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历代解老庄者皆 “臆说”，我能逼近真义，只是诸多无奈

千古高见，唯在老庄

明代高僧释德清对老庄有一句千古定论，与朱熹所见高度相合：“中国圣人载道之言者，唯《老》一书而已；发挥老氏之道者，唯庄一人而已…… 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去老唯庄一人而已。”

在释德清眼中，诸子百家之中，真正载道、传道、悟道的，只有老子与庄子。这一判断，与朱熹 “老庄本义无人能解” 的感慨，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

真正懂道之人，从不乱解老庄；唯有臆度附会之辈，才把真经念歪。

朱熹对老庄的态度，既维护又批判，可称之为 “扬弃”。他说：“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

又评庄子：“庄子是一个大秀才，他事事识得。如《天下篇》后面乃是说孔子，似用快刀利斧斫将去，更无些碍，且无一句不着落”，“庄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

他甚至为老庄感到惋惜：“老庄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

在朱熹看来，历史上注解《老子》的人虽多，竟无一人贴近老子原意，全是 “臆说”，“极是陋”“九分乱道”。他自信：我若系统注解，必定能呈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更贴近原意的解释。

我读至此，深以为然。一部《道德经》流传两千多年，真正敢说 “读懂本义” 的人，寥寥无几。朱熹能有此觉悟，已远超后世许多望文生义的名家。

只是，他顾虑太多，不方便亲自作注、一一甄别。

朱熹的 “不方便”，主要有两点：

一是年已六十九岁，病重濒危（1130—1200），若系统作注，恐时日无多，半途而废；

二是他作为理学宗师，以复兴儒学、辟除 “异端” 为己任。虽深入研究佛老，最终目的却是 “出入释老，返归六经”。若亲注老庄，恐被误解为推崇异学，因此选择 “不欲得”，以明立场。

这一点尤其值得今人深思：真正懂老庄的人，往往因身份、立场、时代环境，不敢明说、不愿明说。后世解读越乱，恰恰因为敢说真话的人太少。

老子之书，自有许多好处，人如何不爱

学生曾问：杨朱爱身，其学亦浅近，为何举世宗尚？

朱熹答：“其学也不浅近，自有好处，便是老子之学。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如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

“张子房皆老氏之学”，“可畏！可畏！它计策不须多，只消两三次如此，高祖之业成矣。”

朱熹看得极准：后世用老子，多是用其 “术”，而失其 “道”。用权谋者多，体道者少，这也是老子思想越传越偏的原因。

王安石、司马光的 “有无断句”，皆非老子本意

有人问：《老子》“道可道” 一章，有人以 “常无”“常有” 为句，而 “欲” 字属下，如何？

朱熹直言：“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

“今读老子者亦多错。有名、无名，皆是一义，今读者（王安石、司马光）皆将‘有、无’作句。又如‘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只是说‘无欲、有欲’，今读者乃以‘无、有’为句，皆非老子之意。”

这一段堪称千古定评。直到今天，绝大多数通行本仍在错断 “常无 / 常有”，可见朱熹训诂之精，远超同代，更远超后世许多所谓权威注家。

朱熹解 “谷神”“玄牝”，堪称宋儒最高明

朱熹对《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的解释，确实精当，正如他自己所言：“某若拈出，便别。”

正淳问：“谷神不死，是为玄牝。”

曰：“谷虚。谷中有神，受声所以能响，受物所以生物。”

问 “谷神”。

曰：“谷只是虚而能受，神谓无所不应。它又云：‘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则虚而屈矣；有一物之不应，是动而不能出矣。”

问：“玄牝，或云，玄是众妙之门，牝是万物之祖。”

曰：“不是恁地说。牝只是木孔承笋，能受底物事。如今门闩谓之牡，环则谓牝；锁管便是牝，锁须便是牡。雌雄谓之牝牡，可见。玄者，谓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样底牝。”

方子问 “谷神不死”。

曰：“谷之虚也，声达焉，则响应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谓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说也。”

“玄牝盖言万物之感而应之不穷，又言受而不先。如言‘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契有左右，左所以衔右。言左契，受之义也。”

沈庄仲问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曰：“谷神是那个虚而应物底物事。”

又问 “常有欲以观其徼”，徼之义如何？

曰：“徼是那边徼，如边界相似，说那应接处。向来人皆作‘常无’‘常有’点，不若只作‘常有欲’‘常无欲’点。”

庄仲问 “道可道，非常道”。

曰：“道而可道，则非常道；名而可名，则非常名。”

又问 “玄” 之义。

曰：“玄，只是深远而至于黑窣窣地处，那便是众妙所在。”

朱熹解 “玄牝”，不玄、不神、不秘，全从物理、事理、文理出发，这才是 “以老解老” 的正路。后世把 “谷神” 解成元神、丹法、气功，全是偏离本义的臆说。

老子批评的对象，若孔孟亦有近似观点，朱熹便能接受

汉末魏晋直至隋唐，学术之争主要是佛道之争，儒家近乎摆设。正如张方平对王安石所言：“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

宋儒处境尴尬。经过五代纷乱与北宋 “重文抑武”，到北宋中期，三教并举，儒学开始复兴。宋儒以 “为往圣继绝学” 为担当，吸收佛道思想，以反制佛道、回归儒道。

两宋儒士，名为儒家，实则多儒道兼修或儒佛兼修。“北宋五子”、三苏皆如此，不像宋初三先生那样一味崇儒斥佛老，朱熹正是这一路的代表。

比如郭德元问：“老子云‘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又却问礼于他，不知何故？”

朱熹答：“他晓得礼之曲折，只是他说这是个无紧要底物事，不将为事…… 他曾为柱下史，故礼自是理会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说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圣人用礼时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说。《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语，便自有这个意思。”

对于老子 “批礼” 这一重大观点，朱熹居然能够接受，并以张载为证，认为老子与孔子 “说得如此好”。可见他虽 “辟老”，却不像石介那样一脚踢开，不说 “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 ，老聃“自胡入我中国”一类极端之语。

朱熹最可贵之处，在于不因人废言、不因立场废真理。老子说得对，他就承认；孔子说得对，他也坚持。这才是真正的治学态度。

朱熹虽自信，亦极谦虚：不懂便直说 “理会不得”

义刚问：“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曰：“从前理会此章不得。”

他只说从前理会不得，没说现在是否已懂。此后弟子也不再多问，大约朱熹也觉得此章难解，便谨慎搁置。这种态度，在《朱子语类》中多处可见，说明他对未明之义，始终保持谨慎。

又如问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他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车’是一句，谓以走马载粪车也。顷在江西见有所谓‘粪车’者，方晓此语。”

可见朱熹原不知 “马拉粪车” 这一实物，一直琢磨，直到亲眼所见才恍然大悟。

再如问：“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是车中之坐处否？”

曰：“恐不然。若以坐处为无，则上文自是就辐毂而言，与下文‘户牖’‘埏埴’是一例语。某尝思之，无是毂中空处。惟其中空，故能受轴而运转不穷。犹伞柄上木管子，众骨所会者，不知名何。缘管子中空，又可受伞柄，而辟阖下上。车之毂亦犹是也。庄子所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亦此意。”

回答留有余地，说明自己尚不敢定案，这正是他的谦虚。

反观今人，一知半解便敢大言不惭、敢下绝对判断、敢自创体系。朱熹的 “理会不得” 四个字，足以羞煞后世无数 “大师”。

朱熹更重道家，轻佛家：佛家多 “偷” 道家之意

有人说庄子多禅意，那么佛与道相比如何？

朱熹明显更倾向道家：“无人理会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动得人，恐非佛教之比…… 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

他与弟子论佛老，最常用一个字 ——“偷”：

“佛氏之学亦出于杨氏（杨朱）。”

“佛家先偷列子。”

“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

“只是盗袭庄子之说。”

“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 大抵多是剽窃老子列子意思。”“西域夷狄人”，怎会做中国样文字，“皆中国文士润色成之。”

他又感叹道家后人不兴：

“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道教最衰，儒教虽不甚振，然犹有学者斑斑驳驳，说些义理。”

南北朝以后，佛家渐大，两家又 “互偷”，只是：

“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处。譬如道家有个宝藏，被佛家偷去；后来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砾，殊可笑也。”

所以总体来看，朱熹同情道家，而对佛家评价不高：

“释老，其气象规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学，尚自理会自家一个浑身，释氏则自家一个浑身都不管了。”

朱熹这一判断，直指根本：道家始终不离现世、生命、治理、自然；佛家则偏向出世、空寂、解脱。

老子的智慧，是活在人间的智慧；后世把老子神秘化、宗教化，恰恰是丢了他最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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