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赵青记得1951年2月，上海先施公司从3楼顶直到地上都是父亲主演的《武训传》海报，她从小到大没见过那么大的广告。
《武训传》和《乌鸦与麻雀》类似，都是解放前为抵制国民党反动派拍摄反共影片而在地下党领导下筹划的。解放后，昆仑公司找出藏起的电影剧本，略作增改，重新开拍。《乌鸦与麻雀》荣获全国影片第一届比赛一等奖，黄宗英和赵丹各获一枚金奖章。
《武训传》也重新开拍了。黄宗英说赵丹无论在电影厂还是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他进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爱他进入角色的模样。”
《武训》剧照
在全国性批判前，武训是赵丹自认最满意的角色。他说自己刚从新疆监狱出来到重庆不久，偶然接触到《武训先生画传》就被强烈吸引了。他分析自己易于激动的原因不外乎是受尽欺辱、妻离子散，却无法报复那5年的血海深仇。
影片上映后，京津沪等地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文章，热情地推荐、评价和赞扬。国内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祝贺电影的成功，称赞赵丹在银幕上生动、感人地创造了武训的艺术形象。
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是个表面上古板的人，从来面无表情，看完电影，居然笑着连连称好。
赵丹十分感动，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
他记得第一个建议将武训写成戏或拍电影的人，是陶行知，曾庄重地向史东山等提出他意见，认为“真正配得上山东圣人的不是孔孟，而是武训；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为老百姓想办法的、是武训。”
然而，陶行知代表的改良主义逻辑，认为只要普及知识（忽视政治教育），社会就自动能好的观点，在当时的环境下反而会推迟革命的到来，治标不治本。
1946年孙瑜从美国回来，花3年写了武训剧本，解放后，他重新向总理提出这个项目，总理听完故事梗概，给了3个建议：1是要站稳阶级立场；2是要孙瑜注意武训一成名，统治阶级就对他加以笼络利用；3则是武训最后对自己办学的怀疑。
导演孙瑜
夏衍的意见更甚，他当时就认为“武训不足为训”，这剧本怎么改都没有出路。但剧本已写完，不好大改，孙瑜便像打补丁一样把上述3条意见塞了进去。
1951电影上映的那一年，新中国还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尚未开始，对外有抗美援朝，对内则有土改、镇反运动，新一代叙事拒绝对底层人民有原罪的侮辱，我们的出路只有革命。就像《鼠疫》中所写，“我们除了与之战斗，几乎别无选择。”
就这样，一场对武训传的批判已经蓄势待发。
（未完待续）
#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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