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文字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从古风时代到帝国的终结

2025年11月25日傍晚，当今国际学界最重要的古文书学家马可·史密斯（Marc Smith）教授为复旦大学西方古典学学程、历史学系以及全校师生带来了讲座“罗马文字的统一性与多元性：从古风时代到帝国的终结”（Unité et diversité de l'écriture romaine, de l'époque archaïque à la fin de l'Empire）。讲座由历史学系周之桓老师主持并翻译，王忠孝老师一并出席。讲座内容由复旦大学西方古典学学程项目助管左思佑同学整理，并获得史密斯教授与现场翻译同意刊发。

讲座合影

史密斯教授于1963年出生于英国纽卡斯尔，1988年毕业于国立文献学院（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ENC），1988年至1990年以及1992年至1995年在法国国家档案馆担任管理员。其后于1990年至1993年担任法国罗马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EFR）成员，期间完成了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的博士论文。目前，史密斯教授为国立文献学院-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古文书学教授、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兼聘研究导师暨“古文书学与拉丁字母的书写史”讲席教授，并被誉为“拉丁文与现代古文书学教宗”，享有国际盛誉。他曾担任国际拉丁文古文书学委员会主席（2015-2020）、希伯莱文古文书学委员会秘书长（2002-2011）以及法国历史学会主席（2014）。同时，他还担任多个古文书学知名丛书与期刊主编或编委：Monumenta Palaeographica Medii Aevi（Brepols）、Scriptorium、Gazette du livre médiéval以及Scrineum Rivista等。

讲座现场

古文书学即“paléographie”，中文又可翻译为“古文字学”或直译“古书写学”，是古典学辅助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语中称其为“博学的科学”（science de l’érudition）。本场讲座以拉丁文字的书写史为核心展开，除讨论了学界最关心的小写字母的诞生这一基本问题，还重点探讨了拉丁文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及从古风至古典晚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字体演变，结合不同书写材质与社会文化背景解析文字的发展规律。

史密斯教授

拉丁文字的起源

要想梳理拉丁字母的历书写史，首先需要回溯地中海文明字母的起源。史密斯教授指出，公元前1800年埃及恐怖峡谷中出现的象形文字简化版本，虽看起来接近圣书体，但已具备拼音文字特征，成为古希腊、伊特鲁里亚等地中海文明字母的源头，而拉丁字母则直接脱胎于伊特鲁里亚字母。目前已知最早的拉丁文书写实例之一是公元前 600年一件饰品别针上的文字：Manios me fefaced Numaisioi，含义为 “Manios为Numasios制作了我”，以饰品的口吻向读者介绍自己的主人与制作者。

正在“说话”的别针

拉丁字母体系随后不断完善，公元前403年希腊字母顺序确定后，借由伊特鲁里亚字母，拉丁文仿照其确立自身字母顺序慢慢确定自身的字母顺序，在古代首先发明了字母f和g，由于伊特鲁里亚人没有g的发音，拉丁语最初用c的发音来承担，随后发明了g，而为了用拉丁语书写从希腊语借用的词汇，y、z被增加。字母j、u、w是更晚的发明，在中世纪甚至更晚期才被发明。在法国，字母u和j要到18世纪才出现。与希腊铭文相比，最初的拉丁铭文的几何对称性稍弱，并且字母更大，这同样也是为了让字母能被更清晰地识读。教授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希腊字母π是如何演化出拉丁语p的，为了与希腊字母ρ区别，p加一捺形成R。这一演变过程在被罗马人吸收的希腊语区的西部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字母的起源

拉丁文字书写的发展与变革

然而，在早期铭文中可以发现拉丁语和希腊语不同的特征：希腊铭文追求几何对称、文本长且字母小，而拉丁铭文字母较大且几何对称的美感并不突出。拉丁铭文并非无法做到对称：公元前250年出现过罕见的青铜嵌石对称铭文，证明拉丁语铭文可通过精密计算实现几何对称；同样意大利奥斯克人的铭文也以精美的对称为特色。希腊铭文刻写大多粗细一致。而古风时代铭文特征与其后铭文特征的最大区别便是字母笔画粗细对比更为明显、字角饰线的出现以及整体书写更具组织性。这一特点在公元前63年于罗马建造的一座桥pons Fabricius上的拉丁铭文中也有体现。然而，该桥在经历了重修之后，公元23年在桥另一面上新刻了铭文，此时的字母上出现了粗细不一的装饰线，这一变化源于工匠在雕刻时使用平头的刷子手写再行雕刻，因此留下了粗细不一的线，构成了拉丁文字和希腊文字的核心差别。

史密斯教授2024年新作：一部关于@历史的小书

字体的大小会影响字形，越大的字体字形便越正式，而较小的字体则接近于手写体，这一差别在遗存下来的一块刻有日历的拉丁铭文上体现明显。在一些现存的的画出来而非雕刻出来的字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正式的铭文雕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手写字体对铭文的影响。

古代拉丁文字的书写载体呈现多元化特征。与希腊人相同，罗马人常用木板涂蜡后以金属等硬质刻笔（stylet）进行刻写，比如庞贝银行家Jucundus的蜡板书写就被完整保留下来。莎草纸是另一重要载体，在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所保存的一个著名庞贝壁画上可以同时看到莎草纸书写和木板涂蜡两种古代主要的书写（或阅读）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载体，如陶罐、印章或陶土地砖上。莎草纸上多为草体书写，这种草体应用十分广泛，甚至出现在马赛克等非必要场景。部分载体上的文字无明确书法意义上的字体，仅满足实用功能，如在容器上刻字表明容量。

莎草纸上的草体

“天书”

梳理完了拉丁字母从起源到古代的演变历史，接下来史密斯教授带领大家来到古典晚期，从古代走向中世纪。上文所述的草体在1-3世纪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连写，最典型的如庞贝银行家书写内容中的“mille”。这是因为蜡板的书写会使字母变得破碎而无法连贯，而莎草纸书写的普及使得字体越来越连贯且连写越来越多。在3世纪罗马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改革中，受到时代影响，字体也会发生变化，越来越潦草，拉的很长，且越来越少使用蜡板，这逐渐使得草书诞生了新的书写形式：适用于帝国内务府（chancellerie；或译为“皇帝办公室”）的书写形式，字体被拉长且连贯，一直发展到5世纪，被称作“天书”（litterae caelestes）——和中文的天书异曲同工，神圣且难懂。这一种字体也被程序化规定，“天书”体只由皇帝内部办事使用，而其余办事官员也模仿这种字体并发展出各自不同的字体。潦草的连写诞生了新的符号，如“ET”演变成了我们熟知的“&”。

“&”的诞生

小写字母的出现

草书的书写也影响了同时期书籍上的文字，字体变得越来越圆润而非方正，比如在现存的公元1世纪与2世纪的书籍上。而这种字体到了3至4世纪又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字体——安瑟尔字体，并成为了书籍中所使用的主要字体。（西方）现存的8世纪以前的书籍都是此类字体。至此终于可以认为出现了和大写字母完全不同的新的字体。但大写字体也并未从书籍中消失，5世纪时大写字体仍然会出现在奢侈的书本中，由老派的异教罗马上层持有，内容大多为传统罗马文学，比如维吉尔。这种特殊的大写字体呈方块状、厚重，但字母结尾仍然存在装饰线，和基督教铭文相比差异显著。

大写字母经草书、安瑟尔字体逐步向小写字母过渡，同时笔顺也发生了改变。3至4世纪开始，逐渐在书籍中出现了原始小写字体，从中再发展出了古典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的半安瑟尔字体。这一名称最早应当由意大利著名博学家、碑铭学家与古文书学家Maffei（1675-1755）命名，其后法国学者将其推广，尽管它与安瑟尔字体并无关系。该字体呈现明确的三部分结构（“g”，“d”等字母的上伸部分和下伸部分被确定）。它与完全的小写字体尚有区别，比如“g”的上方为一横（类似于汉字“丂”），“n”仍然保留大写N的形态。以上的字体虽然存在差异，但大体还是以统一性为主。

从大写到小写

文字：统一性与多样性

公元6世纪之后，地中海世界的各个区域出现了差异性更大的书写形式，遗留下来的例子包括西哥特刻在石头上的草书铭文、墨洛温王朝时期羊皮纸/莎草纸上的晚期草书（以图尔圣马丁修道院出纳的记录为代表）。到了加洛林时期，字体又发生了变化。加洛林王朝试图复兴罗马人的书写方法，同时又渴望有所创新，便打破了罗马人单一书写风格的特征，在同一文本内大小写混杂：安瑟尔字体和半安瑟尔字体共存。同时，还首创了首字母大写。这一时期的字体变革是对传统古代书写的再发明与再呈现，实现了西罗马灭亡后字体的再度统一。

9世纪初的圣经：Bible de Rorigon, BnF lat. 3, f. 4r；我们可以看到大写字体、首字母大写、安瑟尔以及半安瑟尔字体共存

通过对书写的考古可知，文字的书写同时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尽管最初拉丁文字的书写存在不同，但总体而言，罗马帝国政治的统一奠定了文字的统一性，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前，罗马人的书写基于一个共同的框架。而476年的历史事件使得拉丁语区各个区域的文字书写体现了多样性，直至查理曼帝国的统一使得字体得以再次具有统一性。其帝国的分裂又再次造就了字体发展的多样性，直到现代印刷术的发明才又实现了下一次的统一。对比中国与西方的文字书写，二者似乎均遵循这一规律。

讲座的最后，历史学系王忠孝老师参与了现场交流，在场的学生也积极提问，与史密斯教授展开热烈讨论。讲座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忠孝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