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日本启用新一套制裁工具，背后却像是学了美国的套路

这回中国对日本动用了新的制裁手段，有意思的是——很多做法其实像是美国一手“示范教学”过来的。

最近中国商务部连发两条公告（2026年第11号和第12号），把20家日本机构分别放到了出口管制清单和关注名单上（合并算有40家），同时配套出台了专项出口管控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动用“关注名单”这一工具，意味着出口管控正变得更有针对性，法律规章和实施细则也在跟着细化。

别以为两个名单是同一种事儿：列在出口管制清单的，相关物项基本上被严禁出口；而进了关注名单的，会被加强审查——只要被列入的机构真配合中方核查，按规定可以申请移出，经过确认就能撤销。

而且这些办法并不只盯着日本，实际上美国的实体才是这些管控措施的主要目标；只是这次挑了20家日本单位当“首批试验对象”。

中国现在是在搭建两套体系：一套是出口管制的规则，另一套是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实体实施制裁的框架，这其实是把西方曾用过的手段反过来用。

别小看这套路——美国早就搞类似的制度，几十年来不断完善。从早年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到冷战后的瓦森纳协定，都是前车之鉴。

记得新闻里那些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吗？像伊朗在被美国禁运后，也会对美方个别机构或人士反制，但因为国力和影响力有限，更多是象征性的一招。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工业规模全球最大，又在若干高科技领域占据重要市场位置，所以中国一旦动真格儿，影响力可不只是口头上的。

美国目前至少有四个核心部门在用“黑名单”工具，把技术、资金、军售和供应链这几个关键环节卡住。

最常被提到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BIS），专门负责阻止外国买到某些美国及西方技术和产品，它管的清单叫商业管制清单（CCL）。

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CCL里不只是美国能直接提供的技术和产品，还通过长臂管辖把其他国家能提供的同类技术纳入管控，这和瓦森纳协定有直接关系；

第二，CCL的覆盖面并不局限于军用或军民两用物项，连一些看似纯民用的高端产品也在管理范围内，比如手机的旗舰级芯片也可能需要审批——只是因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大，民用审批通常更宽松一些。

美国的这一套管控，目标早已超出阻止军事或航天进步，也在牵制中国的民用高科技发展。

说回美国商务部，关于外国实体的名单主要可以分成三类：

最出名的是实体清单（Entity List），目前上面有一千多家中国单位，覆盖了大量科研机构和高科技公司；还有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EU List），主要针对军工系统；以及未经核实清单（UVL），类似于中国新启用的关注名单，偏观察性质。

此外，美国财政部（OFAC）也有两张重量级名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一旦上榜，美国人和机构要冻结资产并停止交易；还有NS-CMIC清单，专门针对被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的公司，限制美国人买卖其在公开市场的证券。

美国国防部（DoD）也不甘示弱，有中国军事企业清单（CMC），依据国防授权法制定，上榜后美国国防部不得采购其产品（从2026年6月开始执行）。

美国国务院则有防扩散清单（ISN），主要盯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相关敏感物项的出口。

中国在建立出口管制体系上也走过几个密集阶段。第一波密集建设大概在2000年前后。

例如1998年6月10日，中国开始实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主要规制核材料、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对外流动；

到了2002年8月22日，实施了《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把导弹及其运载系统纳入出口管控；

同年12月1日又施行了《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着重管控病原体、毒素和相关设备，那会儿的重点更多是履行国际义务。

第二波建设潮则是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后，美方掀起技术战和贸易战后触发的。

比较关键的一步是2020年12月1日《出口管制法》开始施行，它奠定了黑名单制度的法律基础，并赋予商务部对再出口的管控权。

同年，商务部和科技部还在2020年发布了第38号公告，也就是《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把稀土冶炼、无人机、AI算法等列入重点关注的技术和产品之中；

同时，中国商务部每年1月1日都会更新《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作为常态管理手段；

军品方面有专门的《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由国防科工局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管理，清单属于不公开范畴；

稀土出口则采用配额加许可证双轨管理，相关目录由商务部和自然资源部共同管理。

对外实体和个人进行管控的制度也是从2020年以后开始成形的。比如2020年9月19日商务部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搭建了中国版的“实体清单”法律框架，最初并未马上填入具体名单；不过早两个月外交部已因台军售宣布对洛克希德·马丁进行制裁，算是先声。

到了2025年3月23日，《反外国制裁法》正式生效，给予中国对外实施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等反制工具的法律授权，并在当年7月首次以此制裁了7名美方个人。

有了这些法律与制度，各部门在应对外部不友好行动时才有了更多“弹药”和法理依据。不过目前这些措施多数还是围绕军民两用物项展开的。

未来为了防止“协助某些对华不友好国家发展经济”，中国可能会通过更多立法或制度设计，进一步限制关键民用技术和产品的对外输出——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可能离我们并不遥远。

下面把这些法律和名单的背景脉络再简单理一遍，方便大家更清楚地看清局势。

文｜聂森 前诺基亚、爱立信工程师、军工科技领域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