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人专家会议启动，临时领导委员会已运作，特朗普称有合适人选

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当地时间2月28日上午，哈梅内伊正与官员开会时，在导弹袭击中身亡。同时死亡的还有哈梅内伊的安全事务助理沙姆哈尼、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伊朗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情报主管阿萨迪、伊朗军情局长希拉齐等军事领导层。

哈梅内伊的死亡，会为伊朗带来什么影响？

为何特朗普敢说，他心中已有可执掌伊朗政权的“合适人选”。

哈梅内伊生前，身体已经不好了，面对美国以色列压力，构建了四层继任体系。第一层是作为“战时首席协调官”的拉里贾尼。今年1月，为了应对暗杀，哈梅内伊已任命前革命卫队指挥官拉里贾尼担任中央执政职务。哈梅内伊曾表示“完全相信”拉里贾尼能够处理危机，并在自己遭遇不测后领导国家。

在哈梅内伊的任命之后，拉里贾尼领导了一系列核心执政事务，包括应对国内的抗议活动，与美国的谈判。另外，拉里贾尼还负责主导战时计划的制定。

第二层是由拉里贾尼、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司法总监艾哈迈迪组成的“三驾马车”核心小组；第三层是每一位高级军政要员都必须备案最多四名副手；第四层则是在宗教圣城库姆设立一个由三名大阿亚图拉组成的“影子教法委员会”。

接下来，在紧急状态结束后，由88人组成的专家会议，按宪法程序启动最高领袖遴选，恢复正常政教合一体制。短期内拉里贾尼集团将主导进程，优先确保强硬派掌权，压制温和派与亲美势力。

不过，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3月1日开始工作的暂行最高领袖职责的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由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古拉姆侯赛因•莫赫森尼•埃杰伊及宪法监护委员会选出的法学家阿里礼萨•阿拉菲三人组成。

中长期的演化，则取决于两个博弈。第一个，革命卫队与教士集团之间的博弈。革命卫队作为伊朗最核心的强力部门，深度介入权力交接，掌控了军事、经济、情报等要害部门。教士集团，现在影响力下降，没有民心，但仍是政权合法性基础。

是革命卫队和教士集团达成妥协，共同维护神权体制，压缩政府、议会等世俗机构权力，强化国内安全管控，防范抗议与动荡。还是革命卫队干脆抛弃教士集团，转向世俗化？哈梅内伊生前，为了应对美国的打击，对军事体系做出了一项化整为零的安排，即当总部与地方军区联络中断时，地方军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军事打击，避免军事指挥体系瘫痪。这增强了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自主性。某种程度上，哈梅内伊死亡，给了革命卫队更大的问鼎权力的空间。

第二个，国内反美反以的观念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与高通胀、高失业民生困境，民众抗议之间的博弈。更直接的体现，则是保守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博弈。具体负责经济、民生事务的伊朗行政体系，比负责神权和军队的体系，更加温和，这是符合规律的。伊朗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对抗议、对拥核的立场都更温和。

但无论如何，接任者的精力将放在稳局势、稳民心、稳权力上，所以，肯定会软化。目前，伊朗的报复是有限的，控制了冲突规模，避免与美以直接全面开战。

美国则可以影响这两个博弈。哈梅内伊死后，美国、以色列会将此视为战略窗口，推动伊朗内部变革。特朗普就表示，他心中已有可执掌伊朗政权的“合适人选”。美国影响伊朗国内博弈的方法包括:持续军事打击、制裁、舆论战，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斩首持久战”。

当伊朗接任的领导人非常强硬时，那么，他就会陷入一个悖论。作为新接任者，在危急时刻，他需要和官员进行大量的接触，以掌握大局，获得民心。那么，他可能会死于美以一轮又一轮的袭击。

硬币的另一面是，如果他为了躲避美以袭击，深居简出，那么，即便活着，在政治上也是一种死亡。良好的信息管道，是掌权的保障。极度的保密行踪，必然损害信息的流通。极度保密，接触的人极少，连高级军官都不能确定领导人的生死。那么，接任者的人身安全，权力体系，都会被斩首持久战压制。斩首阴影之下的权力，会受到严重干扰，对威望很高、树大根深的哈梅内伊如此，对于觊觎者众的接任者更是如此，这是不可维持局面的。泽连斯基如果一个月不露面，只有10个人知道他的行踪，乌克兰维持不了那么久。

遥控指挥，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不是拉登的时代了，国家掌控者所需要的接触，远高于拉登。更重要的是，拉登那个时代，依靠录像就能激励战士。如今，录像只会被怀疑为AI。必须要足够多的人看到，必须要足够多的角度，足够多的手机拍到，足够多不同渠道流出的视频，才能被认为是真的。但接触足够多的人，在国内各派争斗的情况下，一定会泄露行踪。

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第一次做类似的事，既然已经干过一次了，就不怕第二次。国际社会震惊过一次、两次，震惊就会变小，这是人类的心理规律。这会改变高层的心理，各自的算盘，进而促进伊朗国内博弈局势的均衡点，向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移动。

伊朗找不到破解这个威胁的办法。对等报复在法理上，其实没有太大问题。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美国总统是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即三军总司令。

对等报复，在技术上也没有太大问题。如果只是远程轰炸，伊朗的还击目标只能是周边的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这在技术上是完全不对等的。而美国和以色列虽然能通过精确制导，实现对伊朗高管的袭击，但伊朗没有洲际导弹，狙击枪和死士总是有的。所以，实质上，这种方法不是美国用尽了技术优势，而是放下了技术优势。

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需要一场胜利，也需要进一步压低油价，冲抵关税导致的国内物价上升，但受国内政治、舆论、战争成本的约束，特朗普承受不起美国士兵的重大伤亡。否则，重大伤亡是对MAGA群体的背叛，中期选举后，他很可能陷入被弹劾的困境。但他需要胜利，从这个角度，特朗普是被迫选择这种战术，因为他可能会承担对等报复，对于内塔尼亚胡也同样如此。而相对特朗普，伊朗的接任者选择的空间更大。

更重要的是，对美国实施对等报复，必然招来再次报复。这不是特朗普的继任者万斯能决定的，而是国内民意决定的，反正风险是万斯承担。美国的报复几乎能成功，即便不成功，斩首阴影下的权力，是不稳固的。但对伊朗而言，是否报复，取决于继任者。那么，这个循环必然在伊朗这里中断。

当这个信息作为博弈双方都知道的“公共信息”，伊朗接任者的理性决策，就不会实施对等报复，也不会选择实质性的强硬。这一点，经过沙盘推演，特朗普能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风险相对较小。那么，特朗普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这个方法，影响伊朗国内的博弈格局，直到达到自己想要的均衡。从这个角度，本质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术，不仅仅是基于技术的，也是基于双方政治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