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后半生才明白：谁是贵人，在低谷期一目了然

被贬黄州，是苏轼仕途的重大挫折，却也成为苏轼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

黄州之后，苏轼虽也曾重返权力中心，但其余大部时间都被贬谪在外，所以他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在庙堂之外的这些日子里，他也结识了众多名不显经传的“小人物”，比如朱寿昌、王齐愈、詹范、卓契顺、林行婆、姜唐佐……可以说都是在苏东坡的具体生活小事中给到实际温暖的人，是东坡人生中的“贵人”。

作者刘墨新书《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主要以黄州为节点，着力于东坡被贬后与众多名不显后世的“小人物”温暖交往的“如轼人生”，以及他酒、茶、食物与石头之间的关系，从而挖掘其高蹈的人文精神与生活趣味。

《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刘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朱寿昌是东坡到黄州后结识的人物之一，与东坡过从甚密、相与甚欢，对苏东坡的生活帮助非常大。

苏东坡与朱寿昌

节选自《如轼：苏东坡的后半生》，作者刘墨

朱寿昌，字康叔，他是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故事中的一位主角。其父朱巽是仁宗年间的工部侍郎，母刘氏是朱巽之妾。在朱寿昌幼时，刘氏就被朱巽遗弃，母子从此分离五十年。

长大之后的朱寿昌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河中府通判，岳州、阆州、鄂州知州，广德知军，又任司农寺少卿、朝议大夫，迁中散大夫等。

与生母分离后，朱寿昌时刻思念自己的母亲。他日常很少吃肉、喝酒，而且只要一提起自己的母亲，就会流泪。他托人四方打听母亲的下落，均无音讯。为此，他甚至依照佛法中的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有传说他母亲流落到了陕西一带，嫁为民妻。他刺血写了《金刚经》后，辞去官职，千里迢迢地前往陕、甘一带寻母，在出门前，他与家人说：“不见母，吾不返矣。”

也许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母子相认之际，老母已七十有余，朱寿昌也已年过半百。原来刘氏被逐出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朱寿昌将这些异父的子女也视为自己的亲弟弟妹妹，将他们全部接回家中供养。为此，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神宗诏令官复原职以示褒奖。朝中的名公巨卿如王安石等人都纷纷作诗为文赞美他的孝行，而朱寿昌的孝义之名也播于朝野上下。

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正处于艰难穷困之中。巧的是，朱寿昌此时正在鄂州做太守，与黄州隔江相望，因而时常送去酒食。元丰三年（1080）四月，苏轼有一封写给朱寿昌的信，对他们之间的交往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某启。武昌传到手教，继辱专使坠简，感服并深。比日尊体佳胜。节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办，日有胜游，恨不得陪从耳。双壶珍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拙疾，乍到不谙风土所致，今已复常矣。子由尚未到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时自重。

……与可船旦夕到此，为之泫然，想公亦尔也。子由到此，须留他住五 七日，恐知之。

朱寿昌专门派人送信送酒送水果给苏轼，苏轼也经常为朱寿昌写诗填词，作字作画。

在苏轼留下的文献中，可查到苏轼致朱寿昌的信有二十一封、诗八首、词二首、文二篇。其中《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一首，最为传诵：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有人认为这首词是朱寿昌离开鄂州赴提举崇禧观时的送别之作，其实更可能是元丰四年（1081）的深秋，苏轼忽有感触，就填了这首《满江红》寄给对岸的朱寿昌。

长江、汉江的水自西向东奔流而下，在黄鹤楼上望去，浩淼的江水如葡萄酒般碧绿澄澈。这里也汇集着来自四川岷山和峨嵋山融化雪水浪花，以及锦江春色。朱寿昌当年曾是在陕州留有爱民美誉的通判，而苏轼是思乡未归的游子。面对这里的景色，苏轼很想对朱寿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你千万不要去读《江表传》，像祢衡那样的狂士，虽然值得同情，但更多的还是让人深感痛惜。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呢？就算是可以操纵生杀大权的曹操、黄祖，不也是匆匆过客吗？还是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诗吧。

从苏轼《迁居临皋亭》一诗中可以看出，苏轼是在元丰三年（1080）五月迁至临皋亭驿的，那时苏辙已携苏轼家眷来到黄州。清代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说得更具体：“二十九日迁居临皋亭，亭在回车院中。”所谓回车院，是监司行馆，为三司按临所居，也即供司法部门人员巡察时住宿的旅馆。

临皋亭似为坐北向南之屋，依现地观察，长江在其西侧。苏轼在约陈来看他的时候，曾提到临皋亭：“临皋虽有一室，可憩从者，但西日可畏。”

不过，条件虽差，并不妨碍苏轼从中发现临皋亭的诗情画意。苏轼的《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也有可能与《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作于同时，或稍早：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

暮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能够迁居到临皋亭中，对苏轼而言，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深有意味的转折点。

在迁居之后，苏轼给朱寿昌写了封感谢信：“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想味风义，以慰孤寂。”喝美了吃饱了，东坡居士就倚在几案之上，感悟临皋亭外的风光带给他的审美体验。

心情大好的苏轼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朋友们说：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也正是在这里，苏轼渐渐领悟到，他是一个“闲者”，因而会成为“江山风月”的“主人”。

被贬到黄州之前的苏轼，始终关心“公共问题”，而如今，他被剥夺了关注“公共问题”的权利，于是回到“私人空间”，虽然这一折返最初是被迫的，但很快，苏轼在“私人空间”里完成了“自我”，并且开始享受这种“自我”。

苏轼拿临皋亭前的美景和范子丰新造的庭院相比，忍不住顺便开了一句与王安石“新法”有关的玩笑：他住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不用交两税——所谓“两税”，是农民必须向朝廷交纳的夏税和秋税，以及新法中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法——“助役法”。苏轼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被贬到黄州后，名下还没有自己的土地，因而不必上缴税钱和助役钱。

而其实苏轼的现实生活也并没有像他在诗文中说的那么轻松、快乐。他在《迁居临皋亭》一诗中透露了真实的想法：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

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

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

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

读书人一直解决不了的困境再次让苏轼困惑：人生就像磨盘上的一只蚂蚁，磨盘转动时，根本身不由己。他努力地以仁义之心来做事，但仍然难逃饥寒，即使有了正常的饮食起居，也常常处于危惧之中，自然的美景固然可以让人快乐，然而美景不能疗饥，得失相抵，就没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事了。

元丰五年（1082）的夏秋之际，朱寿昌离开鄂州，陈瀚继任。此后，在苏轼的文字中，再也见不到朱寿昌这个名字了。

《宋史》卷四五六的《朱寿昌传》说他“卒年七十”，大约是离开鄂州不久以后的事情吧。

本书从苏轼历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写起，在苏东坡跌宕起伏的宦海人生中，重点追索他与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的交往，以及他酒、茶、食物与石头之间的关系，挖掘其高蹈的人文精神与生活趣味。作者通过大量诗歌、文章、书法、绘画以及文献作品多维度展现苏轼在动荡经历中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当“苏轼”成为“苏东坡”之时，中国文人追慕千年的士人雕像就此耸立起来，且将继续屹立下去。

公号封面图来源：豆包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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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初审：张 瑶

稿件复审：张 一

稿件终审：王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