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受益匪浅的美国，为什么要搞逆全球化？

为何全球化最大受益者要主动破坏这一体系？

我们都知道，二战后主导全球秩序的，就是美国，所以美国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最大赢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世界贸易组织，从美元霸权到跨国资金流动，美国构建的全球化体系为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国际影响力。

但特朗普上任后，奉行自己的美国优先，对各国征收关税，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这一切似乎都在宣告美国正在背离自己亲手建立的全球化体系。

美国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但为什么又要搞逆全球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哪些利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估，2026年美国实际GDP预计增长2.6%，较2025年略有回落，但仍然处于中速增长区间。

我们都知道，美国今天人均GDP已经来到8万美元，对一个8万美元的经济体来说，还能够实现2.6%的增长，其实非常了不起。

而支撑美国这一增长的核心，主要就来自两大板块。第一是服务业的强势，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从3119亿美元攀升至3395亿美元，涨幅近9%；第二个就是美国高科技制造业的产能释放，2025年美国制造业宣布的回流项目对应24万个工作岗位，其中90%都是高科技制造。

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拥有绝对优势。2025年服务出口额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占全球13%，知识产权使用费年收入1440亿美元。AI、金融、法律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预计推动服务顺差突破3600亿美元，支撑了美国410万个高薪岗位。

全球化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国际规则的博弈。美国通过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掌握了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

这种软实力可以让美国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利益。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可以让美国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配置优势。苹果公司供应链全球化程度高达80%以上，沃尔玛等零售巨头的进口商品占比也高达68%，服装、家具、电子产品等品类的进口占比更是超过80%，这些都是美国人可以享受到物美价廉商品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对美国而言也意味着代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经历了大规模的外迁。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制造业岗位流失率高达37%，匹茨堡的钢铁厂关闭后，十年间就减少了6.5万个工作岗位。曾经的工业中心也逐渐沦为“铁锈地带”，留下满目疮痍，克利夫兰制造业岗位流失65%，底特律人口更是从180万暴跌至70万，38%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就是美国全球化的另一面。

这种产业空心化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美国社会创伤。美国废弃厂房上的“美国制造”的标语被风雨侵蚀的只剩下制造二字，美国副总统万斯所写的《乡下人的悲歌》，恰恰是美国制造业流失的最佳写照。

全球化导致资金流入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制造业外迁也导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上世纪50年代的近30%降至目前的12%，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也从二战后的超过三分之一降至目前的8%左右。

换句话说，我们假设美国所有人都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红利，但对美国蓝领群体来说，他们则可能是美国全球化的代价。

美国蓝领工人群体的工资增幅也是所有人群中最低的。2023年1月，美国白领工资增幅接近2%，如今美国白领工资增幅约为3.7%；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23年1月，美国低收入者工资增幅在6%以上，但如今仅为1%左右。

越来越多美国低收入家庭成为“月光族”，2023年低收入家庭中月光族比例为27.1%，2025年上升至29%。

全球化导致失落的一代，也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根据美联储2025年最新数据，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把控了全国13.8%的财富，最底层的5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2.5%，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收入层面，更体现在地域发展、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性上。

特朗普为什么要逆全球化？

因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蓝领群体的不满情绪，并将其转化为竞选口号。他的美国优先简单直接，承诺重振制造业，增加本土就业，这对那些见证了工厂外迁、工作机会减少的工人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其实就是将经济焦虑和文化焦虑结合，打造了一个“被遗忘的美国”叙事。

在2024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工人群体中也取得了显著突破。数据显示，特朗普赢得了54%拉丁裔男性选票，较2020年增长了14个百分点；在年轻的非裔男性中，支持率也翻了一番，达到约30%，这些群体过去传统上都是蓝党的票仓，但在2024年却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特朗普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美国内部的变化。

传统上，美国红党的选民主体都是大学学位的白人白领和来自富裕城郊的乡村。但在特朗普时代，这一基础逐渐转变为白人蓝领，与此同时特朗普在部分少数族裔工薪群体中也取得了突破。

这种选民重组也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新现实。教育程度和城乡差距取代传统阶层和地域分别，成为主要区分选民的因素。在2016年的大选中，希拉里在无大学学位的白人蓝领选民群体中输给了特朗普39个百分点。

到了2024年，特朗普在拉丁裔和黑人工薪群体选民中的支持率又显著上升。

更通俗来说，过去美国是把重点放在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之上，所以要处理各种全球事务，分担盟友安全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红利带给美国的边际效益也开始递减，与此同时全球化负面效应不断加强，迫使美国内部出现了重大战略转向。

到了特朗普时代，不仅要美国优先，还要盟友自负防务费用，这些都体现了美国渴望聚焦本国利益，开始重新分配全球利益的决心。

制造业能否回流不重要，关税是否会导致商品成本上涨，也不重要，对美国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先创造收入，先吸引投资，其他的事慢慢解决。

当然，美国自己也知道，美国不可能真正逆全球化，美元的货币地位和美国的国际地位，仍然非常重要，而特朗普目前做的，其实也只是全球化的调整，这其中就包括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及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战略等等。

现在的美国是既要维护其在全球化中的利益，也要解决内部的社会分化问题。这就需要更精密的设计，而非简单的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的选择不仅影响自身，也影响全球。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逆全球化政策可能带来短期收益，但长期经济代价高昂。对美国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体系，让更多人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而非简单地回到保护主义的旧路。

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

end.

作者：罗sir，关心人、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