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金系“75后”女将黄学玲将任中行副行长 大股东直接输出高管开先例

汇金系“75后”女将黄学玲将任中行副行长 资料图

作者 胡群

3月3日，中国银行（601988.SH）发布公告称，经该行董事会审议，聘任黄学玲担任副行长，相关任职资格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这意味着，国有大行高管层将再添一位“75后”女性干将，而黄学玲此番从第一大股东中央汇金直接进入中行管理层，这将开创国有大行副行长由汇金系统直接提拔的先例。

这一人事变动发生在国有大行高管层密集调整的窗口期。近期，邮储银行（601658.SH）、建设银行（601939.SH）、工商银行（601398.SH）相继发布高管任职公告。值得关注的是，黄学玲的履新路径与此前大行高管选拔惯例有所不同，从股东单位直接输出至经营层，体现国有金融资本大股东治理进一步深化，汇金从单纯控股向深度参与治理转变。

公开资料显示，黄学玲出生于1977年，现年49岁，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26年加入中国银行，此前拥有超过20年中央汇金系统核心岗位任职经历，是典型的“汇金系”资深干将，其超过二十年的职业生涯深度聚焦于国有金融资本的股权管理与资本运营。在加入中国银行前，她于2025年7月起执掌中央汇金股权管理二部；更早的五年间（2020年4月至2025年7月），她作为中央汇金资本运营部主任，同时掌舵汇金资管，身兼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追溯其职业轨迹，她还曾主导过中央汇金的综合管理事务，并以董事身份参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治理，以及在改革规划处深耕制度设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该公司对中国银行的持股比例达58.59%。从过往经验来看，国有大行副行长普遍来自同业或内部提拔。据不完全统计，黄学玲是首位从中央汇金系统直接提拔至国有大行副行长职务的高管。此举体现国有金融资本大股东治理进一步深化，资本运作、股权管理、风险管控经验将更直接赋能大行经营。

随着黄学玲的加入，中国银行高管团队将形成“一正五副”的管理格局。目前，该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葛海蛟（1971年12月出生）；副董事长、行长、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首席合规官张辉（1972年4月出生）；执行董事、副行长蔡钊（1973年出生）；副行长武剑（1970年出生）、杨军（1972年出生）；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刘承钢（1972年出生）；新任副行长黄学玲（1977年出生）。待黄学玲的副行长任职资格正式获批后，中行将形成由行长张辉领衔，蔡钊、武剑、杨军、刘承钢、黄学玲五位副行长协同发力的管理团队。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多家国有大行高管层发生密集变动。2026年2月13日，邮储银行发布公告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核准芦苇担任该行行长、董事的任职资格，芦苇自当日起就任行长及执行董事。芦苇出生于1971年10月，曾长期在中信银行工作。2026年1月28日，建设银行公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唐朔担任该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唐朔正式就任。唐朔出生于1978年11月，此前曾长期在交通银行工作。2025年11月26日，工商银行公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赵桂德担任该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赵桂德正式就任。赵桂德出生于1970年，长期在工商银行工作，属于内部提拔的典型代表。

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显示，国有大行高管层正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年轻化、专业化成为明显趋势。而黄学玲的此次任命，则在路径上呈现出新的特点：从大股东系统直接输出高管至经营层。这一变化背后，折射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银行业正面临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以及合规要求趋严等多重挑战。监管部门近期对金融机构合规治理架构的标准化要求，也正倒逼各家大行加快管理体系的完善。在此背景下，具备国家级平台资本运营经验的高管，其股权管理、资本运作、风险管控的专业能力，将对大行应对复杂经营环境提供新的解题思路。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中国银行资产总额为37.55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约2.49万亿元，增长7.10%。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银行实现营业总收入4912.04亿元，同比增长2.69%；实现归母净利润1776.6亿元，同比增长1.08%。在资产质量方面，报告期内，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24%，比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196.60%，比上年末下降4.00个百分点。从数据来看，中行在保持资产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盈利能力稳中有升，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黄学玲的此次履新，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更是国有金融资本治理模式演进的一个观察窗口。从中央汇金直接走向大行管理层的通道正在打开，资本运营、股权管理的专业经验将更直接地赋能大行经营。

随着这轮高管调整陆续落定，国有大行的治理格局与经营走向，值得持续关注。中行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面临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和汇率波动压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也带来部分行业信贷风险。新任副行长需在总行战略规划、资本充足率管理、风险资产处置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息差收窄、合规趋严的行业背景下，具备“国家队”投资与管理经验的高管，能否为大行带来治理效能与经营绩效的双重提升，市场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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