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康平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战犹酣——康平治沙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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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的张青山
母亲在她的日记中曾写到这样一段话:“你们的父亲学习非常用功,成绩非常好,尤其数学特别优秀,本应成为一名大学生。但是由于家庭原因只能在初中考入中等专科学校,以便早毕业、早参加工作、早挣钱养家糊口。在校期间国家给的助学金足够吃饭读书用,但为了年迈的父母,每到周末都到建筑工地或饭店干零活。毕业前夕,数学老师曾多次动员你父亲留校跟他教数学,说将来有大用。你父亲说:‘我的家乡很贫困,我的家庭很贫困,他们更需要我’拒绝了老师的好意。
父亲的毕业证我是看过的(至今保留着),除了俄语升B,其他科目全是A,我第一次看到时感到十分震惊。我问过母亲,妈你的成绩可是远不如父亲好,为什么能保送到北京林学院进修?母亲说我是学林保的。当时,省厅刚刚成立林保处,占了学科便宜得以留在省厅工作并去林学院深造。
父亲是多才多艺的。父亲喜欢音乐,笛子吹的很好。父亲喜欢书法,钢笔字、毛笔字写得都不错。父亲善画画,我们家早年仅有的木质家具表面都是父亲亲手用烙铁烫的山水画、人物画,栩栩如生,给本不美观的家具增添无限色彩,这是我亲眼所见,同样十分震惊。记得我6—7岁的时候,刚刚学会玩扑克,嚷着让我父母买扑克牌。那时候,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哪有闲钱用来玩。在我百般争取下,父亲答应我给我弄一副扑克牌,但要等到春节假期。到了春节,父亲用多层的纸涂抹浆糊,糊成硬纸壳,用水彩画了一副扑克。图案是仿动植物书里的标本图案,我清楚的记得大王是红色的松鼠,小王是粉色的松鼠,黑桃K是一头虎头鲸······。这幅扑克成为了我的骄傲,我视若珍宝,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有遇到那样好的扑克。
父亲本身工作严谨,尊重科学。每一项工作都是要亲手实践,亲临现场,反复实验对比。对善于动脑筋勤于工作的同志倍加尊重和推崇,对违反科学的行为十分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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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洲万亩松
我在读初中时,学校距离我们家二十里路又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寄住在父亲的宿舍,曾听过他与乡(公社党委书记)的一段对话,“老杨(杨伦同志曾解放前留学日本稻田大学)是又真才实学的,他的意见我们要多听一听,没有大的出路,我们要尽量采纳”。多年后,父亲也跟我说过,讨论问题时经常要说:大家听听老杨的意见。事实证明杨伦同志确实为海洲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少走了很多弯路。我也曾见过他批评人:“我们都是同期林校出来的,你怎么干什么都稀了糊涂的,干啥啥不行,问啥啥不知道,这么多年了还不能独当一面”。
进入七十年代,海洲乡(当时叫海洲人民公社)田间林网已经基本形成。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树太大了遮地影响农作物产量,当时主管领导听取了这个意见,要将早起栽植树龄较长的林网全部砍伐。但毕竟是个较大的事情,就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父亲在会上不顾领导态度坚决反对,父亲说:“我们的沙里还没有完全固化,这样做是违反科学的,是会受到惩罚的”在他的坚持下,最后决定先找两个生产队试试,于是在纪家大队、金山堡进行实验,砍了几块地。当年春耕,遇到狂暴的西风,连播三次种,都没能出苗,到秋依然是空白一片。次年,这个行为被叫停,并将已砍伐的地块重新栽植,对尚未完善的林网进一步完善。几十年过去了,海洲乡的林网在康平是最好的,现在海洲乡依然没有受风气的地。
我们家前后院子有各种林木十余种,不同时期,不同树种,不同栽法,就是父亲的实验场。
我十二岁那年,上级号召养殖桑蚕,百姓都不认同,父亲就拿到家里,并找地儿开始种植桑树。由于父母有工作没时间管理桑蚕,我就成了打工仔。天天放学去采桑树叶,一直干了两个多月,一天没闲着,卖了180多块钱。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让老百姓养了,父亲说:桑树能固沙,但是过于短小,不能防风,不适合我们这个地区,所以他建议不能搞这个项目。他说我们这个地区可以栽植苹果梨、海棠果。后来我知道在父亲的倡导和亲自主持下,已经在王权村杨昆窝堡和袁家村齐祥窝堡、袁家窝堡建成了三处万亩的果园,对三个生产队生产经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小给我的记忆是父亲很少回家,常常一个月不见人影,我在十几岁以后,常常偷偷跑到大队或林场打电话找父亲,告诉他家里做好吃的了让他回家。我经常看到父亲和几个人骑自行车从村里过,车上绑着测量仪器,后车架上一捆黄色的米绳。后来知道他们是在搞规划,确定哪里栽树,哪里修路,哪里是农田哪里是水渠;从规划到确定树种,采购、调运、保管树苗,一直到栽植和后期管理;从人员调配到技术指导,父亲都事无巨细,一一过问或实际操作。
我问过父亲晚年身体不好的原因,他说:“我啊,水平不高,能力有限,还事事都想做好,事事都想圆满,有时着急上火,有时靠时间精力去熬,与劳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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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山(左四)和林业局同志在“万亩松”合影
我问过他为什么要用一个五十年代末兰州大学肄业本科生,你不怕他有问题吗?父亲说:“有问题不要紧,在后面紧叮嘱一些,但是这个人有文化、口才好,接受事物快,对工作又及其负责,能把事情很快地传递给群众,我们这里文化人少啊”。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海洲乡出现了一批工作认真、能力较强的林业人,这其中有李以福、张中选、王海云、裴有林等。
他总结了这样几条植树造林的经验,其中有:栽而不管等于没栽,栽而不管等于白栽。
文革期间,海洲乡有四名党员干部没有参加派别斗争,其中就有我父亲。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参加?他说:“看不清对错,都是革命同志,目标是一致的,昨天还在一起讨论工作如何开展,今天就要分出派别,就要分出对错,这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量变质变规律,是不科学的”我说:“我刘大爷(刘顺,海洲公社水利干部)你们几个谁带的头?”他说:“我们都是干具体工作的,平时接触的多,我们几个又都是学生出身,平时做事互相比较信任。运动来了,简单沟通一下,甚至一个眼神,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所以就公开发表声明,在没有认清形势的前提下,需要学习,暂时不参加派别斗争”我说:“你们就不怕挨整吗?”他说:“宁可自己挨批,也不能毫无依据的去整别人”可能是这几个老同志平时活干的多,所以都安然渡过了那段特殊时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海洲乡一家农机修理部修农机,期间跟老板闲聊,我说:“你的手艺不错,生意也兴隆,一年挣不少钱吧”老板说:“还行,过日子富富有余,这多亏了我们原来的老乡长啊,我们家困难,那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上学时怕把鞋穿坏喽,我上学来回走总是提着鞋光脚走,到学校才穿上,老乡长找到我父亲建议,你不是会点铁匝活吗,你到海洲去整个修理部,这样即方便群众,你也能挣点钱,把困难日子给解决了。我家一没钱,二没地方,老乡长当时就说地方我给你批,钱我找信用社给你贷款,盖房子我给你批点树。修理部就这样搞起来了,现在啥设备都有,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爹到死的时候都跟我说不能忘了老乡长”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我就是张青山的儿子”老板说:“啊!我也是无意说的,但是我把我的真心话说出来,心里得劲多了”
我小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家就是客栈、旅店,亲朋好友常来,不是没粮吃,就是没柴烧;不是孩子结婚没有布票、棉花票,就是没钱,张口借闭口要,虽然不能完全满足亲友的需求,但都是尽力而为,决不让亲友空手而归,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有很多亲友欠着钱、粮票、布票。
父母共同供养着双方父母,爷爷去世的时候小叔才八岁,父母供我小叔读书到大学毕业,将我表姐养大并成家立业。家里人口多老人身体又不好,生活清贫,一直到父亲去世,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人生财富,那就是为社会多做事、做实事、做好事,不能贪占他人和集体的便宜。
补充:
1、 海洲是康平最早开始实验并大面积栽植樟粒松的乡镇,早于三个国营林场两年。中国农民报在1984年前后曾以《青山志在沙近绿》为题对家父事迹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予以报道。
2、 卧龙湖绿化的初始设计和绿化是父亲带人完成的,他受县委指派在承包卧龙湖的希贵集团工作三年。(1)在康平南出口绿化初始设计时,骑自行车遇强风刮倒,造成小腿粉碎性骨折,住院两个月。(2)在柳树乡和张家窑林场指导检查工作遇车祸,又造成锁骨和小臂骨折。
3、 我父亲曾和我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向有关领导提出将千亩松放两个林班,收益分给育林村、沈阳窝堡和韩达窝堡村民,每户可以分到7-8000元,让群众看到植树的益处,更能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热情,未能得到支持,这是他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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