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皇帝梁武帝萧衍：从勤政贤明到昏聩无道，他如何以佛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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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梁武帝萧衍即位的第三年，他亲率满朝文武大臣、世族大家、名士以及在建康的和尚尼姑两万多人，在华林园内新建的重云殿顶礼膜拜。香烟袅袅中，梁武帝当众宣布了亲手撰稿的《舍道事佛文》。

在这篇愿文中，梁武帝宣称所谓三教九流有九十六种之多，但只有佛教才是唯一的正道，其余都是外道。他声称自己舍弃一切，只信奉如来菩萨。倘若公卿们能够一起参加立誓，都可以豁然开朗，进入智慧和觉悟的境界。

梁武帝又说：老子、周公、孔子等虽然都是如来的弟子，却衍化为邪说，因此他们只能作为世间的善人，不能革除凡心而成圣人。这篇愿文号召文武百官、王侯及宗室们“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他要求平民百姓也要相信佛教，特别是童男出家可以及早领受教义，立地成佛。

1、以佛治国

梁武帝即位那年遇到大灾荒，斗米要卖五千钱，许多人饿死街头。但宣布佛教至上的次年，凑巧大丰收，一斛（十斗）米只值三十钱。真是普天同庆，人们齐颂菩萨保佑，梁武帝更是乐不可支。

梁武帝随即大建佛寺，亲自下令监督建造大爱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等，这些寺院极为宏伟壮丽，每个寺院中都供养了数千数百的僧尼。同时皇室、权贵及各州、郡、县也都大兴建寺造佛之风。晚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描画建康佛寺之盛，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其实南朝到梁武帝时，建康佛寺已达五百所以上（一说多至七百）。他在清溪之畔，造了一座大智度寺，有塔七层，寺内可住尼姑五百人。大爱敬寺建造在钟山（即今江苏南京紫金山）下，延袤七里，可以供给一千和尚膳宿。中书令王骞的旧墅及其田产在寺侧共八十余顷，这些是他祖先王导在东晋任丞相时，受赐田产的一部分。王骞不善经营，租佃的收入还不够他家的吃饭开支。梁武帝看中了这八十多顷田，叫人从他手里买下来，转送给大爱敬寺做寺产。王骞老大不愿意，说：“这田我是不卖的，要是下诏拿走，我没话讲。”来人好说歹说，他更是怒形于色。这就惹恼了梁武帝，王骞是他儿子的丈人，梁武帝顾不得亲家关系，命人评定这些田产的市价，强买下来。王骞的中书令也当不成了，被调出京城去任吴兴郡太守。

每座寺院都有众多的僧侣及大量肥沃的土地，仅在建康的僧尼就有十多万人，其他各郡各县更是难以计算。这些僧尼吃的是珍馐绝味，酒肉不戒。和尚手下有“白徒”为他们耕种土地和从事杂役。尼姑身边还蓄了不少“养女”，“养女”们穿的是花花绿绿的绫罗绸缎，干的都是伤风败俗的丑事。僧尼以及养女都不在国家编户之内，天下的户口几乎失去了一半。

僧尼吃肉，从汉代佛教以来确实是有这种习惯的。据说是根据佛教《十诵律》可以吃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类“净肉”。梁武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认为所谓净肉可食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并根据《涅盘经》等经文，写了《断酒食文》的长篇论著，坚决主张断绝酒肉。

517年三月，梁武帝又下令给太医，不准用有生命的东西作为药剂；官家纺织锦绣，不准编画仙人鸟兽，以免使它们被剪裁破碎。梁武帝又宣布不准穿着皮革制作的靴和鞋，因为皮革也是杀生以后才有的。

梁武帝即位后的第十八年（520年），他又亲自受佛戒，法名为冠达。朝臣及贤士先后纷纷要求受戒。

江革曾任广陵太守，525年在彭城被魏军所俘，北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要逼他撰写寺碑及祭文，他坚决不从。元延明软硬兼施，一边称赞他文名素著，一边将棍棒摆出来。江革不受利诱威逼，厉声说道：“江革年近六十，不能杀身报国真是惭愧，今天能死就是大幸，我誓不为人执笔！”元延明没法，只得算了，每天给他小米三升，不让饿死而已。一年多后，江革由北魏释放回梁，受到“临危不挠”的表扬，被任命为临川王萧宏的长史。江革荣任新职不久，收到梁武帝亲笔给他写的一首《觉意诗》：“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此外还有御批：“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其实江革很信仰因果报应之说，梁武帝以为他不崇佛法，因此写诗训斥，捎带指责一些其他不愿受戒的朝臣。江革当然不会违拗梁武帝，立即上书要求受戒。

梁武帝经常亲自讲授佛经，他喜欢举行几万人的法会，高升法座，为僧俗们讲经，有时一讲就连续七天。

邵陵王萧纶的咨议参军周弘正，有罪应该被流放，梁武帝下诏将他赐予干陁利国（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周弘正在狱中得知要漂洋过海到万里外的异国去，那里语言风俗了不相同，心中好不凄伤。他苦思冥想，心生一计，利用他对《老子》《易》及佛经的通晓，回忆他过去亲聆梁武帝讲经时的心得体会，写了一篇长诗送给朝廷。梁武帝见了喜笑颜开，特地下诏赦免其罪，官复原职。

533年二月里，梁武帝在同泰寺召开了四部（僧、尼、善男、善女）无遮大会，这是佛教布施僧俗的大斋会，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一视同仁。他亲自主讲《般若经》。人群熙来攘往，突然越南赠送来的驯服大象在舞蹈中发狂似的奔蹿起来，人们吓得四处逃散，死伤不少。护卫皇上的禁军也惊慌失措，独有御史中丞臧盾和散骑侍郎裴之礼巍然不动。梁武帝非常嘉许，任命裴之礼为壮勇将军、北徐州刺史，臧盾兼任中领军将军。

在梁武帝的提倡下，许多用金、银、铜、石等材料塑造的佛像如雨后春笋矗立各地各寺。建康同泰寺里有他亲自下令制造的十方金铜像，十方银像；光宅寺内有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内也有丈八檀香木像和铜像；在剡溪（今浙江曹娥江上游）有坐高五丈和立高十丈的石佛。这些都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

从东汉末年到梁武帝即位，约二百八十年间，称帝的一百一十人左右，平均在位不到三年，其中大部分是被杀、被废、被俘。能在位二十年以上的帝王不多，只有蜀汉刘禅、东吴孙权、西晋司马炎、成汉李雄、前秦苻坚、东晋司马曜、后秦姚兴、北魏拓跋焘和元宏等，就在这几个帝王中也有政不由己的。尤其是宋、齐两代中，皇宫中相互残杀更是激烈，令人发指。梁武帝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他在寻求摸索一些能够国运永祚，而自己又能统治一世的途径，反复考虑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佛教，于是利用它以及庞大的善男信女来支持自己的皇权，去欺骗百姓，让他们甘心忍受残酷无比的剥削。

作为一个帝王，崇信佛教的真切，以身作则地执行佛规，梁武帝是破天荒的第一人，而其顽固、执迷和荒唐也是史无前例的。

2、菩萨皇帝

南梁立国第二十五年（527年）三月的一天，六十四岁的梁武帝萧衍一大早从宫廷新建的大通门走出去，到了同泰寺，烧香念经，顶礼膜拜完毕，他就不回宫了，宣称舍身给同泰寺，脱下皇袍，穿上袈裟，为僧众们扫地抹桌，端茶送饭，做跑腿的劳役。

一个身为帝王者竟然舍身寺庙，这比北魏开挖石窟还要惊天动地。消息不胫而走，顷刻传遍了建康城。市民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到同泰寺观望，文武大臣们急得焦头烂额，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可是当今皇上不仅去做了和尚，而且执役洒扫，这成何体统？如何了得！经过大臣和寺院住持们苦苦相劝了四天以后，萧衍终于回心转意，返宫还是做他的梁武帝，并且下令大赦，因为他是从大通门进出的，所以改元大通。

事隔两年多后，也就是529年九月十五，梁武帝在同泰寺内，再次召开四部无遮大会，他穿上法衣，又宣称“清净大舍”。原先他在寺内就有专门休息的住房，这时在房里铺上朴素的小床，摆设了瓦制的食盆，又到寺院各厅堂里做起苦差来。第二天萧衍登上法座，给数万名信徒开讲《涅盘经》。他这样每天在寺内上上下下，忙碌了十二天，一再表示自己对菩萨极端虔诚，真心向佛决不留恋皇帝宝座。这样就在朝廷内外，四周郡县掀起了信佛的高潮，扩大了佛教的声势。但是文武百官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劝来劝去，议来议去，最后凑齐了现钱一亿，到同泰寺赎回这位皇帝菩萨。

寺僧们打从出生后，也没看到那么多现钱，个个满心喜欢，对于所谓赎身，他们采取了默许态度。过去臣属们的奏疏上，大都已称呼梁武帝为菩萨皇帝，这位菩萨皇帝给这个寺带来那么多财富，但国库的支出还是由黎民负担，百姓们默默忍受这种变相的榨取和掠夺。

十二天后，文武官员齐赴同泰寺的东门，奉上要求还宫的表疏，三次上书，梁武帝三次复书，前后都自称“顿首”，最后一次才答允重新回朝执政。

返宫前的十月初一，梁武帝又召开了一次四部无遮大会，参加者有五万多人，大会结束，在震天动地的“万岁”声中，他扬扬得意，乘坐金色的御辇回到皇宫，坐在太极殿的皇座上，又下令大赦，改元为中大通。梁武帝确是别出心裁，完成了舍身而又赎身的惊人表演。

537年正月，台城的朱雀门突然起火烧毁。梁武帝笑着对群臣说：“这门太简陋狭窄，我才想到要重新扩建，它就遭到天火了！”臣僚们惊魂未定，对这句话一下难于反应，独有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善于奉迎，立即回答道：“这就是陛下‘先天而天不违’”。“先天而天不违”是《周易》上的一句话，他搬来吹捧梁武帝有意在先，上天都不违而给予方便；上天尚且如此，何况百官黎民呢！众人对这个回答齐声叫绝。梁武帝更是春风得意，沾沾自喜，一年多后，任命何敬容为尚书令。

何敬容的祖辈都崇信佛教，早年曾建立了几个塔寺。如今他官居相位，当然也要建寺。趋炎附势者又都来捐助财物，何敬容来者不拒。于是这座寺院建造得特别宏丽，被人戏称为“众造寺”。

在梁武帝第二次舍身的十七年后，即546年的夏天，梁武帝到同泰寺讲经，并且大赦，改元为中大同。说也奇怪，这天晚上同泰寺的宝塔即遭火灾，跟朱雀门着火一般，梁武帝认为这意味着还要大兴土木，壮丽加倍地修建。文武百官个个都如应声虫一般，齐声叫好，于是立即动手建造十二级的塔身。

次年（547年）三月，梁武帝心血来潮，到了同泰寺故伎重演，在四部无遮大会上，再来一次舍身，这次舍身似乎非常坚决，死皮赖脸不肯回宫。又直到群臣再七拼八凑了一亿钱来赎身，第二天才勉强回宫，再一次大赦，同时改元为太清，梁武帝在这次长达三十七天的舍身时间里，似乎根本忘了还有什么国家大事。他本身茹素绝欲已数十年，确实是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的，看来他对佛教可真是着了魔。

这位菩萨皇帝能在南梁最高统治的宝座上四十多年，全靠着他身边有一批朴素、勤恳、耿直、才能卓绝的大臣处理日常朝政。

梁武帝立国的左右两臂是沈约和范云。沈约历任中书令、侍中等职，又是齐梁文坛杰出的人才。他不喝酒，没有什么嗜好，居处俭朴，死于开国后十二年。范云天资聪颖，八岁时就善于应对，旁若无人，叫他赋诗，下笔即成，令人惊叹。他少年善文，写起书信来不用草稿，瞬息即成，旁人常怀疑他早几天就已写就熟记。他官为尚书右仆射兼领吏部，每日里文牍满案，宾客盈门，他却泰然处之，从不积压公事，可惜他在立国的第二年就因病溘然而逝。

他俩先后去世，接替者是徐勉和周舍。梁初，大军北伐，徐勉在朝廷负责军书往来，夙夜不眠，常常几十天才回家一次。他进入家门，群犬已不识主人，迎面狂吠，徐勉叹息道：“我忧国忘家而致如此，待我死后，这也可以作为传记中的一个小故事吧！”以后他转任吏部尚书，跟范云一样，能够一边和来客对答如流，一边批复文书，手不停笔。他在朝三十一年病亡，时年七十，历任尚书仆射、中书令等。他虽官居显位，却从不经营产业，俸禄分送贫苦亲族。有人劝他谋私致富，他回答说：“人遗给子孙以财富，我遗给他们以清白。如果子孙有才能，可以自谋生路；倘若没有才能，百万家财也将化为乌有。”徐勉认为儒学和佛教殊途同归，撰写《会林》五十卷，深受梁武帝赞赏。梁武帝的另一重臣周舍，早年在宫内供职，曾任中书通事舍人，右卫将军等。

二十多年没有离开梁武帝左右，他会说能辩，跟人谈论嬉笑滔滔不绝，但跟徐勉一样，从来不泄露一点机密。周舍本性朴俭，住处和衣饰就和贫苦百姓一般，难怪梁武帝在他死后追旌的诏书中叹道：“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

周舍和徐勉先后死去，梁武帝内靠朱异掌握机密，外赖何敬容处理日常政务，当时世风日颓，他俩也就大不如过去的辅臣了。

何敬容官为尚书令，办起事来确是非常勤恳，经常废寝忘食，可是文才不高，又自命不凡，他衣冠楚楚，式样鲜奇彩丽。他爱妾的弟弟费慧明，是管理仓库的官儿，但在夜中却屡屡偷盗官米，有一次被领军将军萧誉发觉逮捕，不识大体的何敬容竟写信去为费慧明说情，萧誉将原书送呈梁武帝。御史中丞张绾认为身居相位的人竟敢挟私罔上，按法应当斩首弃市，梁武帝宽大为怀，只是让他免职罢官。第二年梁武帝在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何敬容要求参加听讲，迎合了梁武帝的心意，不久又让他当起侍中等的官来。不少臣僚看不起他，太尉从事中郎江从简，年才十七岁，血气方刚，竟写了一首《采荷调》讽刺何敬容：“欲持荷（即指何）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何光！”

散骑常侍朱异自幼称得上是个神童，在周舍死后掌管了梁武帝身边的一切政务和机谋。他熟悉梁武帝的心理和习惯，阿谀逢迎，顷刻之间能尽理诸事，因而特别受到宠任。他居权要之位三十多年，人们对他的馈赠和贿赂全部照收不误。可是朱异极为吝啬，要从他身上掏出一个小钱来，那可难如上青天。他厨房的山珍海味即使是与自己分居的儿子也别想吃上一口，而每月腐烂丢弃的东西总有十多车之多。

梁武帝这个菩萨皇帝，自以为有了几个贤能的辅臣帮助处理庶务，普天下的臣民们就都可以在佛教一统下永享太平。梁武帝又认为自己不可一世，有超越任何人的才能，他坚信选定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样的刚愎自用，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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