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瘟疫大爆发时，中国用什么防疫？

声明：本文根据资料改编创作，情节均为虚构故事，所有人物、地点和事件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无关，图片仅用叙事呈现。

1665年春夏，
伦敦的街道开始变得空旷。一种看不见的杀手从港口蔓延到城区，
从贫民窟渗透到富人区，
最终带走了这座城市四分之一的人口。当恐惧笼罩泰晤士河两岸时，
人们跪在教堂里祈求上帝的宽恕，
焚烧香料试图净化空气，
将患病者锁在屋内任其自生自灭。

同在这一年，
遥远的东方，
康熙四年的紫禁城里，
太医院的医官们正在整理新一批防治天花的医方。皇帝本人刚刚经历过天花的劫难，
他知道这种病的厉害，
也知道如何应对。

两种文明，
两种逻辑——一个将瘟疫解读为神的惩罚，
一个将瘟疫视为需要治理的政务。

1665年的伦敦，
死亡从港口开始。

这一年初，
圣贾尔斯教区出现几例不明原因的死亡。死者浑身发黑，
淋巴结肿大，
从发病到死亡不过三五天。没有人意识到，
这是中世纪以来最致命的一次鼠疫爆发。

到5月，
死亡人数开始攀升。国王查理二世向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求助，
要求他们「审视前人制定的规则，
并根据当前情况增补修改」。医师学会迅速行动，
两周内出版了44页的小册子《关于瘟疫防治的必要指引》，
提供识别疾病、清洁房屋、熏香空气的方法，
以及各种廉价药物配方[citation:6]。

6月，
疫情失控。富裕阶层开始逃离——国王迁往牛津，
议会休会，
财政部搬出伦敦，
就连许多医生也撤离了。留下的是市长、市议员和少数私人医生，
以及无力逃走的穷人[citation:8]。

7月，
每周死亡超过1000人。8月达到高峰，
单周死亡6102人。到9月的第三周，
这个数字攀升至7165人。伦敦130个教区中，
只有4个未受感染[citation:8]。

整个夏季，
约10万人死于这场瘟疫，
占伦敦人口的四分之一[citation:6]。

面对这场灾难，
伦敦城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首先是隔离。7月1日，
伦敦市长颁布法规，
要求对所有受传染的房屋实施封闭。每座受传染房屋指派两名看守人，
一名负责白天，
一名负责夜晚，
严禁人员进出。看守人有事外出时，
必须锁上房屋，
随身携带钥匙[citation:1]。

各教区指派「检查员」——品望良好者担任，
负责查询哪些人家受到侵袭，
谁患有何种疾病。一旦发现传染病，
立即下令警察关闭房屋。同时指派「搜查员」——诚实可靠的女性和外科医生，
负责检查尸体，
确认是否死于传染病[citation:1]。

其次是检疫。任何人造访已知身染瘟疫的人，
其居住的房屋也要被关闭。从被传染房屋搬出的人，
须隔离28天。死于传染病的尸体只能在黎明前或日落后掩埋，
由教堂执事或警察私下执行，
邻居和朋友不得陪同。坟墓必须挖到六英尺深[citation:1]。

第三是净化。当局下令焚烧有味的物品，
试图用浓烟「净化空气」。人们焚烧芸香、松香、硫磺，
在街上点燃篝火。有人相信烟草可以预防感染，
据说伊顿公学的学生被要求每天早上吸烟以避免染病。

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原因很简单：当时欧洲医学仍相信「瘴气致病」，
认为瘟疫来自腐败的空气。没有人知道鼠疫的真正元凶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更没有人想到要灭鼠。那些被锁在屋内的病人，
与健康家人同处一室，
反而加速了传播。

更深层的问题是：伦敦的防疫措施缺乏系统支撑。当国王和富人逃离时，
留下的是破碎的行政体系。贫民区无人管理，
尸体无人掩埋，
病人无人救治。笛福后来在《瘟疫年纪事》中记录：「最让人痛心的故事」——那些被关闭的房屋里，
活人与死人共存，
直到所有人都死去[citation:1]。

同一时期，
1665年，
中国清朝康熙四年。

这一年，
北京城里没有大疫，
但朝廷对瘟疫并不陌生。就在三年前，
康熙皇帝本人刚刚经历过天花的劫难。

天花是清朝皇室最恐惧的疾病。满族人入关前生活在关外，
对天花缺乏免疫力，
一旦感染死亡率极高。顺治皇帝就是死于天花，
年仅24岁。康熙能够继承皇位，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出过天花，
有了免疫力——这让他比兄弟们更「安全」[citation:7]。

正是这种切身之痛，
让康熙对防疫格外重视。他在宫中推行「人痘接种术」——一种通过人为感染轻微天花来获得免疫力的方法。这种技术据考证可能起源于江西地区，
1567-1572年间已在民间流传，
后来传播到湖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citation:4]。

1670年代，
掌握此术的医生抵达北京，
为上流社会接种。1681年，
康熙正式将人痘接种引入宫廷，
成为官方认可的医疗技术。他还将这种方法推广到蒙古和周边地区[citation:4]。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免疫实践，
比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早了一百多年。

##04

但人痘接种只是中国防疫体系的一环。这个体系的核心，
是一套绵延千年的制度传统。

**制度一：疫情上报**

历代法典都将疫情列为必须上报的「大事」。《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驿使稽程者，
一日杖八十，
二日加一等，
罪止徒二年。」呈报疫情的官文书须在规定期限内送达，
延误者严惩[citation:3]。

《大明律·吏律》「事应奏不奏」条规定：军务、钱粮、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
杖八十。地方官必须详细勘验疫情致损情况，
如故意隐瞒、通同作弊，
须负刑责[citation:3]。

这套制度确保朝廷能及时掌握各地疫情，
调动资源应对。

**制度二：医药救助**

历代朝廷在疫情爆发时，
都会组织医疗力量救治。秦汉以后，
中央陆续建立太医署、太医局、太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
遇地方疾疫流行，
遣医官分而治之[citation:3]。

明代在各府州县遍设惠民药局，
拨付公帑购置药材。每逢疫情暴发，
凡军民之贫而病者，
皆由医官治疗并发给药物。清代承袭明制，
普遍建立地方药局，
选择良医，
尽心救治病患[citation:3]。

朝廷还统一审核、收集和刊印医药书籍。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
仁宗下诏设立校正医书局，
对历代医书进行集中整理，
《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等都得到认真校勘并颁行全国[citation:3]。明嘉靖时，
世宗为帮助百姓抵御疫病，
亲自制定《济疫小饮子方》，
下令礼部刊印[citation:3][citation:5]。

**制度三：仓储赈济**

明清各府州县广设预备仓、常平仓，
储藏粮米，
遇年荒赈贷百姓，
逢灾疫救济民生。清代还于乡村、市镇广设社仓、义仓，
使仓储备荒防疫体系进一步完善[citation:3]。

康熙帝深知仓储的重要性：「救荒之道，
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
迟误时日，
则流离死丧者必多。虽有赈贷，
亦无济矣。」[citation:3]

**制度四：隔离收容**

中国早在秦代就有隔离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平时由乡长负责留心调查，
一旦发现疑似病例，
立刻向郡守报告；郡守派医官检查，
一旦属实，
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疠所」里，
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
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citation:5]。

汉代设「庵庐」作为军中隔离医院。宋代设「安乐坊」，
后更名「安济坊」，
由中央政府拨经费，
地方政府采购药物，
招募僧人照料病患。病人以病情轻重分区居住，
「以防渐染」[citation:5]。明清承袭其制，
设「养济院」。

##05

将1665年的伦敦与北京并置，
差异清晰得惊人：

**病因认知**

伦敦：瘴气、腐败的空气、上帝的惩罚

北京：疠气（疫病之气）、环境失调、时令不正

**应对主体**

伦敦：国王逃离，
议会休会，
医生撤离，
留下市长和少数官员

北京：朝廷统一调度，
地方官守土有责，
太医派往疫区

**主要手段**

伦敦：隔离病人、焚烧香料、教堂祈祷

北京：隔离病患、施药救治、开仓赈济、掩埋尸体

**制度支撑**

伦敦：临时颁布的法规，
执行混乱，
富人区严、贫民区松

北京：绵延千年的制度体系，
太医、药局、仓储、养济院各司其职

**医学认知**

伦敦：放血、催吐、佩戴香囊，
相信烟草可预防

北京：人痘接种已传入宫廷，
吴有性《瘟疫论》提出「疠气致病说」

**社会动员**

伦敦：富人逃离，
穷人等死，
教士布道安慰灵魂

北京：官府抗疫与民间自救结合，
士绅乡贤施药施粥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伦敦将瘟疫视为「超自然的惩罚」，
北京将瘟疫视为「需要治理的政务」。一个诉诸祈祷，
一个诉诸制度。

##06

1666年9月，
伦敦大火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建筑，
却也意外地终结了瘟疫。大火烧死了携带鼠疫的老鼠和跳蚤，
让这座城市从噩梦中醒来[citation:8]。

此后，
英国开始建立公共卫生制度。19世纪，
约翰·斯诺通过调查霍乱传播途径，
发现水源污染才是元凶，
微生物学逐渐取代了瘴气理论。伦敦的公共卫生体系，
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重建。

中国的防疫传统延续数百年。人痘接种在清代广泛传播，
安徽宁国、浙江德清成为著名的痘苗制造中心。一些私家诊所专门生产痘苗，
成为有利可图的医疗产品[citation:4]。19世纪初，
人痘接种已相当普遍，
尽管主要还是上流社会享用。

但中国防疫也未能突破经验医学的局限。吴有性在明末著《瘟疫论》，
提出「疠气致病说」，
认为瘟疫是由一种看不见的「疠气」引起，
比欧洲的细菌学说早二百年。但这套理论仍停留在宏观层面，
没有显微镜，
没有细菌培养，
无法真正揭示病原体的秘密。

两种路径，
在微生物学诞生后真正交汇。19世纪末，
细菌学说传入中国，
现代防疫体系逐渐建立。1905年，
清廷设立巡警部，
下设卫生科；1910年东北鼠疫暴发时，
清政府已能组织现代防疫措施，
在两个月内控制疫情[citation:2]。

##07

今天回望1665年，
伦敦的死亡阴影已成历史，
北京的太医方剂早已泛黄。

但两种防疫逻辑留下的遗产，
仍在今天延续。

伦敦的后裔建立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从下水道到自来水，
从疫苗接种到流行病监测，
从医疗保险到全球卫生合作。这一切的起点，
是1665年那些无力的隔离和徒劳的祈祷。

中国的后裔继承了另一种遗产——当疫情来临时，
人们仍然期待「朝廷」有所作为，
相信制度的力量。这套传统在2003年非典、2020年新冠中一次次被激活，
与现代防疫体系融合，
形成独特的「中国模式」。

1665年，
伦敦和北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三百多年后，
两种防疫逻辑在全球化时代相遇、碰撞、互补。当新的瘟疫来临时，
人类不再问「这是谁的惩罚」，
而是问「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转变本身，
就是文明最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