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女儿回忆父母爱情8：女儿给姆妈拜年，愿姆妈多福多寿

裘丽琳

然而，"奇迹"倒真是出现了﹣-

母亲当年虽然被迫离家出走了，但她并没有忘掉自己是裘家的女儿，因此在头两年上，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便按照出嫁女儿的规矩回娘家去拜年。可是外婆却不愿下来接受她的拜年，连舅舅和舅妈也从不露面，只有以后被我们称为"小舅妈"的舅舅的二房太太下来告诉她说："老太太的心绪不好，不愿见客，三小姐还是请回吧。"就这样把母亲挡回来了。第一年是如此，第二年还是这样，到第三年上，母亲便赌气不去了，但她又说："妈妈不肯承认女儿，可女儿却不能不承认妈妈，也不能忘记养育之恩，所以不管她怎么对待我，我还总得照女儿的礼数办事。"因此，每年三节，总还是准备好节礼派人送去。送礼去的人每回都被挡在天井里，也从不给他开发脚步钱，但送去的礼物却都被接过拎进去了，倒也不见被退出来，不知究竟是外婆吩咐收下了还是让送进去的那些佣人中饱了。

在离家后的那几年里，母亲跟着父亲含辛茹苦，流离颠沛，使她原来对生活的认识发生了不少变化，另一方面，一直蜗居在上海的外婆也并非是毫无变化的，在她身上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便是她开始笃信基督教。我们的外曾祖父﹣﹣那位阿尔斐德·罗斯原是个基督教徒，但外曾祖母却信奉佛教。外婆自幼跟着父亲去做礼拜，可在家里也跟着母亲拜菩萨。出嫁后，礼拜不做了，菩萨也不拜了。但在我们的母亲离家出走的第三年上，外婆却忽地又信仰起基督教来，并且越来越虔诚，每个礼拜天早晨总要上虞洽卿路上的慕尔堂去做礼拜，无论风雨寒暑，从不缺席，平时也经常参加教会组织的一些集会和举办的其他活动。在那些地方，她结识了不少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妇女，如颜惠庆夫人，宋查理夫人等不少著名人物的妻子或母亲。在同这些妇女界名人的接触和相处中，她发现她们对"戏子"这一个行业并不存有轻蔑或歧视，相反地却给予相应的尊重。据说，当她头一回被介绍给颜惠庆夫人的妯娌颜福庆夫人时，颜夫人由于经常在国外考察，并不了解外婆和母亲之间的那场争执，因此一听到介绍外婆的姓氏，便笑着过来握住她的手说："听说你有一位小姐是嫁给周信芳先生的。你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婿，我真为你感到高兴。"我相信，外婆当时一定有些发窘，但我也猜想这些话对她思想上的触动一定也是不小的，因为无论以家世、名望或是社会地位来作比较，颜福庆夫人所居的位置都是远在外婆之上的。

除此而外，发表在上海那些正派和进步报刊上对我父亲和《明末遗恨》的赞扬文章对她也是不无影响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戏评她未必都会看到，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进她耳朵里。我们的外婆虽然有着百分之五十的英国血统，但她从小生长在中国，哺育她的是中国人的乳汁，也同中国人一起生儿育女，因此，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蚕食也一直是深恶痛绝的。报刊上的那些文章使她逐渐认识到：引诱她女儿私奔的那个人并不是个只供人娱乐的"戏子"，而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并且，她还不止一次地从报上看到，在好几回为华北难民和抗日将士劝募捐款的集会上，那个"戏子"的照片和姓名赫然跻身在一些社会名流中间……

这个理由，那个原因……也许还能找出更多一些使外婆得以谅解母亲的原因，但我始终认为：在所有这些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还是由于母亲是她的女儿，是她的骨肉，是她过去最疼爱的掌上明珠。出于母亲的爱女之心，仅只这一点就能概括地说明一切了。

所以，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内心深处，外婆早已原谅母亲对自己的违拗和那回丢丑的私奔了，可还得等候适当的时机才能作表示。

这适当的时机便是在那年的农历新年﹣-这是中国习俗中最重大的节日，按照传统也应当是合家团圆的节日。

裘丽琳

那一年，母亲照例在小年夜那天准备好节礼派人送到外婆家去。傍晚时分，派去送礼的人回来了，神情显得很兴奋，一见母亲便说道："今天我送节礼去，见到外老太太了。"这使母亲也感到惊讶，便向他询问详细经过。据那人说：往日送礼去的时候，总被拦在大厅外面，但今天却破例叫他进厅里去等候。礼物拎进去之后，不多一会，从楼上下来了个娘姨，说老太太唤他。他上楼去见到了外婆，外婆的脸色很和蔼，先问了他名字，又叫佣人给他开发四块钱力钱。他谢过了刚要离开，外婆又唤住了问他每年的节礼是不是都是他送来的，他回答说是。外婆笑了笑说："那一直辛苦你了。"再叫人给他添了十块钱赏钱，便打发他回来了。"过去我一直以为外老太太是很凶的，刚才叫我上楼去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发怵。"那人最后说道，"可是见了面，原来是位挺和气的老太太，看来平时待底下人也一定是挺宽厚的。"

母亲当然明白：这是外婆那边发来的一个"解冻"信号。于是，到后天﹣﹣年初一的早上，便上门去给自己的母亲拜年了。这回下来迎接的是她的嫂子，笑容可掬，拉着手一口一个"姑奶奶"。上得楼去，只见外婆还象过去那样端坐在炕榻上吸着水烟，脸色十分安详，仿佛母女俩才在昨天分别似的。"大年夜的夜里，我躺在床上一整夜都没合过眼。"母亲告诉我说，"就尽在想着第二天就能见到分别了五年多的妈妈了。我在想，我们母女俩见了面一定会抱头大哭，你外婆还会把我骂上一顿，骂我不听话，骂我狠心撇得下家里，撇得下她。我呢，还会象小时候那样，把头扎在她怀里撒上阵娇……可一进房门，看到她老人家的神情，我涌进了眼眶的泪水便不由自主地缩回去了，想要撒娇的念头也一下飞掉了，只是规规矩矩地走过去，一面叩下头去，一面嘴里说道：'女儿给姆妈拜年，愿姆妈多福多寿。'我和你外婆两人的表情，都象过去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好象昨天夜里还向她老人家辞过岁那样……"

据当时在场目击的一个女佣人以后告诉我，当时的情景确实就象母亲所描述的那样。母亲叩罢三个头，爬起来在一旁坐下，丫头送上"元宝茶"来，这时外婆才开口问道，"就你一个人来的吗？"母亲欠身笑着回答道："信芳本来应当一起来的，可他怕姆妈还在生他的气，所以叫我一个人先回来。"外婆听罢，微笑了笑说："你们要真怕我生气，当初也不会那样做出来了。"

母亲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外婆话中的含意，立刻站起来说："那我马上去叫他来给姆妈拜年。"说着便往房门外走。外婆也不阻拦，只是低下头自顾抽她的水烟。

就这样，母亲乘上部出差汽车，一阵风似地把父亲、大姊和我弄到了山海关路上的外婆家，三妹当时正在出痧子，所以没去。父亲穿上了长袍马褂，穿着黑缎新鞋，活脱是一副新女婿回门的打扮。到外婆家时，一些会凑趣的下人已经在客厅里铺好红毡毯，并且把外婆搀扶下楼来。当父亲在红毡毯上跪倒叩下头去时，外婆吩咐站在旁边的丫头说："我的腰有毛病，不大方便，你们还不过来搀三姑爷起来。"这仿佛是漫不经意地吐出的一声"三姑爷"，便挺自然地把过去的一切隔阂和嫌隙全部勾销了。所以母亲在给我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过去有不少人一直以为你外婆是很古板，很严厉的，办事说话都是一点一划的。其实她有时候办事也是挺圆滑的，那天的事情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嘛。"

母亲重新被娘家接纳之后，以后当然便经常回去探望外婆了。现在，母亲已重新以主人的身份出入在这幢宅子里，所有的男女佣人见了她都很亲热，对待她的态度就和她离家出走之前一样，所不同的是以前那个"三小姐"的称呼被改成了"三姑奶奶"。那个当年为她和父亲传递信息的姓朱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正在一所护士学校里念书。那所学校是住宿的，因此只有在星期天才能见到她。她见到母亲时那股高兴和亲热的劲儿是不言而喻的。在娘家的宅子里，母亲见到次数最少的人还是她的那位哥哥﹣﹣裘剑飞。他几乎整天整夜都不在家，母亲回娘家去了好几趟，只有一回在楼梯上见到过他一面。他当时正要出门，看到迎面走上来的妹妹，只是招呼了声："你来了吗。"便急匆匆地走了。倒是我们那两位大小舅妈对母亲很亲热，母亲每回回去，她们两个总要到外婆的卧室里来陪着，天南地北，中外古今地陪着闲聊，直到母亲告辞时方才双双把她送出大门。

有一天，大概已经是母亲重回娘家的一个多月之后了。母亲回山海关路去，走进外婆的卧室，只见她老人家和衣半歪在床上，脸上的神色似乎有点疲乏。母亲才要问她身体可有什么不适，两位舅妈跟脚便进来了，照例同母亲海阔天空地闲聊着。外婆仍旧歪在床上，半闭着眼睛不作声。母亲斜眼瞟去，见她的脸色似乎挺有点不耐烦。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外婆突然开口对两位舅妈说道："你们各人还有事情，不用在这里了，就留下丽琳陪我一会吧。"听到她所下的这道"逐客令"，两位舅妈相觑了一眼，只能站起告辞，讪讪地出房去了。等她俩走出之后，外婆忽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走过去门上房门，又回来打开立柜门，从里面捧出只首饰箱，开了锁，从箱里检出只红纸封套递给母亲说："你回来的事情虽然现在还没有传开，可是要不了多少时间，外面的人都会知道你又是我们裘家的小姐了。我们家里是吃银楼饭的，开银楼家里的小姐到外面去没有几件象样的穿插戴，会让人家看了笑话。本来是打算给你备上几件的，可你出了这门已经好几年了，孩子也已经有好几个了，平时穿的戴的想来都已经置办下了，所以也弄不清究竟该给你添置哪些为好。这里头就算是你的陪嫁，你想要什么，喜欢些什么，就拿了这个自己去添办吧。"她顿了片刻，又接下去说道，"家里的情形你是应当明白的，老话说：坐吃金山空。这几年家里的底子已经大不如前了。你花掉了这些，以后倘若再有什么用途，少一点也许还能办到，倘若要再大一点的数字恐怕就拿不出来了。"

这几年母亲虽然同娘家并无联系，但对家中的经济状况也是有所了解的，她知道家道确是不及以前了，但这倒并非是由于"坐吃山空"，因为银楼和钱庄的收益还是很稳定的，造成家中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自家哥哥的狂嫖滥赌，声色犬马，挥霍无度。但她当然不会同外婆去讲这些事情，只是跪下叩过头，郑重地接过那只红纸包。那是只薄薄的纸包，是封着口的。母亲接过时便知道，必定是张存折或是庄票，但按照礼仪，当然不可能当场拆看，因此只能先放进手提包里，当她陪外婆聊过了一会，在辞别回家去的路上，才在黄包车上把那只红纸包拆开来观看。

买一看之下，母亲不禁又惊又喜，里面装的果然是一张钱庄存折，但折上那数字"陆万圆整"却使母亲大吃一惊。这几年来，由于时局不稳，物价上涨，贷币开始贬值，可是这数字也还是相等于七千多石米的代价。对着这份存折，母亲禁不住心头怦怦乱跳，连连跺着脚叫车夫快拉，可一面心跳，一面却还忍不住想大声地唱起歌来。"你可不要笑妈咪是个财迷。"母亲在叙述时这样对我说，"实在是当时我们真是太需要钱了，钱在当时对我们真是太有用了。有了这一笔钱，别的先不说，租下卡尔登的那件事就能解决了。这样，你们的爸爸就能有地方登台唱戏了。因为我很明白：在那个时候，没有地方让他登台演出他想演的那几出戏，他心里是比遭到什么事情都更难过的。所以，我在回家的路上一路上都在想，正在这节骨眼的时候能得到这么笔陪嫁，也许是上帝的保佑吧。"

不管是奇迹出现还是"上帝保佑"，反正在得到了这么一大笔钱之后，租用卡尔登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至于戏台改建，内部装修等事情，只要有了钱也都好办。在母亲得到那笔嫁资之后约莫二个月，上海许多报纸上便登出了卡尔登戏院择吉恢复营业的广告，同时登出头上一礼拜的戏码广告，那是我父亲组织的"移风社"演出的京戏《明末遗恨》和"中华社"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桃花扇》。两部戏隔天交替着轮换演出。

欧阳予倩伯父早年也曾当过京剧演员，工青衣，唱做俱工，一时曾与梅兰芳伯父齐名，被誉为"北梅南欧"。他那时虽已息影红毡多年，但盛名犹在，因此他所领导的剧团和亲自编导的剧目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中华社"和"移风社"在同一个戏院演出，可谓是相得益彰；再加演出的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正符合了广大观众在心理上的需求，因此，一连两三个月，卡尔登门前每晚都挂出了"客满"牌。每到开锣之前，戏院门前"黄牛"活跃，那些较好座位的票在"黑市"上甚至被抬高到两倍以上。

靠着母亲的这笔嫁资，我的双亲度过了经济难关，不仅租下了卡尔登，使父亲能有个演出场所，同时也清偿了所有的宿欠，包括欠下黄金荣的那笔一万多块钱的巨款。另外还改善了居住条件，从原住的爱多亚路永吉路四十二号搬到了蒲石路高福里二百八十二号，新居虽号搬到了蒲石路高福里二百八十二号，新居虽也还是那种单开间、三层楼的弄堂房子，但房间却比旧居宽敞，光线也充足得多，而且还有卫生设备。从这时起，我的双亲才在自家的居处结束了那种"拎出来﹣-"的登厕生活，开始享用起抽水马桶了。

已故的吴性裁先生在他以"槛外人"为笔名所著《京剧见闻录》中写道："周信芳一生困顿，到这时才算扬眉吐气，他的债务全部清偿了，以前被跟包偷去的行头，也完全新置齐全了，又在蒲石路买了住宅。"综观全段，他所说的"困顿"，无疑是指着经济方面的。在这方面，我父亲虽谈不上什么"扬眉吐气",但总算是解除了"陈蔡之厄"，不致受制他人了。吴先生把我父亲经济状况的好转归诸于卡尔登的卖座鼎盛，这是他对我们家庭的内情还不甚了解的缘故。应该说，使我父亲能在经济上获得自主权利的主要因素还是得自母亲那笔"后补"的妆奁。

欧阳予倩伯父的"中华社"在卡尔登演出了一段时期之后，财政状况有了好转，剧社已有了些积余，正好那时三星舞台（后改名为中国大戏院）也在召租，那家座落在繁华闹区的贵州路上，地方较大，设有楼座，房屋在三四年前刚翻修过，而且在当时百业萧条的情况下，业主所索租金也并不太高。欧阳伯父考虑之后，打算承租下来在那里演出，这样，非但他继《桃花扇》之后陆续编排的那些宣传抗敌思想的新戏如《渔夫恨》、《梁红玉》等能有更多的演出机会，同时还能使他当时所主持的"上海戏剧界抗日救亡协会歌剧部"的同人们有个更宽舒些的活动场所。他把这想法同我父亲谈了，父亲当然赞成。于是，不久之后，"中华社"便迁到三星舞台继续演出，卡尔登这边的局面便靠着父亲的"移风社"独力支撑了。

在"中华社"离开卡尔登之前，父亲已经把《明末遗恨》换下来了，因为《明》剧虽然很受欢迎，但一个节目演得过久了是会影响上座率的，尤其是在当时上海戏院纷纷歇业的情况，那些爱好京剧的基本观众更是盼望能不断看到新鲜剧目。那有关南宋抗敌的四部大戏虽已编好了《徽钦二帝》和《宗泽》这两部，但父亲想把这四部戏全部编好后一起推出，同时利用报纸、电台和马路广告牌一起大做广告，招揽观众，扩大影响，所以在换下《明末遗恨》之后，先推上去的是《董小宛》、《香妃》和《亡蜀恨》几部戏。《董》剧和《香》剧都是父亲过去在丹桂第一台演过的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中能够相对独立的单本戏。从《五族共和》的观点来看，内容上对"五族"之一的满族似乎有些不甚友善；然而从陈说亡国之痛这点来看，对激励民族意识却是不无一些作用的。除了这几出戏以外，为了增添票房收入，使"移风社"能得正常维持下去，父亲还请电影界名宿朱石麟根据古典小说《野叟曝言》改编成本戏《文素臣》在卡尔登上演。当时的那些连台本戏大多依靠卖弄机关布景和开打来吸引观众，而《文素臣》却别具一格，除情节紧凑曲折以外，演员的唱做均甚着重，正如"槛外人"所说的：这本戏是"高潮迭起，场子紧凑，还把电影手法运用到戏中去，气氛更佳，连满达四月之久，确实是解放以前本戏中不凭机关布景和开打而卖座的成功之作。"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军"节节弃守，上海遂沦为"孤岛"。

描述南宋抗战的那四部戏虽然早在民国二十六年春天已经在上海各报上登出了"不日献演"的预告，但由于剧本执笔者一直健康欠佳，时愈时病，进展较慢，因此到庐沟桥上的炮声响起时，还剩一部半戏没有编好。这时，父亲知道已经无法再按原定计划把四部戏一起推出接连上演了，因为局势瞬息即变，难以逆料，如果不立即把已经编成的那两部戏上演，极可能就此失去上演的机会。因此，他果断地作出决定：中断《文素臣》本戏，连夜赶排《徽钦二帝》，在卡尔登上演，并且不惜工本地在全市各大小报纸上刊登广告来宣传介绍这部戏的内容。

从我开始懂事时起，父亲所给我的印象便是耐心特别好，除掉在台上以外，平时办事，说话甚至连动作，走路都是慢条斯理的，似乎从不曾有过"心如火燎"的时候。但据母亲以后告诉我：这回为了抢时间上演《徽钦二帝》,在他身上表现出了前所未见的速度和效率，定本子，赶布景，给配角说戏，响排，彩排，这一大串事情都放在三天之内做完，其间还得要登报纸广告，请人画海报，约人写戏评，制作霓虹灯戏名等一大堆杂事，无一不由他亲自过问。当然，每天夜戏时间他还得登台演完那"最后一本"的《文素臣》。"三天下来，到正式上演那天，他的脸瘦掉了一大壳，眼睛里绷满着血丝。喉咙也更沙哑了。可看他的精神，却象是从来没有象这样充沛过。"母亲告诉我时说，"那夜的首场演出当然十分成功，回到家里吃宵夜的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说：'要是当年你同我谈恋爱时候也拿出这样的魄力和效率来，那么我就不用独个儿在山海关路楼上那间卧房里被关上那么几个月了。'你爸爸听了，摇着头说：这两件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我现在是为了抢时间，眼下的局势很可能会迟则生变嘛。'听了这话，我接着问：'那么你要我就不用抢时间吗？'我这句话是带着点气问的，谁知道他那个一本正经的回答更教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那个……为什么要抢时间呢？我不是早就明白：你迟早总是我的吗！你难道还会飞掉吗?,"

是的，父亲在这三天中日以继夜地工作让《徽》剧上演，确实是为了抢时间，而不久以后所发生的情况也证实了这"时间"确是让他给"抢"到手了﹣-

周易

周采蕴，笔名周易，1932年出生于上海，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与上海名媛裘丽琳的女儿，排行第二。解放初期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因其出众美貌和高冷性格被称为“石膏美人。后定居美国旧金山，是著名的商人和作家，著有描写父母爱情故事的《伴飞》等作品。‌‌‌

周信芳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籍贯浙江慈城（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苏清江浦，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出身艺人家庭。六岁随父旅居浙江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七岁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演出。后流动演出于汉口、芜湖及沪宁线一带，改艺名“七灵童”。1907年至上海演出，始用“麒麟童”艺名。次年至北京，进喜连成科班，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辗转烟台、天津、海参崴等地演出。1912年返沪，在新新舞台等剧场与谭鑫培等同台演出，演技渐趋成熟。1915年进上海丹桂第一台，后两度赴北平。1924年回沪，先后于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尝试改革京剧艺术。与王鸿寿、汪笑侬、潘月樵等协作，编演、移植诸多剧目。艺术上勇于创造，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位。1975年3月8日在上海病逝。代表剧目有《徐策跑城》《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香妃》《董小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