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晚,久病的沈从文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在北京的住宅里故去。当时报纸上连个讣告都没登,但还是有记者敏捷地捕捉到了这次大事件:五月十八日中新社播发了记者王佳斌采写的通讯《告别沈从文》;五月十九日新华社记者郭春玲也以《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为题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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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沈从文就如自己一生那么低调内敛,他曾留言:希望死后不要为他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但是5月18日,亲友及各界人士还是以追思告别会形式对他做了告别。
中新社和新华社的两篇报道都是以沈从文追思告别会为切入点,概括和重点介绍了沈从文的生平寄主要成就,记者这么写有他们的理由,是时沈从文还没有现在这么著名,这位二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解放后基本已经销声匿迹,从事的领域也已经是古代服饰,直到改革开放后,沈从文和他的作品才刚刚重回人们的视野,但也多局限于文化界,对于社会大众沈从文的影响还没那么大。
八十年代初沈从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有踪迹可循:1979年,耶鲁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分别被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和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大陆,书中有关沈从文的篇幅和鲁迅基本持平,若加上其他零星论述,其分量甚至超过了鲁迅,这给中国的文化界以极大的冲击;美国哈佛大学的金介甫开始了对沈从文的研究,并于1977年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金介甫多次到中国拜访沈从文,在沈从文访美期间几乎在可以利用的所有时间里,都跟随着沈从文的脚步,努力地推动沈从文在美国研究界的深入发展,直至1982年,金介甫联合在美的华人学者夏志清、许芥昱和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等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也直接促成了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1983年正式提名沈从文参选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连襟、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直接促成了1980年沈从文访美,扩大了沈从文在世界的影响。
在异邦新声的刺激下,内地学者们带着“抢救文物”心态迅速跟进,一些报纸、期刊的主编开始接触沈从文,准备再版其作品;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凌宇,上海师范学院刚刚毕业的邵华强开始以沈从文研究做论文;1981年11-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由湘潭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沈从文散文选》与《沈从文小说选》,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凌宇编选的5卷本《沈从文选集》;由姚云、李隽培改编,凌子风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边城》于1985年正式公映,紧接着,1985年作家张弦将《萧萧》改编为电影,并最终于1986年上映,取名《湘女潇潇》。
所以说以沈从文当时的热度,他的故去全国上下并没有什么大动静。报纸只是零零星星登了两条小短讯,评论几乎没有,文化界和社会上更多的是一片沉默。
在国际上倒是在他故去后传来一丝涟漪。传说那一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选定沈从文为当年的诺奖获奖者,但因为诺贝尔奖只颁给在世的人,所以沈从文最后无缘奖项。沈从文是5月去世的,按理他会在十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佩尔·维斯特贝里无不遗憾地说:“非常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中国最该获奖者就这样与诺奖失之交臂。
沈从文先生去世后,骨灰一直厝在北京崇文门家中。于是他的故乡—湘西凤凰的士坤便有了给先生建墓,请先生回家的意愿。几番请说,沈家最终还是答应了,让先生归葬故里。但在墓地的选址上,妻子张兆和代表全家给地方提出了要求:从文回乡归葬,一切务必简便。墓,不占耕地,不圈园,不堆茔,不阻道,不伐移植被,更不得建立任何亭、台、榭、阁、廓、阙之类的建构物。即便墓石,也不用人为琢制的那种。最好就地选一天然石,置诸闲地,略作标识即可。还特意说明,茔地所处,要能让周边老乡上山、下地随意从容经过。唯一要求,是能听泉,可见水。特别强调,一切资费家人自理。
沈家这个要求把地方原准备圈地建园的计划打破了。照此标准,到底选什么地方好,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地方士坤和热心人士刘一友、曹义、田时烈、刘鸿洲、黄永前等参与了沈墓选址的一些具体工作。一直在顾问此事的,还有画家、表侄黄永玉,龙再宇,龙文玉,吴官林,田景安、凌宇等等。
大家按照沈家开出的“条件”,四处踏访,几番比选,最后选定了“听涛”山。去凤凰旅游的人,都能看到现在那个客观说是十分简陋的沈从文墓。但符合沈家的“哪怕过往牛羊在碑石上蹭痒梳毛,有点屎味、羊膻气,也无妨。”
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的骨灰归葬凤凰故里。这一天,专程从北京奉灵而来的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及子女亲友,同地方人士一道,捧护着沈从文骨灰,一半撒入沅江,一半安放在听涛山一块天然五彩石下。亲友们已齐聚于墓前。安放骨灰的茔穴就在事先竖立的碑石后,一个半米见方的小土坑。土是当地的红砂土。一切安静,一切干净。这,才是沈从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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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是块大石头,上面刻着几行他写的字,墓碑正面镌刻着沈从文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墓碑背面,是沈从文的姨妹张充和撰写的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四字句的末句连起来,就是“从文让人”,概括了沈从文胆怯的性格和不斐的文学成就。
沈从文身后人们谈论较多的还有他和张兆和的爱情,他们既有大家闺秀让乡下人喝酒的浪漫,也有千疮百孔的出轨和冷战,张兆和这时终于明白,沈从文的爱是真挚的。然而,他们之间的误解和错过,始终未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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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沈从文举行葬礼时的一幕,张兆和握着一枝白菊,向他作最后的告别,眼神中透着无尽的落寞,静静地注视着那个曾经深深吸引她,却也带给她无尽痛苦的男人。此刻,她选择沉默,心里没有多余的话语。
此后,张兆和没日没夜地整理沈从文生前的信件与文字,编成《从文家书》。此书于1996年,顺利出版。 2002年,是沈从文的百年诞辰。这一年,由张兆和主编的《沈从文全集》三十二卷也得以出版。 最后完成全集出版之后,她在《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他,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整理他的遗稿的现在。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从这几行词句中,我们或许读到了沈从文和张兆和一生情感瀚海中的涟漪点滴。
张兆和于2003年去世,享年93岁。 张兆和在生命的尽头,终于完成了毕生夙愿。对于她而言,这或许也算圆满。 过了几年,张兆和的骨灰被移至凤凰县沈从文的墓地,两人相聚在这青山翠柏间,相依相伴,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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