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葆华去世，记者问李宏塔遗产有多少，李宏塔：我是李大钊的子孙

2005年11月18日，合肥殡仪馆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追悼会刚结束，一位年轻记者追上神情凝重的李宏塔，话筒还没架稳便问：“李厅长，家里给您留下多少遗产？”李宏塔停下脚步，只说了一句——“我是李大钊的子孙，这四代人只留下精神，不留钱。”话音不高，却在人群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场面很静，风吹动黑色挽联。许多人这才想起，面前这位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不但是李葆华的儿子，更是李大钊的孙子。往事随风翻页，该从哪一页说起？

把时间拨回1898年10月，李大钊出生在河北乐亭。二十年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工资不过二百大洋，他却常常贴钱买书、印传单。有人好奇：“老李，你每月都见底，不累吗？”李大钊笑，“学生多读一点，将来路就亮一点。”这种“先人后己”的信念，后来成了李家的家规。

1927年4月28日，绞刑架下，39岁的李大钊面色平和。刽子手拉动杠杆三次，监刑官都惊了——从容到近乎镇定，这是怎样的心脏？刑场外，妻子赵纫兰带着孩子无声啜泣，兜里只剩一块大洋。李大的身躯倒下，家里的顶梁柱却没倒，因为清贫与刚强一并传给了儿女。

长子李葆华当时14岁，流亡、辗转、靠助学金完成学业。1931年东京，他签下入党志愿书，一笔一划极狠。回国后，他在晋察冀开会最爱说一句：“谁的枪口冲着百姓，谁就离党远。”说完便推开会室门，冲前线去了。

抗战烽火中，李葆华与田映萱在延安河边散步，一双布鞋磨透仍舍不得换。1942年完婚那天，新娘只插了两支野菊花。陈云拍掌：“大钊同志的儿子，果然不肯铺张。”众人哈哈，却没人觉得寒酸，倒像是继承传统的仪式。

新中国成立，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六十年代的合肥街头，他常独自骑自行车调查市场粮价，身后警卫追得满头大汗。一次去茅台厂，厂长硬塞两瓶酒。他回到招待所，当场掏四块钱退给秘书：“给人添麻烦，能退就退。”秘书囔囔：“在贵州没人这样做。”李葆华皱眉：“那就让人家见见不一样的书记。”翌日两瓶酒被送回，厂长直说“怪吓人”。

1970年初冬，家里收到几袋葡萄干。李宏塔拆了一包，父亲下班见状，脸色一沉：“咱家惟一权力是服务群众，吃不起的东西就别动。”说完让秘书连拆开的也折价退还。那晚没人敢开灯，整个院子静得只剩风声。

1965年，16岁的李宏塔参军去舟山守岛。父亲送到车站，只留一句：“准备好吃大苦，别问为什么。”三年后退伍，他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钳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差额选举进团市委，组织征求意见时他摆摆手：“程序上来，我就服从。”从那一天起，他认定仕途只能靠制度，不能靠家门。

1988年，民政厅副厅长的任命贴出，李宏塔照常骑那辆老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朋友劝：“坐公车吧，副厅长不骑车显得正常。”他乐了：“骑车省油，还锻炼。”雨天他披件黄雨衣，裤腿卷到膝，路边小贩都知道这位干部不会买烟酒，却肯掏十块钱替残疾人修轮椅。

在办公室，抽屉常放一叠收据。敬老院缺被子、低保户漏屋顶、山村小学缺粉笔，只要遇到，他立即掏钱。有人算过帐：李宏塔几十年没什么积蓄，每年个人捐款总在局里前三。厅内年轻同志打趣：“李厅长一年四季都在扶贫自个。”

1998年机构合并，正厅职数紧张，原本排好的厅长位置被暂留，他又当了两年副职。省领导解释：“挤一挤，明年轮到你。”他点头：“需要安排老同志，理解。”回到家，老沙发坐出深坑，妻子想买新的，他说：“还能垫块木板接着用。”

住房问题更典型。按规矩他可分九十五平方米新房，但他选择五十五平方米老楼，还是西头，夏热冬冷。1994年第二次调整，他仍递条子写“先群众后干部”。到1998年全省最后一批福利房，他干脆放弃。省里看不过眼，补给一套旧房，让儿子去住，老两口继续守着旧屋。

这些事被记者翻出来后，才有了追悼会外那句提问。记者没料到答案如此简短，反应过来再追问，李宏塔已经上了那辆没挂牌的面包车。车窗拉下一半，他补一句：“我父亲一生清简，我不能给他抹黑。”

车子启动，人群散去。有人嘟囔：“他们家真是怪，三代没攒下钱。”另一人接口：“怪就怪在守得住规矩。”风吹落最后一片梧桐叶，黄叶在地上打了个旋，安静地贴在石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