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紧急录制的德国电视二台谈话节目《硬碰硬》中,主持人路易斯·克拉姆罗特提出了那个令所有人揪心的问题:“这场新战争将走向何方?”在战争引发的迷雾中,整场讨论更像是在盲人摸象。
德国基社盟外事委员会成员斯特凡·迈尔显然站在了希望的一边。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呼吁,迈尔认为现在确实到了让伊朗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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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外交政策专家拉尔夫·斯特格纳则对此深表忧虑。他并不确定有关方面是否认真考虑过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后果。尽管盟军统帅们的言辞慷慨激昂,但承担后果的终究是普通人。斯特格纳认为,那种“只要再来一波轰炸,民众就会走上街头推翻政权”的想法纯属幻想。他主张在目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竭尽所能为伊朗反对派提供实质性帮助。
斯特格纳并未说明他口中的“反对派”究竟指代谁。德国电视一台《世界纵览》栏目记者、德籍伊朗裔媒体人伊莎贝尔·沙亚尼观察到,流亡海外的伊朗人中确实有人将希望寄托在伊朗前国王之子身上。而这位继任者是否是纯粹的民主派仍存疑问。这恰恰反映出流亡群体在绝望中寻找寄托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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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尔夫索恩则试图安抚观众的情绪。他声称,在伊朗境内,没有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不知道的秘密。通过分析各方信息可以看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少数族裔可能会在未来的联邦制国家架构中获得更强的地位,当然前提是这个国家在战火熄灭后依然存在。
德国电视一台驻特拉维夫记者索菲·冯·德·坦恩从以色列发回了现场报道。她观察到,尽管面临危险,以色列民众仍支持这场攻击,因为人们认为这能消除更大的威胁——即伊朗的核炸弹。特拉维夫的居民有完善的掩体和充足的避险时间。但谈到如何具体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冯·德·坦恩同样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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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走上街头的时机,沃尔夫索恩反驳称,现在并非伊朗人示威的最佳时刻。主持人克拉姆罗特随即引用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原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坐以待毙,时机即将到来。”沃尔夫索恩坚称,所谓的“即将”并非指“当下”。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在拥有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德黑兰,那些被号召起来革命的普通人,在炸弹落下时是否有足够的掩体和时间去躲避?遗憾的是,除了那位持怀疑态度的社民党专家,现场似乎没人真正关心这些平民的生计。
拉尔夫·斯特格纳最担心的是死亡,而伊莎贝尔·沙亚尼则以一种略带戏剧性的口吻指出,美以两国的轰炸在某种程度上“定下了某种叙事节奏”,至少为潜在的起义拉开了序幕。
德籍伊朗裔学生达妮埃拉·塞佩里提醒人们关注伊朗国内最脆弱的群体:政治犯们既要面对狱卒的专横,又要承受炸弹的威胁。她指出,相关政权正利用战争的阴影,变本加厉地镇压反对者。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如何发起革命,恐怕只有情报机构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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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塞佩里还批评了德国国内近期提高政治庇护门槛的做法。这种系统性的隔绝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将受害者直接推向了施暴者手中。
德国基社盟议员斯特凡·迈尔对此辩护称,德国政府绝不会坐视那些正试图逃往德国的人被恐怖政权吞噬。但他也明确表示,新移民政策不允许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考虑到伊朗有9000万人口,迈尔认为明智之举是支持伊朗的海外流亡群体和国内反对派,以寻求局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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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欧洲似乎并未掌握核心筹码。拉尔夫·斯特格纳坚持必须遵守国际法,而迈克尔·沃尔夫索恩则摇头表示,国际法在当前局势下只能作为一种假设存在。伊莎贝尔·沙亚尼打断了两人的争论,她感叹在欧洲遥控指挥或发表评论是极其容易的。
目前不仅是国际法的问题,更在于当它在现实政治中失效时,人们该如何应对。达妮埃拉·塞佩里最后指出,多年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一直在寻找各种理由,拒绝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如果早采取行动,局势是否会有所不同?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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