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龙山
三线厂“企业办社会”,是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我国军工和重工业企业形成的独特现象。简单说,就是企业不只是搞生产,还要包揽职工及家属“生老病死、吃穿住行”所有的生活服务和管理。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国家战略需求和现实困境共同造成的,不能简单说它好或不好,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客观看它的历史价值和时代局限,也能从它的转型中得到一些启示。本文就以鄂西小三线企业——国营第846厂(对外厂名国营卫东机械厂)为例,回顾三线厂“企业办社会”的过往。
国营第846厂隶属于湖北省国防科工办,1964年始建,是三线建设时期湖北最早建成投产的小三线厂,主要生产手榴弹、枪榴弹等轻武器弹药,在深山之中为国防建设筑牢屏障,厂区占地面积67公顷,分为生产区、生活区、西片区三个部分,鼎盛时期俨然一座功能完备的“军工城”。和所有三线厂一样,卫东厂建厂初期,首要解决的就是“三通一平”问题,而最突出的,就是职工的吃、住、行等基本生活难题。
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卫东厂“企业办社会”的形成,和所有三线厂一样,核心是“备战优先”的战略要求和“偏远选址”的现实条件,再加上当时的制度和人员情况,让企业不得不承担起本该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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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卫东厂大礼堂)
从战略背景来说,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布局工业,卫东厂选址在鄂西北深山的孙家冲,远离城市,周边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更是一片空白。建厂初期,孙家冲只有两口井,随着工厂建成,职工及家属增加到150多户,井水根本不够用,大家只能喝“孙冲湖”的山水。工厂后来在汉江边建了水厂,可没过多久,为了统筹调配资源,襄阳地区把水厂收回,供其他三线单位使用,这也是当时“全国一盘棋”的真实体现。
从制度和资源分配来看,当时三线企业实行“国家包干”,生产计划、物资供应、盈亏都由国家负责,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却要承担稳定职工队伍的责任。那时候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还不完善,政府没法把学校、医院等服务延伸到深山里的厂区,企业只能自己动手,填补这些空白。
从人员结构来看,卫东厂的职工是从武汉、天潜江沔、襄阳周边及山西、陕西等西北老军工厂援建的技术工人、工程师,还有后来的退伍转业老兵,他们远离家乡,扎根深山搞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生活、教育、医疗等问题。为了留住人、让大家安心生产,工厂只能一步步建起完整的生活服务体系,这也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三线精神的真实写照。
二、特定时期的积极作用与贡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卫东厂“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保障了军工生产的顺利推进,也让深山里的职工有了安稳的生活,还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一是保障了国防生产的顺利开展。卫东厂的核心任务是生产军工产品,直接供应部队,为国防战备提供保障。而完善的生活配套,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稳定了职工队伍。从最初的330名职工,发展到1666名职工(不含家属),大家能扎根深山、坚守岗位,离不开工厂提供的各类生活保障,也正是这样,工厂才能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
二是解决了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完善了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建厂初期,工厂建了简易大食堂,后来规模扩大,又建了车间食堂、客餐食堂、高管食堂等,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食堂。当时有明确规定,对双职工不供应粉蒸肉、排骨汤、红烧鱼等硬菜,早餐不供应豆浆、豆腐脑和糊辣汤,只提供馒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最大限度保障了职工的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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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卫东职工新食堂)
住房方面,当时政府有严格规定,一户一室不超过16平方米,一户三室最多36平方米。建厂前5年,职工大多住“干打垒”和工棚,1970年进厂的退伍老兵,甚至和老鼠、蛇为伴近20年,才住进不足40平方米的楼房。厕所也有严格规定,不准建水冲厕所,办公场所不能建室内厕所,只能建简易旱厕,这都是当时“勤俭办一切”的要求。
交通方面,建厂初期,工厂到襄阳城区只有一条小道和水渠土埂,10多里路全靠步行,后来才有自行车,工厂初期只有一辆卡车和一辆罗马吉普车,能坐上的人寥寥无几。直到1998年10月1日,工厂才有了自己的通勤车,后来又协调开通了公交,虽然还有不满,但总算解决了职工出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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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98年10月1日,卫东通勤车启动仪式照片)
教育方面,这是卫东厂“企业办社会”的重点。工厂有自己的幼儿园,初期和邻近生产大队合办“育红小学”,后来建起了完整的子弟学校,学前班到高中一应俱全,兴旺时教职工36人,在校生600多人,还是襄阳市多年的红旗学校;此外,工厂还办了“7.21大学”、技工学校,后来还设立了高等教育教学站,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解决了职工子女上学和职工提升的需求。2003年,子弟校被划归地方教育局后停办,给三线第三代上学带来了困难。
除此之外,工厂还建了职工医院,实现“小病不出厂”;成立服务公司,开办澡堂、理发店、百货商店、煤店、邮电支局等,职工凭票打开水,男职工每月有一张理发票,女职工有理发补贴,基本能满足职工及家属的日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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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今日“孙冲水库”)
三是凝聚了人心,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卫东厂的职工及家属长期生活在孙家冲,形成了紧密的生活共同体。工厂的文娱活动十分丰富,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编排的《沙家浜》等节目在周边轰动一时,还投入巨资添置乐器;有电影放映队,能第一时间放映新电影,每周定期放映,让其他厂矿十分羡慕;还有各类竞技队和图书阅览室,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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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卫东人自娱自乐的“钓蚌”和“划旱船”)
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时任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胜辉带领全体职工,自力更生修筑厂区“洋灰路”,没有水泥就亲自去武汉争取批条,干部职工24小时三班倒,没有加班费,只有一碗2毛5分钱的夜餐饭,苦战近200天终于建成,这种“马路精神”,至今还激励着卫东人,后来这条主干道被命名为“胜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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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第二次翻新铺设的卫东大道)
这些配套设施和文化活动,不仅增强了职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也填补了鄂西北深山公共服务的空白,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直到现在,卫东厂的老建筑上,还保留着当年的红色标语,老职工们也珍藏着厂徽、工作证等物品,把孙家冲当成了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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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保存完好的“红色标语”)
三、市场经济下的突出弊端与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卫东厂“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慢慢暴露出诸多问题,成了企业发展的负担,阻碍了企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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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卫东厂大礼堂内部)
首先,加重了企业的经济负担,让企业没法专心搞生产。工厂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维持学校、医院、食堂、澡堂等各类设施的运转,还要支付相关人员的工资,挤占了生产和研发资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的历史使命逐渐转变,军工订单减少,卫东厂开始转向民品生产,但沉重的社会服务负担,让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发展举步维艰,最终在2003年进行改制。
其次,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其他三线厂一样,卫东厂自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服务体系,而周边其他三线厂也各建一套,缺乏统筹规划,导致学校、医院等资源重复建设,师资、医疗力量分散,没法形成规模效应,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最后,阻碍了企业的市场化转型。长期承担社会服务职能,让企业形成了“等靠要”的计划经济思维,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而且,企业既要管生产,又要管职工的吃喝拉撒,精力分散,没法适应市场经济下“政企分开、权责清晰”的要求,转型难度极大。就像卫东厂,虽然尝试转向民品生产,但最终还是因负担过重,不得不进行改制,老厂区也逐渐沉寂。
四、从“企业办社会”到“社会办服务”的必然跨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卫东厂在内的三线企业,开始逐步搬迁、改制,剥离社会服务职能,“企业办社会”模式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政企分开、社企分离”的改革方向,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给新时代工业企业发展带来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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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东厂的转型,就是三线企业转型的一个缩影:2003年,工厂进行改制,子弟校无偿划归地方教育局,职工医院、食堂等社会服务设施也逐步移交地方或市场化运营,职工的社保、养老等也纳入地方统筹,企业逐渐剥离非生产职能,尝试聚焦主业、轻装上阵。虽然转型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比如子弟校停办后职工子女上学难等问题,但总体上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这其中的核心启示就是:企业的核心任务是生产经营,社会服务职能,本该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来承担,“政企分开、社企分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三线厂“企业办社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无奈选择,在当时保障了国防生产和职工生活,但随着时代发展,必须及时调整,否则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负担。同时,转型过程中,也要兼顾历史遗留问题,妥善安置职工、保护工业遗产、传承三线精神,实现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赢。
五、历史的产物,时代的印记
以卫东厂为代表的三线厂“企业办社会”现象,是三线建设时期“备战优先”战略和“偏远区位”现实共同作用的历史产物,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
它的历史价值,在于保障了国防战备生产的顺利推进,解决了深山里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填补了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空白,凝聚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忠诚奉献”的三线精神,也带动了内陆地区的发展。而它的时代局限,在于加重了企业负担,造成了资源浪费,阻碍了企业的市场化转型,随着时代发展,必然会被淘汰。
看待这一现象,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否定或肯定。它是那个时代里,国家、企业和个人相互支撑、共同奋斗的缩影,见证了我国工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跨越。如今,“企业办社会”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留下的经验和启示依然有现实意义:企业要聚焦主业、轻装上阵,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务、履行社会职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让三线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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