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的淮西割据

大唐盛世，光耀千古。然盛极而衰，其来有自。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励精图治，任用贤相姚崇、宋璟，开创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局面。彼时海内富安，行者万里不持寸兵，天下户数增至八百余万，四夷宾服，万国来朝，诚为华夏文明之巅峰。

然盛世之君，晚年渐生骄奢之心。自纳杨玉环入宫后，玄宗溺于声色，疏理朝政，遂有白居易《长恨歌》中所绘“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之象。君王倦勤，权柄自落。奸相李林甫把持朝局十九年，嫉贤妒能，闭塞言路。其人为断边将入相之路，竟怂恿重用胡人节镇，更在科举选才时制造“野无遗贤”之笑话，使天下才俊寒心。继之而起的杨国忠，背靠杨玉环，更是裙带弄权，恃宠而骄，终使朝纲崩坏，矛盾激化。

天宝十四载（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范阳。承平日久的大唐官军望风披靡，东京洛阳、西京长安相继陷落。玄宗仓皇幸蜀，马嵬坡前六军不发，杨贵妃香消玉殒，一代盛世就此终结。这场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虽被艰难平定，却也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格局。

乱后，朝廷力衰，威望大损。为安抚参与平叛的将领，也为了迅速结束战事，唐代宗不得不承认一批安史旧将在河北的势力。由此，“藩镇割据”之局面正式形成。这些节帅自署官吏，不输贡赋，父子相袭，形同独立王国。其中，割据淮西者尤为桀骜不驯。大历末年，李希烈拥兵淮西，据蔡州（时避唐代宗李豫讳，改豫州为蔡州）为中心，逐渐坐大。其人个性凶暴，善攻战，渐有问鼎中原之志。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李希烈反旗高举，围困襄城，进逼东都。朝廷震恐，而奸相卢杞素与颜真卿不睦，欲借刀杀人，奏请皇帝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前往宣慰招抚。颜真卿乃五朝元老，德高望重，更是名垂青史的书法大家。明知此行凶险，面对垂泪送行和劝阻的同僚，以“君命也，焉避之”的忠义气节，毅然前往蔡州。

至叛军营中，李希烈欲折服这位天下名士，先以兵刃相胁，后以高官相诱。颜真卿正气凛然，斥骂不绝，只以朝廷诏命相告。李希烈百般无计，遂将其囚禁于蔡州龙兴寺（在今汝南和孝在境内）。不久，泾原兵变爆发，乱兵攻入长安，李希烈家人死于变乱之中。李希烈悲愤之下，再劝颜真卿归顺，终遭严拒。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恼羞成怒的李希烈命人将颜真卿移囚于蔡州西南朗山脚下的资福禅寺（即今确山县北泉寺），终将其缢杀（现北泉寺室内建筑颜鲁公祠前的银杏树，相传就是缢杀颜真卿的隋代银杏树）。一代忠臣、旷世书魂，就此陨落于淮西荒野，然而他的浩然正气，却长存天地。

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杀，然陈仙奇旋又被吴少诚所杀。吴少诚病重时，其名义上的“从弟”吴少阳先被家僮假以少诚之名召入，接管军务；随后少阳杀少诚之子吴元庆，并在少诚去世后自为留后，最终被朝廷正式任命为淮西节度使。淮西节帅之位，迭更篡弑，唐廷皆无力问罪，只能事后追认，以求表面安稳。此种“深深无力感”，正是中唐朝廷对藩镇失控的真实写照。

至元和年间（806—820年），唐宪宗李纯即位。这位少年天子锐意革新，志在恢复中央权威。他深以“藩镇跋扈，国将不国”为忧，决意以武力削平强藩。其时淮西经李希烈、吴少诚、吴少阳至吴元济，已历四世。吴元济更是明目张胆，不待朝命而自领军务，纵兵扰掠，东都洛阳的门户处处告急。更令朝廷不能容忍者，乃是藩镇坐大之根本：不纳赋税，擅自增派百姓徭役，甚至私铸钱币，俨然一独立王国。此例不除，大唐王法何在？江山一统何存？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不发丧，自领军务，举兵叛乱。元和十年，宪宗力排众议，决意用兵。然朝中不乏畏战之臣，暗中阻挠，甚至发生了宰相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藩镇刺客刺杀的血案，御史中丞裴度亦受伤。

朝野震骇，有人劝宪宗罢免裴度以安抚藩镇。宪宗大怒：“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吾用裴度一人，足破二贼！”遂擢裴度为宰相，主持征讨。

元和十二年（817年），战事胶着。名将李晟之子李愬临危受命，任唐随邓节度使。他到任后，抚慰伤卒，示弱骄敌，暗中却加紧侦察敌情，厚待降将，尽知淮西险要与吴元济精锐尽在洄曲（今河南漯河境），而蔡州城中空虚。同年十月十五日，风雪交加，天地混沌。李愬抓住“每天阴则贼备疏”之机，亲率九千精兵，从马鞍山（今蚂蚁山）、文成栅（今遂平文成乡），不假休息，乘夜冒雪急行一百二十里。沿途悄无声息，拂晓时分，神兵天降于蔡州城下。

蔡州守军尚在梦中，李愬部将李忠义等已率敢死士登城斩杀门卒，开启城门。黎明雪止，当李愬大军已入城至吴元济外宅时，这位割据一方的枭雄竟还在床上高卧。待他惊醒欲抵抗，已回天无力，只得束手就擒。

李愬“雪夜入蔡州”，是中国军事史上奇袭战的经典，更是中晚唐政治格局的转折点。吴元济被槛送长安斩首，自李希烈以来历四世五十余年的淮西割据，至此彻底终结。

此役远非收复一地之得失可比。淮西一平，天下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惶恐求附，卢龙节度使刘总亦束手上表，横海、淄青诸镇皆奉表归诚，称臣纳贡。藩镇割据之局面，竟一时得以改观，史称“元和中兴”。唐室权威复振，国祚得以延续，宪宗之功，确不可没。

战事平定后，刑部侍郎韩愈奉敕撰《平淮西碑》，以纪其功。文中盛赞宪宗英断、裴度决策、李愬奇功。碑文曰：“既定淮蔡，四夷毕来。遂开明堂，坐以治之。”虽碑文后因将士争功而有被推倒磨刻之波折，然千年之下，其文仍传诵不绝。今《平淮西碑》拓本及残碑馆藏于汝南，无言诉说着这场关乎大唐命运的战争，成为那段风云激荡历史的有力见证。

千载风云过眼，盛世兴衰，忠臣义烈，枭雄末路，皆已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瞬。然淮西平定所彰显的中央集权信念，唐宪宗君臣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颜鲁公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节，以及李愬乘雪夜而建功勋的奇谋，却如北泉寺内见证唐代兴衰的那株千年银杏一般，历经风雨，依然苍翠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