迪也留有回旋余地。他强调，Anthropic的技术为美军带来巨大价值，希望在保留两项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继续为国防部及作战人员提供服务。

可能阿莫迪也没有想到，在双方还处在针对具体条款进行博弈时，五角大楼早就和以色列确定了对伊朗的作战计划。

2月27日，白宫直接宣布联邦机构将在六个月内全面停用Claude。紧接着，国防部将Anthropic列入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名单，禁止所有军工承包商与其合作。当晚，OpenAI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将为美国军方机密网络提供AI服务。

第二天，美军发动了对伊朗的突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行动中仍使用了Claude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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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国防部强化合作的时间节点正撞伊朗袭击爆发，OpenAI一下子成为舆论场上的众矢之的，大批用户涌入应用商店给ChatGPT打上低分差评，卸载量暴增295%。与之相反，Claude下载量呈爆炸式增长。

奥尔特曼不得不承认，先前的表态过于草率，合作看起来“机会主义”。OpenAI宣称，跟国防部签订的合同设定红线，对自身安全系统拥有完全决定权，或许是为了平息舆论，OpenAI强调，已向政府明确表明立场，Anthropic不应被贴上“供应链风险”的标签。

3月2日，Claude在全球范围出现大面积服务中断。Anthropic称，过去一周全球用户对Claude需求呈现“空前”增长态势，服务器集群承受了巨大压力。

如果只看表面，似乎科技公司跟美国军方合作是一种“污点”，Anthropic则是“反抗英雄”。

但不要忘了，到现在为止，只有Claude明确被证实应用到了军事行动之中，Claude也是AI行业卷入战场纷争后最大的受益者——不仅获得了新用户，还成为各国高度关注且研究的对象。

这揭开了美国科技行业一个公开却很少被明说的潜规则：美国军方一直是前沿科技最重要的推动者和投资者之一，军方认可从来不会给科技企业拖后腿，反而是“飞跃”的关键变量。

硅谷跟五角大楼的关系就是一场公开反战、私下暧昧的拧巴表演。明面上，工程师高举技术伦理大旗，把军工复合体当成资本世界的反派；可一旦关上会议室大门，老板们都清楚要悄悄伸进战争的钱袋子里。

这样的例子在美国比比皆是：

2019年，微软拿下了来自美国军方总额百亿美元的国防云项目，后又签订了AR战术装备合同，进一步巩固了在云计算和硬件领域的优势；

2022年，SpaceX成立名为“星盾”的新业务部门，专门服务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和五角大楼；

2025年，得益特朗普的高度重视，帕兰蒂尔来自美国政府的销售额大增66%，财年营收同比增长56%，美国陆军提供的十年期上限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框架合同更是成为公司业绩核心引擎。

美国科技行业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参与军事领域，新的“军科复合体”俨然成型。只不过，出于舆论、人才稳定、国际市场等考虑，美国科技公司普遍有一套成熟的默契：只做不说，刻意切割直接关联。多用“国家安全”“网络安全”这类中性词，少提“作战”“打击”，并通过第三方承包商交付。

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是，拜登政府时期曾着力推动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诉讼，甚至有拆分谷歌的想法，一时间反垄断成为显学。但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科技巨头们施展金元攻势，姿态臣服，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态度也180度大转弯，从反垄断的剑拔弩张到紧密合作。

特朗普家族与硅谷富豪圈的关系世人皆知，从其社交媒体公司上市到数字币项目，特朗普家族赚得盆满钵满。而奥尔特曼、埃里森、孙正义联合主导的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星际之门”，更是为特朗普量身定制的献礼工程。

当然，以上并不是美国从军工复合体进入到“军科复合体”的根本原因，促使特朗普政府对科技行业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还是AI已经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砝码，为了压制对手，对科技行业的态度自然从反垄断到极力扶持。

在大国竞争的框架下，最顶尖的技术很难做到中立。当前的挑战早已不是AI会不会介入军事，因为这已是既定的事实。AI治理正在进入“规则滞后、竞争失控”的新阶段。

犹如上世纪那份影响深远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AI技术在军事领域是否也应该有所限制？各国之间能否建立起一套共同认可、真正落地的AI使用红线？

如果AI无节制地沦为暴力冲突的加速器和放大镜，这个世界可能会滑向又一场失控的军备竞赛。

那可能会是人类的最后一场军备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