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义务的边界——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法定情形与实务辨析

文/北京陈炜律师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调查取证义务的分配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环节。近日，笔者在代理一起案件时，就“调查取证究竟是法院的义务还是当事人的义务”这一核心问题，与合议庭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最终，法院采纳了代理意见，认定本案情形属于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的范畴，而非将举证责任不当强加于当事人。借此契机，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相关法律规定，厘清法院必须主动启动调查职权的边界，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清晰指引。

一、法律基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其例外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立了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通常被称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然而，法律并非僵化，为保障实质正义与查明客观真实，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构成法院介入调查的法定基础：一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二是“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对于后者，其启动权在于法院，且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

二、法院必须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五种法定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作出了明确且封闭式的列举，共计五种情形。除这五种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原则上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这五种必须由法院依职权启动调查的情形是：

1. 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此类案件关乎重大公益，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危害公共安全等，法院有责任主动查明事实，维护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

2. 涉及身份关系的。这主要指婚姻、收养、亲子关系等身份关系的确认案件。由于身份关系具有社会伦理基础性和法律强制性，不能由当事人自认来处分，法院必须依职权调查相关事实，如调取户籍、婚姻登记等档案材料。

3. 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即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在此类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案件中，原告方（通常是有关组织）的取证能力可能有限，法院需发挥能动性，确保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4. 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这是实践中常见且极易导致不公的情形。例如，在虚构债务的虚假诉讼中，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真实债权人的利益。此时，作为潜在受害方的第三人往往难以获取关键证据（如串通的通讯记录、异常的资金往来），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查，戳穿不法行为。

5. 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这些事项关系到诉讼程序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属于法院的职权管理范畴，法院应当主动查明相关事实以作出程序性决定。

三、实务焦点：第三人作证困境与法院的作为义务

在上述第四种情形中，尤其值得深入探讨。在涉及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件中，关键证人（即知晓情况的第三人）往往因各种顾虑不愿出庭或提供证言。当事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无权强制他人作证。此时，将调查责任完全推给当事人，要求其“自行向第三人了解情况”，不仅有失公平，在实践中也常无法实现。

正确的法律适用是：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具体而言，法院可以主动向该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制作调查笔录，或根据情况出具调查令，以国家司法权的权威性克服取证障碍。然而，实务中部分法院在此类情形下存在“不作为”或“推诿”现象，错误地认为这属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范围，这实质上是未能准确把握《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的强制性要求。

四、律师的专业价值：在原则与例外间精准导航

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有原则必有例外，理解其底层逻辑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情况下，调查取证确实依赖于当事人的积极申请。律师的专业价值，恰恰体现在能够精准识别个案是否落入上述五种法定例外情形，并据此进行有效的程序博弈与法律论证。

一方面，律师需指导当事人及时、全面地履行举证责任，避免因自身懈怠而承担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当案件涉及国家公益、身份关系、潜在虚假诉讼等法定情形时，律师应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理有据地主张法院应履行其依职权调查的职责，防止举证责任被不当转嫁，从而在程序起点上为当事人筑牢权利保障的基石。

结语

调查取证制度的合理运行，是平衡当事人主义与法院职权主义，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微观缩影。对于诉讼参与人而言，明晰法院依职权调查的刚性边界，既能有效督促自身举证，也能在权利可能受损时寻求正确的司法救济路径。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恪守法律明文规定，在各自权限范围内积极、妥当地履行调查职责，共同维护诉讼程序的公平与效率，是践行法治精神的我们终将胜利

2026-2-112:32北京头条新锐创作者

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义务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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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职权调查的法定情形与实务辨析

文/北京陈炜律师

在民事诉讼实践中，调查取证义务的分配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环节。近日，笔者在代理一起案件时，就“调查取证究竟是法院的义务还是当事人的义务”这一核心问题，与合议庭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最终，法院采纳了代理意见，认定本案情形属于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的范畴，而非将举证责任不当强加于当事人。借此契机，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相关法律规定，厘清法院必须主动启动调查职权的边界，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清晰指引。

一、法律基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及其例外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确立了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通常被称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然而，法律并非僵化，为保障实质正义与查明客观真实，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构成法院介入调查的法定基础：一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二是“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对于后者，其启动权在于法院，且不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

二、法院必须依职权调查取证的五种法定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作出了明确且封闭式的列举，共计五种情形。除这五种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原则上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这五种必须由法院依职权启动调查的情形是：

1. 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此类案件关乎重大公益，如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危害公共安全等，法院有责任主动查明事实，维护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

2. 涉及身份关系的。这主要指婚姻、收养、亲子关系等身份关系的确认案件。由于身份关系具有社会伦理基础性和法律强制性，不能由当事人自认来处分，法院必须依职权调查相关事实，如调取户籍、婚姻登记等档案材料。

3. 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即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在此类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案件中，原告方（通常是有关组织）的取证能力可能有限，法院需发挥能动性，确保公共利益得到充分保护。

4. 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这是实践中常见且极易导致不公的情形。例如，在虚构债务的虚假诉讼中，原被告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真实债权人的利益。此时，作为潜在受害方的第三人往往难以获取关键证据（如串通的通讯记录、异常的资金往来），法院应主动依职权调查，戳穿不法行为。

5. 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这些事项关系到诉讼程序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属于法院的职权管理范畴，法院应当主动查明相关事实以作出程序性决定。

三、实务焦点：第三人作证困境与法院的作为义务

在上述第四种情形中，尤其值得深入探讨。在涉及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案件中，关键证人（即知晓情况的第三人）往往因各种顾虑不愿出庭或提供证言。当事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无权强制他人作证。此时，将调查责任完全推给当事人，要求其“自行向第三人了解情况”，不仅有失公平，在实践中也常无法实现。

正确的法律适用是：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具体而言，法院可以主动向该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制作调查笔录，或根据情况出具调查令，以国家司法权的权威性克服取证障碍。然而，实务中部分法院在此类情形下存在“不作为”或“推诿”现象，错误地认为这属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范围，这实质上是未能准确把握《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的强制性要求。

四、律师的专业价值：在原则与例外间精准导航

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有原则必有例外，理解其底层逻辑至关重要。绝大多数情况下，调查取证确实依赖于当事人的积极申请。律师的专业价值，恰恰体现在能够精准识别个案是否落入上述五种法定例外情形，并据此进行有效的程序博弈与法律论证。

一方面，律师需指导当事人及时、全面地履行举证责任，避免因自身懈怠而承担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当案件涉及国家公益、身份关系、潜在虚假诉讼等法定情形时，律师应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理有据地主张法院应履行其依职权调查的职责，防止举证责任被不当转嫁，从而在程序起点上为当事人筑牢权利保障的基石。

结语

调查取证制度的合理运行，是平衡当事人主义与法院职权主义，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的微观缩影。对于诉讼参与人而言，明晰法院依职权调查的刚性边界，既能有效督促自身举证，也能在权利可能受损时寻求正确的司法救济路径。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恪守法律明文规定，在各自权限范围内积极、妥当地履行调查职责，共同维护诉讼程序的公平与效率，是践行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每一起案件中坚守程序正义的细节，正是对司法公信力最为坚实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