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熬过寒冬，德国人已经砍了三年柴了

这几年，德国的冬天太难熬了。

在俄气断供之后，德国想尽办法从全球购买化石能源，甚至直接从法国进口电能。

这让德国对俄气的依赖度，从极高水平降到了近乎为零。

但德国的普通人，却只能面对翻了好几倍的电价，默默摇头。

为了取暖，上山砍树成了很多德国家庭的保留节目。

别以为烧柴便宜。

一车山毛榉，私人木材厂报价200多欧，即便精打细算地烧，也只够撑两个月。这几乎相当于同期天然气开销，但劳动量和麻烦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家庭只能在夏秋季节，提前储备便宜木头。

而被寄予厚望的“取暖神器”热泵，虽然好用，但给老房子安装一套，成本动辄上万欧元。

德国要尽快实现能源转型。

一边开源节流，一边搞技术突破，尽快普及热泵和绿色能源。

而这又是一场新的革命。

作为欧洲的工业重镇，德国几乎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不好过的一个。

自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工业产值一直保持领先。

汽车、化工、机械制造和医药，这些核心产业提供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且工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德国大众汽车工厂

但这些高度依赖廉价能源的产业，恰恰也是德国能源战略中最脆弱的一环。

在满足工业需求，和符合环保愿景之间，德国必须不断权衡。

而这种艰难权衡，还牵动着整个欧洲的神经。

2011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欧盟2050年低碳经济新战略》，设定了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95%的宏伟目标。

同年6月30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通过弃核法案，全面放弃核电方案，并预计在2022年关闭国内所有核电厂。

低碳战略尚可从长计议，但弃核，就意味着德国将在未来失去最稳定、高效的电能来源，寻找替代能源迫在眉睫。

而在如何使用化石能源方面，欧洲的态度其实没有表现中那么坚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的11月，连接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血管“北溪1号”，正式投入使用了。

为德国提供大量天然气的能源企业尤尼珀（Uniper），约40%的天然气就通过北溪1号来到德国。

北溪管道

此时的欧洲，左手虽举起了全球低碳的宏伟目标，但右手还拿捏着低价便捷的能源管道，原本是可以在能源转型的路上悠然前行的。

但俄乌冲突的爆发，让节奏全乱了。

俄乌冲突后，德国通过尤尼珀从其他卖家手中购得天然气。

为此，尤尼珀在2022年上半年亏损额超过120亿欧元。

最艰难时，一天就要花1亿欧元购买高价天然气。

为了保住这家能源巨头，防止国家能源产业崩溃，德国只能将其国有化。

在北溪管道危机、俄乌冲突后，德国其实是陷入了能源在清洁低碳、经济可行、供应安全方面的“不可能三角”。

危机最严峻时，德国的天然气库存，一度骤降至25%，仅够维持约两个月。

为解燃眉之急，德国迅速与挪威、荷兰、美国及卡塔尔等国签署新的天然气采购协议，阶段性重启煤电，向法国进口核电。

这与它的环保目标背道而驰。

而民众对此事的质疑，也为德国的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能源短缺，受伤最严重的自然是企业。

尤其是化工、钢铁、制药等能源密集型产业。

德国工商业联合会（DIHK）数据显示，2022年德国有约1/4企业因能源焦虑考虑外迁。

到了202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7%。

而另一组数据则显示，2022年德国的居民用电均价比2019年上涨了约4.5倍，并在2024年再次翻了近2倍，直到2025年才有小幅回落。

相比之下，德国工业用电，在2022年较2019年翻了5倍多。

看似小小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

典型例子是化工巨头巴斯夫。

在2022年后，巴斯夫关闭或计划关闭11家欧洲工厂，并计划将部分工厂转移到中国湛江等地。

这一行动被很多人解读为“放弃欧洲、转向中国”。

现实并没有那么夸张。

巴斯夫作为化工链主企业，工厂选址的战略决策，其实很难在短期内制定出来。

但哪怕缓慢移动，也释放出头部企业对能源成本敏感的明确信号，足以让德国乃至欧洲感受到森森的寒意。

德国必须保护企业，尤其是要让企业知道，危机只是暂时的。

能源独立的需求，让德国政府发起了全国性的节能运动。

上层呼吁民众，降低供暖温度、缩短淋浴时间、多穿毛衣。

德国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

甚至立法，要求公共建筑供暖温度不得超过19摄氏度，夜间关闭建筑物外墙照明。

这就像当年福岛核电站爆炸后，日本倡议全民省电，商场、地铁只开一半电灯，一些写字楼里，打工人摸黑办公。

类似的措施，在2022-2023年的冬季，帮德国节省了约10%的天然气，让德国人在没有俄气的情况下顺利过冬。

但实际上，居民们克扣自己的日常用电，并不能帮国家走出能源困境，反而让翻倍的电费账单显得更加扎眼。

节流不是办法，德国需要开源。

一是要普及热泵技术，解决供暖问题。

二是从更多渠道买能源，保证工业需求。

三是开发绿色、环保，且不会受到意识形态反噬的清洁能源。

这其中最难的，就是第三点。

身处欧洲中部，德国光照不足、河流落差较小，绿电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

自家的风、光、水电都不够给力，德国人把宝押在了一个更终极的解决方案上：绿氢。

德国林根的绿氢工厂

2023年，德国通过的新版《国家氢能战略》，明确要在2030年实现国内电解制氢能力提升至不少于10吉瓦。

绿氢产业的核心技术是电解水，但目前全球还没有国家实现低成本的稳定量产。

单打独斗赢不了，那就找别人联手。

挪威，在蓝氢、碳捕捉与封存方面技术领先。

加拿大，水资源丰沛。

阿联酋等国，光伏条件优越的。

它们都可能是重要的氢来源国。

为此，德国提出，提前在2027/2028年建设或改造1800公里适合氢能运输的管道基建，助力氢能产业发展。

彼时，氢能源的跨国贸易，又将开启新一轮的大国博弈。

在俄气断供的日子里，德国政府受到了很多质疑。

一些声音认为，德国停止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等能源，是一种弃企业和民众于不顾的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在如此多的矛盾和阻力下，德国的能源转型，为何还能推进得如此快？

我们先笼统说一下，德国面对的情况有多复杂。

作为身处欧洲腹地的工业大国，德国首先面临的是地缘博弈。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经济利益的纠葛。

能源结构的巨大变化，让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产生新的矛盾，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都需要德国政府去重新理顺。

当然最繁琐的，还是德国人的意识形态问题。

比如电价，就是矛盾的暴风眼之一。

2022年，欧洲电价飙升至每兆瓦时约700欧元。

而到了2024年，欧洲的电价仍未回到原本水平。

北欧电力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24年丹麦的平均电价维持在约400-600丹麦克朗/兆瓦时区间，虽是2022年峰值水平的一半左右，但仍是2019年平均电价的三到四倍。

转型带来高电价，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也会催生社会不满。

而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和多党制国家，面对这类事件，政党与政客们会忍不住出招。

相互掣肘的制度设计、尖锐对立的政党理念、高度敏感的民权意识、近乎信仰的环保观念。

党派之间具体是怎么打的，我们暂不详谈，只说相关的两件事：

一件，是为贯彻弃核政策，德国花费十几年时间，拆除贡德雷明根核电站。

另一件，是很多现代化燃煤电厂，都面临在2038年前退役，或转型生产绿电的命运。

比如伊本布伦发电厂，在2025年已被顺利拆除，原址将建设一座换流站，用于将北海的风能接入电网。

德国伊本布伦发电厂

简而言之，德国在嘈杂的声音中作出决定：坚决弃核，对煤电留有余地，冲向绿色能源。

国家发展就和人一样，只要不内耗，就能一往无前。

所以现在的德国，即便激进的转型政策推高电价，居民能源开支负担加重，能源密集型产业外迁，大部分的德国人仍支持能源转型。

聊到这里，德国能源转型迅猛的原因，已经呼之欲出了。

德国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以技术为核心的能源变革。

它不断调整制度，一次次试探民意，以求让更多人支持改革，并忍耐由此产生的“短痛”。

而作为一个在战争废墟中都能站起来的国家，德国清楚，增加补贴和配给，是产业建设的催化剂。

为此，德国直接在政府财政中，为能源改革留出预算。

比如在2023-2027年的“碳差价合约”中，德国政府就为重点企业预留了500亿欧元预算，以补贴它们在电价偏差标准值过多时的成本支出。

与此同时，德国在居民用电方面实施“电价刹车”政策，直接补贴过高电价。

而对于保暖性能较差的房屋，如需安装热泵，可得到30%-40%的价格补贴。

如果居民需要更换门窗，或对屋顶、外墙等处进行保温处理，可以直接领取政府的补贴赠款。

德国的冬天，真的很冷

所以，别看德国能源转型搞得如火如荼，背后其实是政府咬着牙，真金白银给百姓和企业兜着底。

把社会情绪稳住，让转型按部就班。

说到底，德国的能源革命就像一场大型社会实验：

既要有明确的理想，更要有极强的号召力；

喊得动人还不够，还要算清经济账，适时使用钞能力。

德国这次能源升级，可真是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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