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敏评《盛世滋生》｜档案里的盛世密码：清代皇权的算计与得失

《盛世滋生：清代皇权与地方治理》，赖惠敏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450页，148.00元

国家档案局官方网站推送的陈功跃《青年档案工作者的责任》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档案是历史的记忆，是人类文明的传承，是人类社会的原始记录”（2013年11月13日）。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档案既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记录历史，连接过去和未来，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支撑——提供新史料、新问题、新视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在《档案之魅》一书谈道，“档案是时间织成的布面上的一个小缺口，是对意外事件的一瞥”，而且“档案推动人们去阅读，它能够‘俘虏’读者，使其产生一种真相最终水落石出的感觉”（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5页）。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数十年来抓住每次前往北京的机会，广泛搜集、深度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档案，并借助“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勤力运用其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种类丰富的清宫档案，以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档案》，采取先发表系列专题论文、再统合为专著的“赖氏模式”，先后出版了《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乾隆皇帝的荷包》（中华书局，2016年）、《但问旗民：清代法律与社会》（中华书局，2020年）、《满大人的荷包》（中华书局，2020年）、《乾隆皇帝的百宝箱：清宫宝藏与京城时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等广为学界称誉且十分畅销的学术力作。令笔者深心佩服的是，向来用功甚勤的赖惠敏先生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日复一日潜心钻研“故纸堆”，让档案文献在新著《盛世滋生：清代皇权与地方治理》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彰显了别具一格的“档案之魅”。

作为深耕清代社会经济史四十余载、享誉海内外的资深学者，她以独特的“皇室经济学”视角，将微观的宫廷收支与宏观的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边疆治理——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盛世滋生：清代皇权与地方治理》一书不仅是对“康乾盛世”的重新诠释，更开创了以财政档案揭示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边疆治理特点、以文化史取径探讨清代地方治理复杂面相的新范式。是著主要围绕财政收支、边疆治理与资源分配、皇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皇权与地方治理等议题，分十章展开论述，让读者借助丰富的档案史料和随处可见的数据统计图表，以及量化分析得以深刻了解到：浙江茶叶销往华北、蒙古，以及两湖的茶叶贩至蒙古、新疆等僻远之地，并非只是出于全国市场需求自然形成，而是由清代国家有意推动的。这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的核心主张不谋而合：经济行为的制度安排是产生经济效能的关键因素之一；制度环境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市场效果。即是说，制度环境有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不同的经济绩效——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经济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创新和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而制度的失败或缺陷则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市场失灵和经济衰退。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及其深层原因亦不妨如此理解。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将通读全书之所思所想分述如下。

档案研究的“物质性转向”

《盛世滋生：清代皇权与地方治理》一书的研究旨趣打破了制度史“重文本轻实践”的局限，开启了档案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具体而言，本书作者不再囿于《大清五朝会典》《清实录》等“官书记载”，转而聚焦种类繁多的清宫档案、地方档案及碑刻资料中的“活态记录”。例如作者在阅读档案时“特别留意皇帝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发现“《内务府库银月折档》《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利用税收支持苏州丝织生产”（第2-11页）；又如透过《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不仅展现了乾隆皇帝之“寡人好货”形象及其对苏州经济发展和庶民消费的深刻影响（11-15页，19-38页），而且通过乾隆皇帝不惜重金由苏州造办处成造大量玉册——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御书《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回顾清廷进军伊犁、平定达瓦齐割据势力的过程及善后措施，除刻碑立于国子监，还命苏州织造局做成青玉碑文玉册送京，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分别造送《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玉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玉册各一份，“借以表征他大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16页）；再如通过爬梳《内务府银库用项月折档》之繁琐记载，点明苏州织造局还深度参与了“乾隆皇帝以佛教器物与蒙藏诸王进行文化交流，常以蒙文《甘珠尔》赏赐蒙古王公贵族”之边疆治理实践（16-18页）。作者还从更宽广的视阈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乾隆皇帝的佛装像藏于西藏、蒙古及北京的寺庙，代表他为藏传佛教世系传承中的转轮王，并借此向蒙藏民众暗示他就是人间的‘佛祖’。而在汉人社会，则是借由皇帝南巡或官员办贡，将圣君形象及宫廷文化推展到民间，室内装潢、家具和碟盘器用或许正是推展宫廷礼仪的方式之一”（74页）。这一看法极富见地：不同物质（佛像、食物、器物、家具，乃至舶来品等）因国家制度的有意安排而流向不同疆域，展现出清帝国统治者面向不同族群的多元统治手段。同时表明：清代在巩固大一统政权、强化国家认同方面的贡献，与乾隆皇帝于军事弹压外还尤为看重“贸易”和“宗教”手段息息相关。

该书还设专章“讨论了嘉庆朝的皇室财政”（163-204页），“以内府档案来证明民间传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并非真实”，并且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指出，嘉庆皇帝竭力塑造的“崇实黜奢”的君王人设也仅限于在位初期。嘉庆皇帝虽然不像乾隆皇帝那般“寡人好货”，相反格外强调“节流”，反对“开源”（如禁矿政策），但也因此让国家财政陷于困境，这也是道光朝面对内忧外患时处处捉襟见肘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充实“荷包”，“嘉庆皇帝变价许多金、玉、东珠等”（如准内务府将三等内五分下东珠、五等东珠、无光东珠、大小珍珠，共计八万二千九百零六颗全部变价），此举“打破了贵贱藩篱”，使原本系命妇专用品的金珠玉翠流入帝都商铺，成为庶民的消费品。该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压力，却暴露出清帝国的深层危机：传统赋税制度因土地兼并、吏治腐败而失效，仅靠变卖宫中珍宝难以根治庞大军费、河工等支出、地方亏空积重难返带来的财政赤字。究其根本，节俭治国若脱离制度变革与有效开源，终难挽颓势，这反映了此时清王朝在危机应对上已系统性无力。

嘉庆帝

与“皇帝好货”一样，宫廷妇女、太监、内务府官员、匠役（含外雇工匠）等亦“皆为物役”——皇家贵妇忙于实物变现，余者则上下其手、里应外合窃取宫中财物（81-158页）。作者利用《内务府奏销档》探讨温惠皇贵太妃（康熙皇帝的嫔妃，享年八十六岁）及其太监们在后宫的营生，不仅让读者得以深入管窥清朝后妃的金册宝成色，仪仗及冠服的等级和制式，按照位分等级获得的宫分（年例银、绸缎、布匹、金线、纱、棉花、皮张等），以及各种日用花销和衣着，而且据此了解到清代后妃和太监们为补贴年例银之不足，前者热衷于将人参、金银、缎纱、貂皮等实物资产变现，后者则倾向于购置田地、投资药铺、利润丰厚的当铺，以及经营其他铺房。作者通过这一经典个案研究发现：首先，“清代内务府管理后妃财务的制度不够严谨，康熙以来，担任首领太监者，一切金银绸缎每年任意出入，全无账目可稽查。雍正以后，后妃的账目上新收、开除及实在项目不清，而且首领太监交接时，没有给旧管的账目，因此太监们趁机偷盗物品”（118页）；其次，康熙遗孀“温惠皇贵太妃的缎匹流入市场者在数千匹以上”，连备受乾隆皇帝宠爱的“和敬公主也将金器、绸缎变价来购买房屋、田产等”，至于其“将储值性质的金银变为房地产并从中获利”，则颇“符合乾隆皇帝发商生息的作风”（119页），堪称皇家版“有其父必有其女”。相比之下，太监利用特殊身份之便“偷珠宝玉器等项甚多，如入无人之境”，则充分暴露了内务府“从人事制度到器物、档案管理上”皆存在“不少的漏洞”（139页）。

茶叶：清帝国边疆治理的战略资源

由于茶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紧缺性和必要性，往往被赋予政治意义，成为古代中国羁縻边疆的重要手段。北宋利用吐蕃民众“嗜茶”特点，探索出一套集茶法、马政、边政于一体的“以茶治边”策略，置“都大提举茶马司”，对边茶统购统销，专“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规定“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第一百二十·职官七·都大提举茶马司》，中华书局，1960年，3969页）。明代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茶马贸易政策，认为“惟茶法马政，内充军实，外驭诸番，为国家要务”（《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六《诸司农文集·条议茶马事宜疏》，中华书局，1962年，4180页），强化了国家对茶叶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清承明制，为了更好地控驭西部和北部边疆，通过“市易和赏赐并举”之手段将砖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有效地实现了“以茶安边”的政治目标（赖惠敏、王惠敏：《兴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砖茶贸易》，《史学集刊》2024年第2期）。清廷通过控制茶叶供应有效管控边疆民族地区，并在边疆部落叛乱时实施禁运作为制裁（王惠敏：《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双重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1-62页）。这种“以茶制边”策略，既维护了边疆秩序，又促进了文化认同，有助于国家统治疆域的稳固。

王惠敏著《乾隆朝金川战争新探：档案文献与田野调查双重奏》

万秀峰等著《清代贡茶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39页）指出，浙江是清代贡茶的重要省份，且贡茶种类繁多，然则其中数量最大的不是龙井，而是黄茶，每年达数百斤。何新华在《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27页）中根据《大清会典事例》之记载给出了更可信的数据，即浙江布政司年进贡上用黄茶二十八篓，内用黄茶九十二篓，每篓八百包（每包二两，即每篓重一千六百两，按照清代每市斤十六两计，每篓重一百斤，一百二十篓即一万两千斤）。黄茶作为贡茶规模远超龙井，彰显了它在清代宫中的地位。《盛世滋生》一书另辟蹊径，从《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处折件》《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档案》入手，发现浙江黄茶除了用作贡茶、“成为清宫建构社会阶级的物质形式之一”外，还在内札萨克蒙古、喀尔喀蒙古地区营销（214-253页），并且敏锐地指出，浙江黄茶作为“上贡之物”大量解至宫廷，主要用作皇家日常膳食、节庆筵宴、祭祀活动、喇嘛唪经，以及赏赐俄罗斯来使、蒙古王公、西藏喇嘛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黄茶在华北和蒙古的消费”（253页）。由是可知，浙江黄茶既充当了清朝统治者整合边疆与内地的重要物资，也丰富了宫廷筵宴和蒙藏民众的饮品选项。清代浙江黄茶体现了茶叶作为“国饮”的多维价值：作为贡茶，它满足了皇室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作为皇家“恩赏”，在朝廷宴请外藩蒙古来使的“赐茶仪式”中发挥了政治功能；作为边销茶的补充，它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

万秀峰等著《清代贡茶研究》

清代边销茶（以湖南安化黑茶为主）作为安边物资和边疆居民极端依赖的日常消费品，由商民贩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学界有关清代边销茶的研究成果甚丰，很难推陈出新，而本书作者独具慧眼，以清代陕甘官茶与归化“私茶”的税收政策与贸易冲突为核心，通过财政负担差异与市场博弈的对比，阐明了边疆茶务管理和茶税征收的复杂性（261-282页）。嘉庆以前，清朝统治者面对既要扩充税源，又要开疆拓土的难题，“针对陕甘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财政支出，加诸商人身上”（281页），但两地商人的茶税负担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由于“陕甘地方财政处处仰赖茶课，商人不只负担每茶一引四点四四两，仍得应付官员养廉银、茶司衙门陋规银及税关衙门办公费”（281页），而“归化商人得地利之便，领理藩院部票只须交银二十四两，即可运输茶叶”，并且“（北路军营）驻防兵丁所需的茶叶及烟草亦由山西巡抚委托归化商人运到蒙古台站，转送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再加上“绥远将军对理藩院部票疏于管理，以至归化商人时常没领票或一票用多年，游走蒙古及新疆各处”，以致他们“贩运茶叶成本比陕甘商人低廉得多”（281-282页）。耐人寻味的是，清廷长期默许归化私茶进入新疆，与归化商人在新疆贩售湖南安化的茶叶起到了“裕课便民”之大用有莫大关系——既增加了古城税收一万多两，也充实了伊犁、乌鲁木齐的经济，满足了驻防官兵的生活需求。然则，正因为清廷对归化“私茶”涌入新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陕甘官茶因税负差异陷入困境，引发持续争议。左宗棠改革前，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凸显了清代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与税收政策的失衡。

控驭蒙古的制度安排：创设商卓特巴衙门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清代喀尔喀蒙古藏传佛教中最大的活佛世系，或称之为“格根”（意为“活佛”或“上师”），而“商卓特巴”（也记作“商卓忒巴”）是格根承办的商上事务，原本为清朝对西藏寺院领主所属领地内的仓库和管理税收财务的总称（287页）。“为商上办事之官”通常由四品僧俗官员充任（方宝璋：《清代管理思想史（下）》，鹭江出版社，2021年，556页）。清廷对管理蒙古呼图克图财政的大司库也叫“商卓特巴”，蒙古语“商上”“桑”或“仓”都是商卓特巴衙门管辖的财库名称（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卷一，刘汉明等译，613-614页）。喀尔喀蒙古王公习惯将治理民政事务的最高权力交付给呼图克图，但清廷于乾隆十九年（1754）在寺院中首次建立了处理沙毕（寺院之牧奴，他们承担牧畜、运输、建筑、祭祀等劳役，其产出构成寺庙经济的主体，形成“‌以役养教、以教控民‌”的闭环体系）事务的衙门。也因此，有时商卓特巴衙门被称为沙毕衙门或呼图克图衙门。

方宝璋著《清代管理思想史》

清朝为了平衡蒙古各大势力，规定商卓特巴的人选由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落轮派，每五年一换，并且发给敕命和新印，以之确认其为朝廷授命之官职。乾隆皇帝为何要在此时创设这样一项制度呢？它与喀尔喀蒙古的寺院经济有何关系？它究竟是如何管理沙毕纳尔、喇嘛？其财务支出主要有哪些？清廷采取何种政策来处理商卓特巴衙门与汉商之间的借贷问题？本书作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新近整理出版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台北“蒙藏文化中心”复印之蒙古国藏库伦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等，对上述关键问题逐一展开螺旋式分析，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的政策，而且廓清了库伦商卓特巴衙门与商号的复杂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清廷在库伦设立商卓特巴衙门，绝非孤立的财政改革，而是‌准噶尔战争终结前夜边疆治理战略转型的制度性产物‌。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乌兰布通之战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清朝历时近七十年彻底瓦解了准噶尔汗国对喀尔喀蒙古的威胁。战争结束后，原属准噶尔势力范围的喀尔喀四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成为清廷直接管控的核心边疆区域。此时，土谢图汗与车臣汗两大部落因战争期间的军事贡献与资源积累，势力大增，对清廷的统治权威存在潜在挑战。乾隆皇帝为防止蒙古各部再度联合，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尝试‌将宗教权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世俗权力（汗部）进行制度性切割‌。商卓特巴作为清廷直接任命的官职，其人选由土谢图汗与车臣汗两部轮派、五年一换，这一安排既利用蒙古贵族的内部竞争实现制衡，又通过“敕封”与发给“新印”，以及发谕旨确认商卓特巴具有副盟长的同等权力（292页），使哲布尊丹巴的经济基础脱离部落控制，成为清廷在漠北的“财政代理人”。不过，赖惠敏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实则提醒我们更应该看到，商卓特巴衙门是清代罕见的‌政教合一型财政—司法复合机构‌，其组织结构的职能模块、管理对象、核心职责相对明确，集中展现了制度设计背后的统治智慧。其中，财政管理层面主要指向商上财库，负责征收沙毕贡赋、管理牲畜、皮毛、乳制品等实物税，以及统筹寺庙开支与喇嘛口粮；司法审判层面主要针对沙毕纳尔、蒙民，即利用蒙古习惯法、蒙古判例、佛教戒律等审理财产纠纷、逃役、盗窃、宗教违规等案件；人事管理方面主要指登记沙毕纳尔人口、分配劳役、核发喇嘛度牒、监督宗教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讲，商卓特巴衙门是清朝统治者“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政策之精妙设计。单从稳固边疆统治秩序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可谓尽显“帝王心术”之精髓——分化制衡，即通过制度化财政控制，兼及司法审判和人事管理，使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中央权威的延伸，有效遏制了蒙古贵族的独立倾向，维持了十八至十九世纪喀尔喀蒙古诸部的长期稳定。然而，任何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都不可避免有其局限。商卓特巴衙门制度加剧了寺院经济的困顿（尤其是频繁的宗教活动的资源消耗及对清廷的“报效”，具见300-306页）；清廷未能很好地处理该衙门与汉商之间的严峻债务问题，为二十世纪初外蒙古独立埋下经济隐患（313-321页）。况且，该制度的存续，极为依赖于清廷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满文公文体系的严密监控。一旦清朝的统治走向式微（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商卓特巴衙门即迅速沦为地方宗教势力巩固自身利益的工具，该制度设计的脆弱性便彻底暴露出来了。

震慑东南的制度安排：建立“杭州满城”

满城是清代八旗驻防军的专用城池，多建于战略要地（如宁夏、太原、西安、成都、南京、杭州、开封等地），占据城市制高点或交通枢纽，与汉人居住的汉城形成对应关系。其本质是军事堡垒和民族隔离区，即通过强制手段圈占城市重要地段，将原住百姓驱逐后建立以八旗军民为核心的聚居区。这种空间布局既强化了军事控制，也体现了清朝对满汉民族关系的特殊管理策略，合乎清帝国统治者秉持的“满汉分畛”之政治逻辑。清人早已洞悉，满城作为“城中之城”，其主要发挥“无事则拱卫控制，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有事则敌忾同仇，收干城腹心之用”（希元：《荆州八旗驻防通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经仔细梳理学术史，作者注意到已有的八旗驻防研究成果多侧重建制沿革以及族群认同问题，较少触及满汉互动和驻防军队在该区域与城市的影响力，遂利用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档录副》，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档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购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宫中档朱批奏折》，以杭州驻防八旗为例，说明清代旗民的关系。据此可以认识到，杭州满城的设置，是清廷在军事、族群、文化和经济四重维度上的精密设计。

顺治二年（1645）清兵抵杭州，在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一带驻防，后于顺治五年至七年（1650）圈地约一千亩，建满城于钱塘门与涌金门之间，东至大街、西城、南至军将桥、北至井字楼，城高一点九丈，厚一庹。杭州驻防八旗以骑兵为主，步兵的人数从康熙到乾隆朝呈现逐年缩减趋势，而且通过裁撤汉军旗、增加满洲兵丁员额，使杭州驻防旗人的身份由汉满蒙旗人缩减为满蒙旗人。清代俗谚：“不分满汉，但问旗民。”但就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后的杭州驻防旗人而言，实则满蒙身份占大多数。此外，作者通过比较地方财政和旗人俸饷的消长发现，地方支付八旗驻防的经费除了地丁银，地方衙门代为收取牧厂租地银，盐政道发商生息；驻防八旗支出项目的增加，除俸饷之外，还有养廉银、丁粮马干银、红白事件赏银、孤寡养赡银、办差银等。这些足以说明乾隆朝强化了满洲旗人的民族主体性，以及作为清朝既得利益阶层（清代推行的“首崇满洲”国策，确保满洲旗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特权和优先地位）的优越性。

杭州驻防图，赖惠敏绘制。

满城的坚固城墙、各种军事配置等将旗人隔离在杭州满城内，但他们享受的权益（清廷通过八旗制度赋予旗人享有独特的权利和地位）却越过城墙，成为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其一，杭州城门钥匙归旗兵管理，百姓出入城门受其挟制，造成纠纷（397页）。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李之芳以兵部侍郎身份离京赴杭州“总督浙江军务”，平定反清势力，借此获悉当地民情。是年，他在《示禁门兵需索》里直斥：“今闻守门兵丁，不遵军纪，凡遇负贩食物，则敢私抽狼藉，无异抢夺。其有携带包裹，行人及妇女肩舆出入，往往勒索银钱，故意拦阻。至于迎婚出殡，吉凶大故，尤为奇货可居，刁掯苛索，无所不至。”（《李文襄公别录》卷五，第3页）。李之芳的告示除揭露门兵的各种勒索恶行之外，还强调凡此等行径一旦拿获，将严惩不贷，然而这些“仗势欺民”的旗兵非但未就此收敛，甚至愈发嚣张。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巡抚赵士麟申饬守城官兵，仍称“闻有兵丁借端生事，……倚禁门为攫货之薮，借盘诘为逞暴之图，卫民而反以害民”（赵士麟《武林草附刻》，21页）。其二，汉人向驻防旗人借贷，遭重利盘剥，若无力偿还，债主“登门毒欧吊营拷打，百般狼藉，不得不卖妻鬻子，甚至踢打伤中惨致殒身”（398页）。此等恶行直达天听，康熙帝称，“朕闻杭州驻防官兵，将地方民人商贾，甚加刻害。官兵驻防省会，原以镇守地方，使民生有益。今既无益，反加刻害，是何理也？”（《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十三册，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条）。其三，杭州满城是在汉人原有的城市上圈地建设，被圈之民苦不堪言，不仅要迁离居住地，还要承担房屋税（399页）。实际上，除了族群身份区隔外带来的诸多旗民冲突外，作者还发现旗人蓄奴当差看起来像是满城内部的事务，实则对杭州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387页）。

总之，清代杭州满城的设置，是清王朝巩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的关键布局，其政治考量体现在军事控制、民族隔离、文化同化等多个维度。杭州作为东南重镇，是清初反清复明势力的活跃区域。顺治皇帝在杭州西湖周边设置满城，由驻防将军直接统领八旗精锐，形成独立的军事管理体系。这种垂直指挥模式（驻防将军直接向皇帝汇报）既切断了地方官员的干预，又确保军队快速响应叛乱。杭州满城实行严格的“满汉分野”政策，通过城墙、户籍制度（旗民分治）和禁止房产交易（“旗民不交产”）实现物理隔离。这种隔离旨在防止汉人渗透，保持满人“国语骑射”传统，同时避免其被汉文化同化（即乾隆皇帝上谕中常见的所谓“沾染汉人习气”）。乾隆时期，尽管满汉交往渐增，但杭州满城作为核心区域仍维持封闭，以确保统治集团的特权代际传递。不过，嘉庆朝以后旗人逐渐沾染汉习，满汉互婚关系融洽（418页）。随着时间推移，清廷调整策略，允许旗人参与当地科举、购买墓地（411页），一些有学养的旗人也开始与汉人士大夫交往唱和，融入杭州文化，认同“杭州人”的身份。此外，清前期统治者还有意识地通过修复西湖景观、资助佛教活动，淡化杭州满城的军事色彩，转而强调其作为“文化圣地”的象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