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肥胖日｜聚焦脂肪肝，切断代谢紊乱的导火索——邹大进教授谈体重管理的关口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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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从减重到“治胖”，中国肥胖管理理念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2026年3月4日是世界肥胖日，今年的主题“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8 Billion Reasons To Act on Obesity）提醒我们：全球80亿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健康理由。肥胖已不再是个体的身材焦虑，而是一场波及全球的健康危机。在中国，这一挑战尤为严峻——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率已超过50%，且呈现明显的“年轻化”和“腹型肥胖”特点。值此之际，“医学界”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邹大进教授，从中国人群的体质特点出发，探讨如何在“行动起来”的全球呼声中，寻找更精准、更高效的体重管理之道。

肥胖危害被严重低估，它是多种慢性病的“总开关”

很多人仍将肥胖视为“发福”或“生活富足”的标志。邹大进教授对此表示：“这是最大的认知误区。实际上，在国际上，肥胖早已被明确定义为一种慢性疾病——它是一种不断进展、容易复发、但可防可控可治疗的疾病。我们现在把它叫做‘ABCD病’，全称是‘脂肪组织相关慢性病’。它的前提就是脂肪沉积过多，一旦如此，就会引起全身性的代谢紊乱。”

从病理生理机制看，肥胖是多种代谢紊乱的核心驱动因素。当内脏脂肪过度堆积时，脂肪组织从被动的“能量储存库”转变为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分泌大量炎性因子和游离脂肪酸，导致全身处于慢性低度炎症状态。邹教授进一步阐释：“这一状态通过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诱发胰岛素抵抗，但这仅仅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四大代谢紊乱：第一是糖代谢紊乱，包括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T2DM）；第二是脂代谢紊乱，表现为内脏脂肪沉积、甘油三酯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下降；第三是水盐代谢紊乱，引起水钠潴留和血压升高；第四是嘌呤代谢紊乱，导致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我们把这叫做‘一胖伴四高’，这正是问题的核心。”

邹教授指出：“当脂肪在肝脏堆积，形成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可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显著增加肝癌风险；沉积于血管壁，则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最终增加心梗、脑卒中风险。”此外，肥胖还与至少13种恶性肿瘤风险增加相关，同时导致骨关节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抑郁、焦虑等精神心理问题。

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死亡在全因死亡中占比已由1990年的2.8%上升至7.2%[1]。邹教授强调：“世界肥胖日呼吁‘行动起来’，其根本目的不是追求体型改变，而是从源头上降低多重疾病风险。”

邹大进教授回顾自己二十余年专注于体重管理的历程时谈道：“20多年前我在制定学科方向时便意识到，肥胖将成为中国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当时曾有同行提出疑问：中国肥胖人群真有那么多吗？但从全球规律来看，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必然伴随肥胖率上升，中国也难以例外。”

如今这一预见已成为现实——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已超过50%，国家卫生健康委已连续三年将体重管理作为健康中国的奋斗目标。邹教授强调：“肥胖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共同土壤，控制好这个‘牛鼻子’，就能从源头上降低几十种疾病风险。比如超重/肥胖的T2DM病患者，若能减重20%，86%的人可以实现完全停药。”

中国肥胖的“本土密码”：腹型肥胖与低BMI代谢异常

谈到中国人群的肥胖特点，邹大进教授表示：“中国人肥胖跟西方人有很大不同。我们很多时候体质指数（BMI）不是很高，但内脏脂肪超标非常严重，我们称之为腹型肥胖或中心性肥胖。数据显示，我国肥胖人群中腹型肥胖比例高达87.8%，其中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女性，且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现在年轻人熬夜、压力大、胡吃海喝不动，这是代谢性疾病普遍发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群往往在尚未达到肥胖标准的体重指数时就已出现代谢异常。一项针对东部中国人群的研究发现，预测代谢异常的最佳BMI切点男性为23.5kg/m²、女性为21.8kg/m²，均低于中国现行的超重诊断标准（24kg/m²）[2]。贾伟平院士团队的研究也发现，在正常体重人群中，约有14%的个体腹腔脂肪已明显增多[3]。

基于这些证据，邹教授呼吁：“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管理标准，而需建立基于中国人群特征的精准干预策略。对于中国人群而言，即使体重指数处于正常范围，若存在腹型肥胖（男性腰围≥90cm、女性腰围≥85cm），也应及早进行代谢评估和干预，尤其要关注脂肪肝的筛查。干预窗口不应局限于体重指数的升高，而应前移至腰围超标之时——不能等到外表已经明显肥胖再去处理，那时往往已错失最佳时机。腹型肥胖的管理，关键在于早干预、早治疗、早获益。”

体重管理理念变革：从“减重”到“综合获益”

面对肥胖及其多重代谢合并症的挑战，近年来国内外指南对体重管理的核心策略发生了哪些变化？

邹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过去我们谈体重管理，焦点往往集中在‘体重下降了多少’，但这一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国内外权威指南已形成共识——体重管理的目标已从单纯的“体重数字下降”转向“改善肥胖相关并发症、降低远期健康风险”。这意味着管理策略必须从单一维度的减重，升级为对血糖、血脂、血压、尿酸、肝酶等多重代谢指标的综合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MASLD作为肥胖在肝脏的重要表现，其患病率随着肥胖流行持续攀升——我国成人MASLD患病率已达30%以上[4]，在肥胖人群中更是高达81.8%[5]。这不仅是肝脏的问题。肝脏以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形式把脂肪源源不断送往胰腺，有脂肪肝的人一定会有脂肪胰。所以脂肪肝不是一个病，而是一大堆病，它关乎肝脏、关乎胰腺、关乎血脂、关乎未来的血管健康。这意味着，体重管理必须涵盖肝脏健康的评估与干预。”

这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新要求，邹教授表示：“一方面，要建立全面的评估视角，不能光测个BMI，要系统评估代谢状态，包括脂肪肝定量、血脂、尿酸、腰围身高比。对肝脏脂肪超标要心中有数，因为脂肪肝是我们认识代谢风险的一个窗口。另一方面，要更主动地干预，发现火苗就及时扑灭，不能等到并发症出现才被动应对。医生的角色，正在从体重管理者向代谢健康守护者转变。”这意味着临床医生必须具备全局视野，将肥胖作为系统性疾病来管理，为每一位患者制定涵盖代谢评估、风险分层、综合干预的个体化长期方案，真正承担起代谢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在谈及创新药物时，邹教授表示：“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转变，具有多重代谢获益的创新药物获得了临床关注。”以我国自主开发的胰高血糖素（GCG）/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双靶点药物玛仕度肽为例，其在激动GLP-1受体、抑制食欲和延缓胃排空的基础上，创新性激活GCG受体——该受体在肝脏和脂肪组织中高度表达，激活后可调节肝脏糖脂代谢、促进脂肪分解和能量消耗[6-8]，从而实现对脂肪肝、血脂、尿酸等多重代谢指标的改善。这种“双管齐下”的机制，恰好呼应了指南对“综合获益”的倡导，是药物治疗从“单一减重”向“代谢综合管理”演进的具体体现。

中国循证引领实践，创新药物助力精准管理

在谈及创新药物的临床证据时，邹教授介绍：“玛仕度肽的系列研究正是基于中国人群开展，其结果先后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自然》主刊[9-11]，为本土化临床实践提供了高质量证据。”

减重效果方面，GLORY-2研究纳入462例BMI≥30kg/m²的中国肥胖受试者[12]。结果显示：治疗60周时，在不合并T2DM的肥胖人群中，玛仕度肽9mg组平均降幅达20.08%，48.7%实现20%及以上减重幅度。更值得一提的是，玛仕度肽9mg可明显缩小腰围达14cm，这恰好回应了中国人群最核心的“腹型肥胖”问题。

在多重代谢指标改善方面，多项研究均证实，玛仕度肽较安慰剂显著降低血压、血脂、血尿酸等心血管代谢指标[9-13]。对于基线肝脏脂肪≥10%的人群，治疗后肝脏脂肪含量相对降幅高达80.2%，肝酶水平明显下降[9]。“这对脂肪肝患病率高的中国人群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针对T2DM合并肥胖的患者，DREAMS-3研究作为全球首个玛仕度肽头对头比较司美格鲁肽的III期临床研究[13]，纳入349例中国早期T2DM合并肥胖患者。邹大进教授特别强调了这项研究：“头对头研究是需要勇气的，一旦赌输就永远爬不起身。玛仕度肽敢拿司美格鲁肽这个‘药王’做对照，非常有底气。”结果显示：治疗32周时，玛仕度肽组48%的患者同时实现“血糖达标（HbA1c<7%）且体重下降≥10%”的复合终点，比例显著高于司美格鲁肽组的21%。邹教授解读道：“这个复合终点非常有意义——血糖和体重双达标，是糖尿病管理的‘硬道理’。”

在单项指标方面，玛仕度肽组HbA1c较基线平均下降2.03%，优于司美格鲁肽组的1.84%；两组体重平均降幅分别为10.29%与6.00%。

在安全性方面，玛仕度肽的整体特征与GLP-1类药物相似，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轻中度、一过性的胃肠道反应（如恶心、腹泻），多发生在剂量滴定期，随着耐受逐渐缓解。邹教授表示，安全性是患者长期坚持用药的前提。从临床经验看，只要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地滴定，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很好地耐受。这为长期体重管理提供了保障。

基于这些高质量研究数据，邹大进教授总结道：“玛仕度肽的全面获益，精准对应了当前肥胖治疗观念的转变。其通过强效减重、腰围显著缩小，精准针对中国人群腹型肥胖的特点；通过对内脏脂肪特别是肝脏脂肪的大幅减少，来降低血脂、血压、尿酸、血糖，使多重代谢紊乱同步改善。这意味着我们的体重管理，已经从单纯的体重管理，向整体的代谢健康守护不断演进。

邹教授进一步强调：“创新药物为体重管理提供了有力武器，但绝非一劳永逸。我们要把患者的‘体重调定点’往下调，这需要强化生活方式与药物治疗双管齐下，至少坚持两年以上。体重降下来后一直维持，直到调定点被重新‘校准’到正常范围，这才是避免反弹的正确路径。”

结语

从“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的全球呼吁，到洞察中国人群“腹型肥胖”的本土特征；从认识肥胖作为“代谢紊乱核心驱动”的疾病本质，到利用“双靶点协同”的创新药物实现精准干预——我们对肥胖的理解和管理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对于符合适应症的患者，及时启用玛仕度肽这类创新药物，将能更高效地打破代谢恶性循环，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管理”的跨越。

专家简介

邹大进教授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 同济大学医学院肥胖研究所名誉所长
  

• 2017年首届国之名医
  

• 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医师分会第一至第四届副会长
  

• 中国医师协会肥胖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
  

• 中华医学会第六、七、八届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肥胖学组首任组长
  

• 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名誉主任委员
  

• 上海市医师协会第一，二届内分泌代谢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中华糖尿病杂志》第二、第三届副主编，
  

• 《上海医学》第六届副主编
  

• 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等。
  

• 著有：SCi论著（总IF 83分）
  

• 《实用肥胖病学》、《你能战胜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防治》
  

• 曾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内分泌科主任（1999-2013）
  

• 专业特长：肥胖相关并发症和2型糖尿病逆转，各种内分泌疑难病的诊治。

参考文献：

[1]GBD 2019 Risk Factors Collaborators. Lancet, 2020,396(10258):1223-1249.

[2]Gao Y, et al. Front Nutr. 2025 Feb 26;12:1491818.

[3]贾伟平,陆俊茜,项坤三,等.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23(01)：20-23.

[4]Chai SY, et al.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25 Dec 14;31(46):113608.

[5]Chen K, et al. Diabetes Obes Metab. 2023 Nov;25(11):3390-3399.

[6]Galsgaard KD, et al. Front Physiol. 2019 Apr 24;10:413.

[7]Habegger KM, et al. Diabetes. 2013;62(5):1453-63.

[8]Tillman EJ, Rolph T. Front Endocrinol(Lausanne). 2020 Dec 14;11:601290.

[9]Linong Ji,et al.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25

[10]Zhu D., Zhao J., Cai H., et al. Nature. 2025 Dec 17.

[11]Guo L., Zhang B., Xue X., et al. Nature. 2025 Dec 17.

[12]https://innoventbio.com/#/news/654.

[13]https://mp.weixin.qq.com/s/X-gWXmWdqg0fM0Mj9-4Z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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