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匪首用小妾诱惑县领导做内奸里应外合，攻下县城，残害干部

1949年12月下旬，临近岁末，江西抚州专署发来一封电报：“资溪匪情暂平，可安心筹备春节。”电文只有十六个字，却像一剂镇定剂，让刚接管县城不到三个月的干部们松了口气。谁也没料到，不到两个月，一场恶梦就会在正月里突如其来。

时针拨到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夜色浓得化不开，山风从鹤城岭吹过，带来刺骨的寒意。县城里张灯结彩，鞭炮纸屑还在街上飘。零点刚过，县招待所里仍有歌声，一名高嗓门的东北年轻人唱着“阳光照在解放区”，他就是县委通讯员陈宗绪。旁边，一名浓妆艳抹的女子笑意盈盈递上酒杯，低声道：“陈同志，再来一盅？”陈宗绪举杯，眼神迷离。谁也看不见，他的袖口里，藏着一张密密麻麻的情报纸条——不久前，这张纸条已被送出城外。

凌晨两点，资溪城南门外，匪首廖其祥摸黑掏出怀表，暗号一闪，他冷声说：“开门！”城墙上的岗楼亮起微弱的灯光，是守卫班长——早已被收买的自卫队员。城门无声打开，近千名荷枪实弹的土匪鱼贯而入。突击分队迅速切断刚修复不久的电话线，资溪成了信息孤岛。

匪徒占据了泸溪河对岸平步山的高地，几挺重机枪瞄准接龙桥要口。高阜粮库方向，数百匪兵布下封锁线，堵死了援军的路。此刻，县公安局夜班只剩十人值守，枪械不过几支“三八大盖”。四时许，第一声枪响撕裂黑夜，土匪分三路突入公安局、县大队和监狱。不到十分钟，院墙被爆破，几名年轻公安战士倒在血泊中，档案被席卷一空，几十名在押犯人趁乱逃脱。

另一边，县委机关设在林氏桂八祠堂，石库门厚重，挡住了匪徒的第一轮冲锋。匪徒架起火把，堆木纵火，浓烟冲天。屋内二十多名干部枪弹零落，只有三支长枪可用。“越拖越凶险，分散突围！”副书记一句简短命令成了诀别。众人从后院耳门突围，火光中枪声此起彼伏，数名区长和部长当场倒下。混乱中，陈宗绪却早已不见踪影。

天亮后，土匪开始洗劫。粮食局大门被撬开，二十余万公斤公粮倾刻装车；县库里两千万元旧币、八十多块银圆被一扫而空。民房也未能幸免，连花棉袄、木梳都塞进麻袋。更惨的是被俘干部和家属，面对毒刑仍不屈服。土匪撤退时，竟将十余人活埋于城北乱坟岗，竹签贯心，场面骇人听闻。

这一夜，资溪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唯一被土匪夺占的县城。守城轻敌的代价触目惊心：数十名干部牺牲，近百支枪械丢失，一枚县政府公章失落，档案付之一炬。“资溪事件”三个字随后飞越短波电台，被台湾当局吹嘘为“光复大捷”，极力鼓噪残余势力。

追溯策源，却离不开内奸二字。陈宗绪原是关外贫民，参军靠的是“南下支援”，却改不了嗜赌好色的旧习。廖其祥手下的小妾打扮一新，陪酒唱曲，三夜就让他彻底沉沦。县里兵力、会议计划、武器存量，全写成密报。“堡垒最容易从里面攻破”，这句老话再次应验。

廖其祥其人，广昌竹坑村出身，少年当过小把头，投过靖卫团，也扛过国军旗。1934年曾混入红军，纪律管束让他吃不消，不久便反戈，1949年退守深山，又被蒋军遥授“突击军第八纵队中将”。那顶军帽光鲜，却掩不住他“土匪山大王”的真面目。1950年初，他在闽赣交界拼凑两千余人，企图借“资溪告捷”向台湾索要军火。

中央很快调集华东军区三支劲旅，并令江西军区、闽赣边地方武装合围追剿。1950年3月上旬，解放军独立一师进至龙虎山一带，与地方游击队联手围堵。三月十七日，廖其祥在乐安金竹畲被击溃；他负伤遁入深山，四月初在石城白石脑被民兵活捉。据押解至抚州军分区的护送员回忆，廖临刑前仍自称“中将”，语带疯狂：“老子若得援军，必杀回资溪！”一句话未完，行刑枪声响起。

内奸陈宗绪的下场同样冰冷。1951年2月20日，抚州军分区军事法庭公开宣判，枪决地点设在资溪北门外旧操场。判决书言辞简短，却句句如铁：卖国求荣，情节恶劣，罪无可赦。听众里有幸存干群，也有被土匪抢掠的百姓，有人朝地面吐了口唾沫。

这场风波给基层政权早期建设敲响警钟。其一，武装警戒不得松懈。资溪县城防仅一个主力排驻高阜，南门却由地方自卫队守备，力量分布单薄，且缺乏紧急增援预案。其二，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必须紧抓。陈宗绪的堕落，从贪杯好色到出卖情报，并非一日之寒。苏区时期中央就提出“党内不可有害群之马”，但在新政权初建的繁忙中，警示常被忽略。其三，边区土匪整治要趁早。闽赣山区沟壑纵横，四战余匪借地形之险，以家族、会道门、旧军残部为基础，聚众流窜。拖得越久，脓包越大，破口只会更险。

当然，也得看到地方群众在剿匪中的作用。资溪事发后，高阜民兵自发封锁山道，老乡们夜送情报、背运弹药，没有这些“草鞋线”，主力部队难以那么快完成围歼。群众路线不仅是政治口号，更在枪林弹雨中证明了价值。

事件过去七十多年，平步山烈士陵园松柏常青。碑前石阶上常见朴素的白菊，那是当地乡亲自发的祭奠。若问资溪为何能在短痛之后重整旗鼓，答案或许就在那一夜血火里：轻敌必败，内奸可怕，而紧紧依靠群众，方能让新生政权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