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其：中阿文明交流的使者——记刘麟瑞父女

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燕园絮语》（2025年，世联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权发布。

案头安放着一本装祯精美的巨著，洋洋洒洒六十万字。读着它，唤起了我对20世纪后半期我家邻居刘家的回忆。

在我家身后，中关园西北角，居住着一家三口。户主刘麟瑞（1917-1995）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教授。我印象中的刘先生，不但学问好、品行佳，且形象高大、挺拔、高雅、端正，颇有气派。

我家与刘家比较熟悉，一方面因家父与刘先生同在东语系共事，而且刘伯母是位和蔼可亲、端庄高雅、善良热情的女士，她有时来我家串门聊天，我祖母特别喜欢他们一家。另外，更因他们的爱女刘慧与我是小学整整六年的同窗。她是一个贤慧、端正、漂亮、品学兼优的女孩儿。后来，她果然很有成就，看来也是情理之中。当然，此乃后话。

遥远神秘的阿拉伯世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中国小孩儿的脑海里，阿拉伯世界既遥远又神秘。 那白色绿色相间的清真寺，身着白色长袍、头戴白色、红白/黑白格头巾的阿拉伯男人、裹着长衫、围着头巾，仅露出一双明亮闪动大眼睛的阿拉伯妇女、无垠的沙漠、悠长的骆驼队、《一千零一夜》中脍炙人口引人入胜的小故事、阿里巴巴与“芝麻开门”的情节、阿拉丁神灯的奇幻，都折射出阿拉伯人的古老智慧，也更增强了那个世界的吸引力。

更令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充满好奇的，是阿拉伯语那奇特的字母和书写方式，感觉它无异于天书，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语言之一。现在才明白，阿拉伯语属亚非语系闪米特语。阿拉伯字母共28个辅音字母，从右向左书写。据说发音比较难， 包含一些汉语中没有的发音，如 喉音、咽音、顶音。语法结构也极其复杂，性、数、格：名词分阴阳性，复数形式复杂；句子成分需通过“格位”体现，还有动词变位，动词需根据人称、性别、时态进行复杂变位。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困难和奇特的语言，我们也只能望而却步了。

阿拉伯古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长期以来，在很大一部分国人心目中，只知崇拜欧美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和历史却知之甚少，特别是对阿拉伯人的独特贡献严重估计不足。在初步涉猎世界历史后，方知阿拉伯文化是世界伟大文化之一。阿拉伯人的贡献跨越科学、哲学、艺术、语言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乃至全球文明的发展。他们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了创新者、传播者、桥梁与使者的关键角色。

阿拉伯人作出过几个核心贡献。在数学方面，他们引入并推广印度数字系统（包括“0”的概念），经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后成为现代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在代数学、三角学、球面几何的发展，天文和航海学方面奠定基础。他们改进古希腊托勒密体系，建立精密天文观测台。他们对航海仪器如星盘、象限仪的改良，助力了大航海时代。阿维森纳的《医典》成为欧洲医学教科书数百年。拉齐（Rhazes）首次区分天花与麻疹，并倡导临床观察。在化学领域，他们发明蒸馏、结晶等实验方法，奠定现代化学术语基础，如英文“酒精”（Alcohol）就源自阿拉伯语。

在人文思想方面，阿拉伯人的贡献尤为突出。8至10世纪，在阿拔斯王朝资助下发生的“翻译运动”，系统翻译了古希腊、波斯、印度典籍，保存了古典学术。这些成果后经西班牙、西西里传入欧洲。在文学领域，《一千零一夜》融合波斯、印度、阿拉伯故事，成为世界文学经典，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在艺术与建筑方面，阿拉伯的几何图案、书法装饰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美学。在建筑技术方面，拱门、穹顶、庭院设计影响欧洲罗马式与哥特式建筑。

阿拉伯人对世界文明发明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在世界范围的知识传播和跨文化交流。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约8-13世纪） 达到高峰，不仅保存融合了古文明精髓，更通过创新与传播，直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其“兼容并蓄”的学术精神——吸收希腊、波斯、印度、中国的文明成果并加以发展——至今仍是文明对话的典范。

阿拉伯人是十分活跃的商人，作为物质文化的全球转运枢纽，他们主导了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将中国的物质文明传播至非洲和欧洲。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通过他们传入中东、北非乃至地中海世界。这些商品在阿拉伯世界备受珍视，并进一步向西传播，成为欧洲上层社会财富与品位的象征。他们还帮助我们进行了物种引入。我们熟悉的西瓜（"寻支"）和椰枣（"千年枣"）等物种，最早就是通过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

阿拉伯人不仅是商人，更是卓越的技术吸收者和“二传手"。 在唐代，阿拉伯帝国境内就有来自中国的工匠定居。杜环在《经行记》中记载，他在阿拉伯地区亲眼见到了来自长安的画匠，以及河东的织工。这些工匠将中国的绘画和纺织技艺直接带到了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学者扮演了科学中介的独特角色。他们在翻译希腊、波斯典籍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医学、数学等知识吸收并发展，其中阿拉伯医学经典《医学总论》后来又被翻译成中文，反哺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在古代时期，中阿彼此之间就产生了神秘奇特、虽略模糊、然积极正面的印象。在他们眼中，我东方大国的正面形象得以塑造。在古代阿拉伯人眼中，中国是遥远的“他乡神话”。在8世纪之前，中国更多是模糊的奇想。阿拉伯民间故事里，中国常被视为世界的东方尽头，是“太阳升起之地”，也是充满香料、丝绸、巨大怪物的奇境。《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的东方航海，往往会抵达一个神秘、极远、巨富但概念化的中国。

阿拉伯旅行家、学者和外交官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字记录，这些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最早一批"第三方"文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留下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详细记录了唐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商业信用、教育制度以及农耕繁荣，称赞中国是“更美丽，且更让人神往”的国度。中国的唐宋元时代，被阿拉伯人视为“秩序典范”。随着丝绸之路畅通，阿拉伯人与广州、长安的往来频繁。他们的地理学家和商人笔下，描绘出中国人高度务实的形象。他们认为，中国是治理高效的民族，并在很多方面技术领先，并把中国文明作为审美与技术的“参考坐标”，阿拉伯精英常用中国标准衡量文明高度。他们还特别赞赏中国瓷器的精湛工艺，并 认识到“中国丝绸是身份的象征”。

阿拉伯地区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

总之，从古代起，阿拉伯文献中对中国的记载总体上是正面和友善的，从未把中国视为“蛮荒异教之地”，而是“遥远却可敬的对称文明”——一个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同样古老、有序、富裕，值得观察而非轻视的参照系。在阿拉伯世界，长久广泛流传的圣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 由此，他们将中国设定为一个值得奔赴的远方，为后来阿拉伯地理学家、商人、学者前往中国，提供了一种崇高强劲的文化动力。

同时，自唐宋起，中阿交往史上留下深刻足迹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也使中国人初步了解了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对他们的最初印象。

唐玄宗时期（公元751年），唐代军官杜环随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在怛逻斯战役中交战，唐军战败。他的被俘，却意外开启了一段漫长的西亚、北非游历生涯。十几年后，他乘商船回国，写下了《经行记》。原书虽已失传，但幸赖其叔杜佑在《通典》中摘录了1500余字，才得以保存至今。他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了当时阿拉伯世界的真实景象。从中，中国人看到那里繁华的都城，巴格达“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他观察到阿拉伯“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一日五时礼天”、“每七日一假”，这是中国对伊斯兰教教规和礼拜天最早的确切记录。

稍后的唐代宦官和外交官杨良瑶，是不大为国人了解的航海家。他肩负着国家使命，去联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以牵制吐蕃。785年，他受唐德宗委派，从广州“舍陆登舟”，率队开启了远航。 他的航线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抵达波斯湾的巴士拉，再换小船经幼发拉底河登陆，最终到达巴格达。根据出土的《杨良瑶神道碑》记载，这一壮举比明代郑和下西洋（1405年）早了整整620年。

杨良瑶神道碑

他因此被确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元代汪大渊则是中国民间走出的“航海第一人”。 14世纪30年代，年仅二十多岁的他，两次从泉州搭乘商船远航，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甚至到达了东非和地中海。他秉持“非其亲见不书”的原则，将见闻写成《岛夷志略》。后来郑和船队的翻译马欢，就是读了此书后，才确信自己所见非虚。汪大渊对阿拉伯世界的记载极为具体和准确，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为“天堂”，描绘那里“风景融和，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

在彼此印象良好的前提下，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自古就有着长期友好的交往。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大食）首次遣使来唐，此后多次通使。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双方保持和平往来，通过丝绸之路，在贸易、文化、科技、宗教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以后，双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加繁荣。中国商船经东南亚抵达阿拉伯半岛的港口，阿拉伯商人则活跃于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宋代甚至设立了“蕃坊”供外商居住。元代，欧亚大陆交通畅通。从中国长安出发，经中亚、波斯直达阿拉伯半岛。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茶叶等商品传入阿拉伯世界，而阿拉伯的香料、珠宝、药材玻璃器等也输入中国。

双方在文化与科技交流方面更是世界文明交流史的光辉典范。阿拉伯天文学、数学通过商旅和学者传入中国，元朝时曾设立“回回司天台”，聘请阿拉伯天文学家参与历法修订。在医学与药学方面，阿拉伯医学巨著《医典》作者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的学说影响了中国医学，而中国的脉学、药材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风格的建筑（如清真寺穹顶、几何纹饰）影响了中国西北地区的清真寺设计，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多样性。中国的绘画、陶瓷技艺也受到阿拉伯元素的启发。

宗教与思想的传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壮大则更重要的意义。唐代以来，阿拉伯商人、使节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逐渐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形成穆斯林社区。元代时大量穆斯林定居中国，形成“回回”群体。唐宋元各朝对伊斯兰教多持开放态度，允许修建清真寺、建立宗教社区。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到访阿拉伯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友好关系。

泉州清真寺

很多中国古代发明是直接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的，在造纸术的传播中，阿拉伯人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751年怛罗斯之战后，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技术传入撒马尔罕，后传至巴格达，12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北非、西班牙，那里在1150年建立起欧洲首家造纸厂，随后再传入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阿拉伯人也参与了指南针的传播。

指南龟

12-13世纪阿拉伯商人乘中国商船之后，将"指南龟"模型带回自己的国度，13世纪初传入欧洲。在另外两大中国古代发明的传播中，阿拉伯人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火药是13世纪蒙古西征时，蒙古人将火器直接带入中亚和东欧。 阿拉伯人学会制造火药武器后，14世纪初把它传入欧洲。恩格斯的说法略有不同，他明确指出："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至于印刷术，其传播路径更为多元。它经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和西亚，经蒙古西征后，传入意大利。15世纪，威尼斯成为欧洲印刷中心。阿拉伯人在此传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中阿双方一千多年的友好交往，持续发展到20世纪后半期。在新的历史阶段到来时，急待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

北京的 “双雄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开始了。中阿关系取得突破，双方关系蓬勃发展，十分热络。

阿拉伯地区，涵盖西亚北非二十余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沟通三洲五海的地理枢纽；是影响全球经济的能源心脏；是大国搏弈与安全重构的热点；是三大天启宗教的精神家园。中国政府对此有着清醒的战略眼光。20世纪50年代，中阿双方由于相同的历史经历，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共享坚定的共同立场。

新中国初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日益亲密。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阿关系迅速发展，反殖反帝共同立场进一步增强。中国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如阿尔及利亚独立、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推动了外交关系的建立。1950年代和60年代， 埃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非州的苏丹、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等相继与我国建交。

新时代，把新使命交给了新一代的优秀使者们。说到这里，两位中国阿拉伯语权威自然来到我们的眼前。

说到这里，有必要先对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的情况略加回顾。

抗战胜利后，随着日本投降，中国作为战胜国，势必要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与周边东方民族国家重建关系。中国为了适应新国际角色，从几个维度制定了新的战略。从国际战略角度讲，是积极应对战后新格局，迅速培养大量通晓东方语言文化的实务人才。

1946年，回族学者马坚（1906-1978）在北大创立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这是中国高校中建立最早的阿拉伯语专业。从学术研究角度上讲，这是要将“东方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改变以往零散研究的局面。尽管中国地缘相近东方，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东方几乎是空白。

马坚先生

北大的建系，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在东方学领域的“空前创举”。它有赖于胡适、傅斯年、汤用彤等人的策划，旨在系统地研究东方语言、历史与文化。季羡林受聘担任系主任。他聘请留学埃及的马坚为教授，创办阿拉伯语专业。

同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复办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其前身1942年成立于昆明，目的就是加强同东方国家交往、培养翻译人才。1946年，学校迁都南京后复办，正是为了就近为外交部等机构输送人才，服务于战后外交重建。 1947年，刘麟瑞先生应聘到南京东方语专任教，并创立了该校的阿拉伯语专业。

这一南一北的布局，有长远的战略目标。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当时世界被西方操纵，但东方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东方学研究”。当然，两校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南京东方语专的定位偏向实用性，旨在快速培养能从事外交、外贸、翻译等工作的专科人才，以满足战后接收、交涉和重建的燃眉之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定位则偏向学术性和高端性，旨在培养具备深厚素养的研究和教学人才，为国家储备高级专家。

新中国建立后，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北迁，并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马坚和刘麟瑞两位权威学者在北京的“双雄会”，开启了新中国阿拉伯语言文学事业发展的新时代。他们两人，作为阿拉伯语高等教育的奠基人，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共同缔造者，为中国阿语教学、研究和中外交流开创了新时代。

青年时期的刘麟瑞

从此，他们两人将阿拉伯语从传统的经堂教育正式引入中国高等教育殿堂。他们两人的地位和关系，用“双星并耀”比喻颇为恰当。

虽然两人均为当之无愧的阿拉伯语的权威。然两者在学术方向上还是各有侧重。马坚是卓越的经学翻译家和宗教学家，他完整汉译《古兰经》，着力进行伊斯兰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刘麟瑞先生则把学术研究、语言教学和外交实践作为主要方向。

德高望重的刘麟瑞先生

刘麟瑞先生（1917-1995）也是回族学者，出身于河北沧州的伊斯兰教经学世家，父亲是德高望重的阿訇刘品一。他自幼就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语。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系统学习阿拉伯语的学者，他于1938年公费赴埃及的大学进行深造。

1946年，刘先生学成归国。1947年，他在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创建了阿拉伯语专业。1949年，他随该校并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直至退休。

在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事业里，在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中，刘麟瑞先生作出了突出贡献。建国初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良好，阿拉伯世界也是中国政府的外交重点。作为卓越的翻译家与语言学家，刘先生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几位国家领导人与阿拉伯国家元首的会谈担任口译，并多次参与重大国际会议。1955年万隆会议时，刘先生也陪同周总理参加，并负责会议文件的翻译。

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也门王太子。后排左一为刘麟瑞先生

在阿拉伯语言的翻译方面，刘先生成就丰硕。 他的翻译风格严谨、准确、典雅，特别注重原文的深层含义和文化背景的传达。在国家文献翻译方面， 刘先生参与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与定稿工 作， 是《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至 第四卷阿拉伯文版的主要定稿人之一。这项工作政治性强、要求极高，奠定了他在官方文献翻译领域的权威地位，为中国阿语翻译，尤其是政治文献和严肃文学的翻译，树立了极高的标准。

万隆会议期间，刘先生（右一）担任周总理的翻译

他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埃及著名作家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的长篇小说《土地》等作品。学界内部评价说，他的译本精准流畅，是阿语文学汉译的里程碑式作品。

刘先生还注重把当代中国文化向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他把大量的中国文学名著译成阿拉伯文，包括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缩写本等中国文学名著，对中阿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促进相互理解贡献巨大。北师大出版社至今还准备再版他翻译的《子夜》。

刘先生极为重视工具书的建设。他主持或参与编纂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语成语辞典》等核心工具书，为几代中国阿语学习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

刘先生的学识和精神为他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影响与荣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一名坚定而忠贞的爱国者。20世纪30年代，他留学埃及期间，就与其他三十名留埃中国回族学生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1938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受中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亚、非26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抵达开罗时，他受到中国留埃学生的热烈欢迎。陶行知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的《海外的故事》专栏中，以《31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为题，记述了当时留埃回族学子赤诚的爱国热情：

到了埃及，有一件事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尼罗河畔夕阳笼罩着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去，这是31 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学习之余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古国的沙漠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

31位青年他们所进的学校，是世界最古的学府——爱资哈尔大学。这所大学创办了已有998年的历史。这些留学生，每人每月10金洋'一切做饭、洗衣等杂务，都得自己动手。抗战后，对于祖国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有着极高度的同情和热望，他们在勉强维持的生活费中，还拿出一点钱，在海外对污蔑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强烈的抵制宣传。

31位回教青年朋友，告诉全世界的人民和3亿5000万回教徒：穆罕默德至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求学，中国虽远．必往求学。”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摧毁了圣文所指示我们的学习地——中国。穆圣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侵略你，你必须抵抗，到侵略者退出为止！”日本是穆圣所说的可憎之侵略者，希望全世界3亿5000万回教徒帮助中日本是穆圣所说的可这些回族学生，所表示出来的精神是多么美好，回汉两族的隔阂消除掉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1]

1939年2月18日，这些留学生收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来的电报，要求全体学生立即组织“中国回教朝觐闭” 赴麦加为中国作广泛的抗日宣传。

根据女儿刘慧的回忆：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心中十分激动。他回想起日寇占领期间，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不觉义愤填膺。原来以为抗战是军队的事，现在能够前去麦加朝觐，为抗日作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心中真是欣喜之至。[2]

在赴麦加的在路途上，在轮船上，他们广泛向外国游客揭露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还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这些留学生分散到各个舱室，向各国穆斯林朝觐者开展工作。他们一边散发传单，一边在各个船舱和甲板上作口头宣传，揭露闩本侵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及欺骗世界穆斯林的阴谋。

根据刘慧的回忆：

父亲回想起来，主要是宣传了如下的主张：

一、“中华民族为保护领土之完整，维护世界之和平，及国际之正义，人道之尊严而抗战，故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领土完整，为独立国家之起码条件，中国乃酷爱和平之民族，向来不侵略任何国家，今敌人既踏进我领土，当然遭遇强烈之抵抗，我四万万同胞与敌人作殊死斗争者，正所以表现中华民旅才伟大精神与人格也。

二、“抗战以来，中国回民已有统一之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领导抗战。”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乃先总理之遗训。上述二点朝觐团之收获，不过第一步之工作，今后应如何继续努力，上更大之效果，望当局深切注意之！[3]

刘先生是一个人格高尚的正直知识分子。20世纪六十年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学术工作和精神品质得到北大和社会的认可。1960年，他被评为北大第一届先进代表大会代表。1960、1963和1966年，他共三次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4]。他曾担任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并被推选为约旦阿拉伯语科学院通讯院士，并被约旦皇家伊斯兰文明研究院聘为通讯院士。他还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于1993年获首届“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 刘先生还是中国埃及友好协会，中国叙利亚友好协会，中国伊拉克友好协会的理事。

北大东语系茶话会 左起：刘麟瑞、季羡林、陈炎、陈玉龙（家父），王世清

刘先生的贡献当然也得益于季羡林先生高屋建瓴的擘画。后者提出了著名的“四大文化体系”论，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体系。他致力于弘扬东方文化，极力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和“送去主义”，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力求全面介绍东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研究在北大得到了高度重视和蓬勃发展。

至于北大阿拉伯语专业的发展历史，还需提及几位与马、刘同辈的学者。其中王世清先生是刘先生的内兄，他与马坚、刘麟瑞、马金鹏、杨有漪等人同为早期赴埃及留学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1949年后，北大东语系这五个人组成的团队，代表着当时中国阿拉伯语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大学阿拉伯语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其中，王世清和马金鹏两先生都是我在中关园的近邻。

在马坚、刘麟瑞等几位先生的持续努力下，北大东语系阿拉伯专业，作为中国阿拉伯语教学和研究的核心基地，培养了大批阿拉伯语言方面的高级人才，其毕业生广泛服务于外交、经贸、文化、学术等领域贡献显著。七十余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大批服务于国家部委、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大型企业的优秀人才，以及众多在哈佛、牛津等世界名校深造的杰出学者，堪称中国阿拉伯语人才的"黄埔军校"。

在这个事业中，刘麒麟瑞先生居功至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女承父业

有其父，必有其女。

中国历史上，“子承父业”或“女承父业”的例子不胜枚举。司马迁继承父职与遗志，即便身受腐刑，仍发愤著书，终成《史记》。 书法双圣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二人，共同光耀书史；“三苏”父子皆荣登“唐宋八大家”之列。女承父志的则有旷代才女班昭，她继承父兄遗志，入宫续写《汉书》，成为一代女史。

在北大范围内，就我所知，也有几个著名的例证，如宋史大家邓广铭及其爱女邓小南教授，明史权威商鸿逵及其长子商传。两个后人都“精准”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成为本领域的一方重镇。

我手边的这个例子也是不遑多让。刘麟瑞先生的独生女叫刘慧，是我北大附小的六年同班。小学毕业时，不像绝大多数学生升入普通初中，她独辟蹊径，考取了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专习阿拉伯语，显示了继承父业的远大抱负。1968年，她未得幸免上山下乡的风潮，到贫穷的山西农村插队。她在农村蹉跎了7年，期间还患上急性黄疸型肝炎。回京养病期间，她决不虚掷光阴，继续深造中断了几年的阿拉伯语学习。1975年，恢复了北京户口后，她信心满满地向外文局《北京周报》社毛遂自荐，终被录取，担当了翻译。随着业务的精进，她又转入外文出版社任职。1981年至1983年期间，她接受上海手工业管理局皮革公司邀请，赴伊拉克担任翻译。1985年，已入而立之年的她，在照顾孩子、家庭和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她继续攀登，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夜大学，每天晚上去进一步深造阿拉伯语。1988年，她更远赴中东，在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进修阿拉伯文学，在继承父业的艰辛道路上越走越坚实。

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拼搏，她在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取得了丰富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外文出版社的高级职称。

她写的父亲传记，是最为突出的成就。她凭借自己的孝心和毅力，四处搜集资料，精心梳理，最终完成了这部近600页、内容详实的著作--《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为研究新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献。

在书中的字里行间，她满怀深情地回顾总结了父亲的人生。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结构清晰，内容详实，洋洋洒洒六百页！按时间顺序记述了刘麟瑞教授从成长到成为一代大家的完整历程。此书的主要特色与价值在于，它由女儿执笔，以独特的作者视角，在严谨的学术传记之外，更融入了深厚的情感与家庭记忆，人物形象显得亲切丰满；本书史料丰富珍贵，书中整理并首次公布了许多麟瑞先生的手稿、照片及亲友的一手回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结合编年叙事、本人文选、他人追思三种形式，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呈现先父的事业、学术与精神世界。总而言之，这本书不仅是一位杰出学者的人生记录，更是一部反映新中国阿拉伯语学科发展历程的珍贵文献。其独特的女儿视角、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多维的叙事结构，使其在众多学术传记中别具一格。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刘慧在继承父亲的精神和学识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位优秀的阿拉伯语翻译专家。她继承父业，在外文出版社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她的译著题材广泛，涵盖了历史、宗教、文化等领域，主要译作包括：《伊斯兰世界概况》（外文编译社《译文选刊》，1984年），《第一位伊斯兰女王莎吉蕾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伊斯兰世界概况》等。《少年侦探历险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艾敏与麦蒙》（世界知识出版社留作资料），《巴勒斯坦的过去和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留作资料）。自1992年起，她几乎每年都参与翻译和出版《事实与数字》一书，出版了《透视中国》（新星出版社，2005年）。

她对埃及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等作家有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推动了中国学界对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她翻译了的多部重要作品，如《续天方夜谭》。此外，她还翻译了其他诺奖作家如埃及的纳瓦勒·萨达维的著作。 她还关注其他在阿拉伯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的作品，如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的《太阳下的男人》，还译介了以色列（希伯来语）文学经典，如阿摩司·奥兹的《我的米海尔》 和 《爱与黑暗的故事》（与钟志清合译）。她的作品，在中东地区的跨语言文学译介中尤为重要。

学界内部对她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她的翻译细腻、传神，富有文学感染力，尤其擅长刻画人物心理和展现社会画卷。她不仅是文字的搬运工，更是阿拉伯现代思想与文学精髓的诠释者和研究者。

刘慧女士还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她曾赴沙特阿拉伯朝觐，完成了伊斯兰教的“哈吉”[5]功课。

刘慧女士的人生轨迹与父亲紧密相连。她不仅是父亲学术遗产的整理者和传记作者，更以翻译为业，在文化传播领域和中阿友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

作为刘慧女士的同龄人，我能深刻体会她的人生轨迹，理解她成绩的来之不易。考虑到吾辈的特殊人生经历，尤其是“动乱十年”的岁月蹉跎和插队生活的千辛万苦，作为一位倔强的女性，她能取得如此成就，值得我这位老同学对她表示由衷的钦佩与赞赏。

结 语

刘家父女的精神和事业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父亲刘麟瑞侧重古典文献、政治文本和经典文学，代表了奠基与开创。女儿则更聚焦于现当代文学、社会思潮和学术批评，代表了深化与拓展。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理解阿拉伯世界从经典到现代的一幅完整拼图，可以说是中阿文化交流史上两代重要的“摆渡人”，也是重要的“文化桥梁”和“使者”。通过他们艰辛的工作，中国人民得以深入领略阿拉伯文学的瑰丽与思想的深邃，极大地促进了两大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刘慧女士应当为先父感到骄傲。刘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会为爱女的成就感到宽慰。身为人父，能有这么一位贤慧、聪慧、并竭力传承弘扬自己事业的女儿，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

2025年岁末

注释：

[1]刘慧：《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87页-98页。

[2]同上。

[3]同上，96页。

[4]刘慧《刘麟瑞传》135-137页。

[5]哈吉是伊斯兰教称谓，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朝觐者”。专用以尊称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并按教法规定履行了朝觐功课的男女穆斯林。

主要参考资料：

刘慧《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笔者对刘慧女士的访谈

百度网、Deep S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