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议和游行中理解伊朗

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冠廷

城市也是座舞台，岁末年初的德黑兰上演着两出不同的剧目，一种是碎片化的反政府抗议，另一种则是由国家主导的市民游行。前者是2025年12月28日由经济问题引起的，随后演变为反政府的政治抗议；后者则是2026年1月3日纪念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的游行与1月12日针对近况的反美反以大型集会。演剧的目的自然是各剧组为自己吸引更多的观众。当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街头表达着相反的政治诉求，抗议与爱国游行被折叠进了德黑兰，这是我们理解伊朗现状的窗户，我们也能从此感受伊朗社会的深层脉动。

一、我所看到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2025年12月28日，厄尔布尔士山上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白光。山下的德黑兰因里亚尔汇率断崖式下跌，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等经济问题首先爆发了抗议。零星抗议逐步在伊朗全国蔓延。然而，我所居住的德黑兰中西部街区却是平静的，超市照常营业，商铺的老板依旧乐呵地同街坊闲聊，我和他们聊高兴的时候还送来一杯刚冲泡好的咖啡，仿佛那些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抗议视频只专属于网络的空间。

2026年1月3日，局势一度呈现“可控”的迹象。当天汇率小幅回升，我走访了德黑兰大巴扎和电子城。当我走进如迷宫般的大巴扎时，迎接我的是关闭的商铺和空荡的通道。只有巴扎外的部分店铺营业。电子城同样是部分店铺暂停营业。在那些开着的店面里，老板摆弄着小米、三星的电子产品，我没看见有顾客提着购物袋出来。当天我在这两处地方并没有见到抗议活动，但抗议爆发后的气氛总归是和以往不同的。

1月3日，电子城一条街的部分店铺正常营业（本人拍摄）

大的变化发生在1月7日。长居美国的前王储巴列维通过卫星电视和社交媒体号召伊朗人在双休日的8、9日发起“总动员”。于是在8日的傍晚，我第一次在我居住的街区看到示威者，一支五十余人，没有统一标识，没有明确口号，男女混杂的队伍，仿佛临时拼凑的剧组。随后，街区十字路口的垃圾桶被点燃，橙红色的火焰在夜色中格外刺眼，周围的人群向火光聚集。

火焰映照的多是中青年的面孔，他们基本都面覆口罩，身穿深色衣服。但我能感觉到女性略多于男性，其中不少戴着头巾。我有些好奇，即使在反政府抗议中，这些女性仍保持着宗教习惯。周围住宅楼上传出对巴列维的支持声，也以女性声音为主，尖锐而激动。现场有多处小范围燃烧，伴随类似鞭炮的声响，人们高呼口号。约半小时后，人群退潮，只留下仍在燃烧的垃圾桶。而警察在整个过程中都未出现。

第二天晚上，我继续观察这个十字路口。这次的人群更加松散，先是约五十人聚集、拍手、呼喊口号，然后转移。十几分钟后，另一批人再次聚集，尝试点燃垃圾桶，数次失败后终于成功，他们围着火焰呼喊，再散去。两批人群错峰出现，如同被切断信号的手机，无法形成真正的连接，示威者无组织性的表现更加明显。当晚还有一个现象令我印象深刻，当有人试图点燃垃圾桶时，路过的普通市民绕道而行，没有人加入，也没有人阻止，仿佛已熟视无睹。

那几天，互联网时断时续。1月8日晚上，断网正式开始后，手机信号降至最低，Wi-Fi彻底失效，社交媒体无法刷新。德黑兰一夜之间退回前互联网时代，人们重新流行口口相传和电话的老办法。没有网络的日子里，我的生活从焦虑逐渐沉下来，这是难得的真正地与自己独处的时间。电视新闻成为主要信息来源。官方电视台反复播放克尔曼沙地区的“武装冲突”，画面中燃烧的警车、受伤的警察、被破坏的清真寺，配以严肃的旁白，“恐怖分子利用民众合法抗议，实施暴力破坏。”手机收到群发短信，提醒家长“照看好家中长者与孩子”。官方将街头抗议定性为“恐怖分子的暴力威胁”，试图切断合法经济诉求与反政府政治诉求之间的关联。但生活仍在继续，抗议期间水电从未中断，环卫工人转为凌晨作业，街道和被烧毁的垃圾桶第二天恢复原样，仿佛一切都未发生。

1月9日，新闻播报示威者焚毁汽车（本人拍摄）

这种国家的“隐形”在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伊朗官方采取的措施犹如灭火中的窒息法和隔绝法，隔绝了燃烧物与空气、可燃物的接触。国家没有直接对抗街区的抗议者，没有派出大量警察镇压，却通过断网切断抗议者的协调能力，通过舆论引导重塑叙事，通过维持基本生活秩序，既避免高压镇压可能引发的反弹，也不放任事态升级为系统性危机。我想伊朗官方的措施起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效果，事实上，抗议在上述措施的管制下也较快地平息了。

二、我所看到的爱国大游行

1月11日，在德黑兰的人们应该都收到发送人名为“IRAN”的短信，它告知民众可在12日下午去德黑兰广场参加反对“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二者所鼓动的“破坏分子”的爱国大游行。此时，伊朗国内通信部分恢复，一些像网约车这样的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了。经过一夜思考，我决定前往现场观察。

通知德黑兰民众参加爱国大游行的群发短信（本人拍摄）

路途中，我看见街区的清真寺附近已有民众守序聚集，快速路上的情况也与平日没有差别。下午一时许，革命广场及周边已遍布等待的民众，同时仍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前来。参与者涵盖男女老少，轮椅、婴儿车亦随处可见。现场是一片旗帜招展、人山人海的景象，与官方试图传达的“政权仍具合法性与群众基础”的叙事吻合。

我从Laleh公园一侧进入，沿途可见路障、警车与三三两两的安保人员，现场警力呈多点、多层部署。持枪的警察也比较松弛，甚至主动用英语向我问好。当我询问能否拍照时，他们与警长短暂沟通后，给出了礼貌的否定答案。但我步入革命大街后再次询问普通民众，得到的回应却是热情的欢迎，他们希望我能向外界传递与伊朗相关的积极信息。

活动现场呈现出高度成熟和制度化的动员体系。民众手持官方与自制的海报，最高领袖霍梅尼与哈梅内伊、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面孔反复出现。烈士纪念是伊朗活动极为常见的主题，逝者甚至比生者更能团结民心。用波斯语和英语双语书写的“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是最常见的标语。一个身着囚服、戴手铐的内塔尼亚胡人偶在人群中穿行，表情滑稽如小丑，引来阵阵讥笑与嘲骂。

集会持续约四十分钟。议长卡里巴夫出现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就近期国内抗议发表讲话，宗教学者诵读经文，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广场。随后，民众则高声谴责美国与以色列的霸权行为，并齐唱国歌和一首类似《歌唱祖国》在我国地位的歌曲，旋律简单激昂。整体而言，纪念叙事与反美、反以叙事高度融合，宗教网络、基层组织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密切关系尤为突出，将在场所有人紧紧包裹。

配套设施同样完备，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组织特征。多个捐款点分布各处，现场既设有透明的捐款箱，也备有POS机供刷卡。我在此驻足了一会，看到捐款的民众人数不少，捐款人有衣着光鲜者，也有身穿老旧衣服的人。捐款箱肉眼可见地充实起来，箱内的里亚尔纸币从十万到目前最大面额的两百万不等。书报摊免费发放海报等宣传物，茶水点心摊提供热茶和饼干蛋糕。急救车和急救巴士停在路边，直升机盘旋在城市上空，我不知道后者的用途是航拍还是巡逻，但它确实为这场集会增添了某种国家仪式的庄严感。

集会结束后，人潮自东向西从革命广场走向自由塔。这座建于1971年的白色建筑，是德黑兰的标志，也是历次游行的终点。我经过德黑兰大学南门时，看见两辆在本轮抗议中被焚毁的汽车被摆放在路旁，黢黑的车架扭曲变形，成为这场游行的组成部分。有人驻足观看，有人拍照，有人指指点点。

革命大街上，美国国旗在人群中被焚烧，记者在路中央采访，镜头后的中年人举着在示威中不幸去世女童的照片悲泣，路过的青年对着镜头高喊，“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即便我是外国人，我能得到的信息十分清晰，伊朗官方仍能在关键节点实现较大规模组织动员，短期内的失控风险是较低的。

在目前伊朗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两类政治行动在时空上的并存，揭示了当下伊朗政治运行的特征。一方面，伊朗政府无法忽视诸如经济恶化等结构性问题，因此不会拒绝和平抗议作为社会压力阀的存在。正如领袖哈梅内伊、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曾任总统的哈塔米等人所言，和平抗议是合法的，但不能被外部势力利用，也不能向破坏正常秩序的暴力化演变。另一方面，国家仍有一套有效的制度化动员体系，用于关键时刻的合法性展示、民心凝结。正像我所经历的，反政府抗议被削弱到难以形成系统的整合，而官方的动员则在证明政权尚未失去合法性。

三、我的一点思考

经历这次爱国游行后，我并不倾向于将这类活动理解为官方对民众的洗脑，而是认为它们是伊朗国家与社会在长期历史与现实条件中共同塑造的一种政治行为模式，是符合伊朗民众所需的。形成逻辑上看，游行是伊朗的一种“软性治理”模式。相较高强度、直接的政治管制，该模式通过习惯、宗教等机制实现协调，为政治与行政系统减负，也相应减少了由强制所引发、加剧的矛盾与冲突。这么看，游行应有事半功倍的作用。从口号、符号与主题来看，游行所呈现出的还有极强的反霸权色彩。这种情绪与伊朗近代以来在西方长期介入地区事务背景下形成的独立、自主与平等诉求契合。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类游行超越了对国内政治的回应，具有全球南方国家在当下国际秩序中谋求主体性的一面。

从实际效果看，与断网在短期内切断抗议者协调能力的作用类似，这场游行同样在客观上起到了促成本轮抗议于一个月内平复的作用。对内，游行通过高度可见的集体参与实现了民心凝聚，国家可以在公共空间中直接接触社会成员。除议长、总统、外长出现在集会现场外，我还亲眼看到司法总监埃杰伊参与其中。回途中，我注意到一位在人群中缓慢前行的老者，我看着很眼熟，但当时没能及时想起名字，随后在旁的朋友向我介绍到这是阿亚图拉。他身材并不高，安保配置相对简单，周围的民众簇拥着、欢呼着，而离我最近时不过五米左右，但我被挤着向前走，未能停留更久。许多民众是全家出动，也有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同参与，激活了家庭的社会功能。对外而言，伊朗政府向外界展示了其仍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制度动员资源。

当然，这类爱国游行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其一，此类动员的效力能否持续、能维持的时间仍有待观察，如果效力不再，又会出现怎样的替代品；其二，它可能扩大了参与者与未参与者之间的隔阂；其三，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中，这类活动易被外部媒体贴上“迷信”“洗脑”或“极权”的标签。事实上，我也注意到部分西方媒体将此次游行描述为强制参与的结果，但至少就我个人的在场经验而言，我并未感受到所谓强制的存在。爱国游行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现实的政治工具，也是深植于历史记忆、社会结构与集体情感中的公共实践。经历、理解这一活动，或许比简单的价值判断更有助于把握当下的伊朗社会。

在革命广场上与一对伊朗夫妇的交流，对我产生更深刻的启发。透过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政治认知，我们无法套用“宗教”与“现代”的二分法来分析、理解伊朗人的生活实践与政治立场。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所指出的，将伊斯兰主义简化为停滞的“原教旨主义”，往往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复杂性与适应性。这对夫妇应属于伊斯兰主义者，许多伊斯兰主义者和他们一样接受现代高等教育，懂得专业知识，并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对他们而言，宗教不能与伊朗切割，宗教是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可以解释现实的思维框架与改变现实的先导理论。这种理解并不与马克思的经典论断相悖，宗教既是现实苦难的反映，也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在经济困境与外部压力叠加的伊朗，宗教、民族与国家的融合叙事一直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维持国家制度认同的重要资源。宗教是伊朗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其构成一套庞大而稳定的社会机制，形成道德规范，指导个体行为。

理解当下伊朗，必须回到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前提，人并非抽象、机械的，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常表现为有主体性的行动者。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观点表明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们在创造历史时，必须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这些条件既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也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基础。左右人类行为的，并不只是即时的物质利益或外在强制，更有人们所接受并内化的一整套既成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能动创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矛盾的躁动同知识、观念的生产、分配产生关联。

由于知识与观念无法通过遗传而继承，每一代人都只能重新习得维续社会运行的内容。对任何社会而言，保证制度再生产都是任何社会治理都无法回避的难题，即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是否能够在代际更替中持续获得认同并延续其合法性。游行中那些年轻的面孔，那些带着孩子的父母，那些推着婴儿车的中年人，那些在人群中缓慢前行的老者。他们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也构成了问题本身。制度能否实现再生产，既受既有支持者的忠诚影响，更关键在于新生代是否认同。制度再生产最重要的机制是社会教育。像我所近距离观察的爱国大游行等公共仪式也是长期、系统的社会教育途径之一，使制度认同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灌输与确认。

当今时代，网络社交软件与自媒体的发达导致年轻一代面临着更多元的价值吸引，少数人的观点更容易被传播，多数人的想法更可能被算法遮蔽，少数人的权力相对上升，因此政治制度需要在该事实下调整。目前伊朗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变化。在消费主义与全球文化的强烈吸引下，部分年轻人对制度基础表现出冷漠甚至疏离。被视为共和国传统稳定器的巴扎商人与乡镇居民，在本轮抗议中出现了较大强度的对抗表现。即便他们的观念仍不足以形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替换，但国内已经存在与后者高度冲突的矛盾。当前伊朗正承受近年来最沉重的内外压力：内部认同的分化与外部环境的敌对相互叠加，极大压缩了其制度调整与治理的空间。伊朗民众仍应完善其发展之路、治理之道，实现“求治”与“求变”的平衡。

1月12日傍晚，游行结束，自由塔在暮色中静立，而人群逐渐散去。回程路上，我在地铁里想究竟哪一批人才能真正代表这个古老的国家。抗议表达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游行展示的是对制度的认同，两者共存于同一时空，都部分地组成了真实的伊朗。他们互不理解，甚至对立，但他们都在这国家生活，都在这片土地上寻找自己的出路。或许只有同时看见两者，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

在德黑兰的街头，我深刻体会到到理解现实的复杂性是理解世界的第一步。

来源公众号：西北大学伊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