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号主旨★
欲知日本,先知日军
铭记历史,谈兵讲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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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前的2月26日,日本东京迎来罕见的暴雪之夜,在漫天风雪中,来自第1师团和近卫师团的一群少壮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打着“尊皇讨奸”“昭和维新”的旗号,实施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即二二六事件。
这一事件是昭和初年政治暴力运动的最高潮,也是陆军中皇道派与统制派内斗的总爆发。结局众所周知,事件以叛乱部队自行回营,领头军官被捕判刑而宣告失败,皇道派彻底失势,陆军内部成为统制派的天下。
然而,假如这场政变取得成功,皇道派掌握实权,按照其意图改造国家,那么日本随后的战争之路与现实历史会有哪些不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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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影片《226》中,叛乱部队冒雪行进在东京街头,前往刺杀目标人物。
青年将校的幼稚
在现实历史中,二二六事件绝无取得成功的可能,政变计划极为粗糙,根本就没有制定起事之后的政治解决方案,仅有笼统的政治诉求,作为一场政变而言实在是过于不成熟,这是由策划者的素质和认知水平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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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叛乱的丹生诚忠陆军中尉对士兵们进行巡视,他属于步兵第1联队。
值得注意的是,谋划并领导政变的少壮军官并非正统的皇道派,而是属于以基层军官为主的所谓“青年将校运动”,只是基于对天皇的绝对迷信和对统制派官僚的不满,而与皇道派结成政治联盟,实际上被皇道派高层当枪使,以对抗统制派。
这一派别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军官,他们的学识和社会经验都不足以洞悉复杂政治经济问题的本质,在北一辉、西田税等民间右翼思想家的影响下,将当时日本的内外交困简单归咎于天皇被身边奸臣所蒙蔽,天真地认为只要清君侧,建立天皇亲政的军人政府,所有问题均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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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天皇对于军队犯上作乱、袭击杀害重臣的行为极为震怒。
从事后看来,二二六事件取得成功的条件仅有一个,那就是获得天皇的绝对支持,然而这正是政变计划最大的缺陷,同时也是少壮军官们最致命的误判。
天皇从一开始就不认同他们的暴力行动是“忠君卫国”的义举,将他们视为叛军而坚决要求镇压,甚至在陆军高层态度暧昧之际,扬言要亲自带兵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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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及其夫人,两人与天皇关系亲密。
天皇的这种态度很容易理解,政变者要清除的“奸臣”全都是天皇颇为倚重的“股肱之臣”,以被叛军重伤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例,铃木之妻曾任皇室家庭教师,负责昭和天皇的启蒙教育长达10年,铃木本人从1929年起担任侍从长已有七年,天皇对铃木夫妇的信任比之父母也不为过。
天皇最早得知政变消息,正是来自铃木夫人的通知。身边亲近之人遭此横祸,天皇的愤怒瞬间爆发,这不仅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最高统帅的权威被冒犯而发怒,更有“一直以来关照自己的人被伤害”这种人性层面的情感冲击。由此可见,青年军官们的政治认知已经幼稚到罔顾人情伦理的程度。
永田与小畑的决裂
尽管现实中绝无可能,但假设天皇被少壮军官们的“至诚忠勇”所感动,对政变采取支持态度,按照政变者的要求改组内阁,肃清统制派势力,建立以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为核心的皇道派政权,那么其政策与统制派主导下的现实历史会有什么差异呢?日本是否会有不同的战争结局?
在讨论这一问题前,首先要搞清楚皇道派和统制派的矛盾焦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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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的决裂导致了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对立。
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最早同属一个阵营,即一夕会,这一团体以昭和初年崭露头角的非藩阀出身的军官为主体,其源头则是有名的“巴登巴登密约”,有“陆军三羽乌”之称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三人于1921年10月在德国巴登巴登聚会,结成以反对长州藩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为目标的政治盟约。
三人是陆军士官学校16期的同窗,私交甚笃,然而到30年代初,永田铁山与小畑敏四郎却发生激烈争论以致“完全无法妥协”的地步,最终割袍断义,由此造成一夕会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而两人的分歧源于对苏战略的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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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是德国南部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也是日本昭和军阀的发迹之地。
小畑敏四郎将苏联视为最大威胁,认为1931年后日本对“满蒙”的占领引起苏联的极大愤怒,只是因为国力尚不充足而没有实施反击,一旦苏联通过五年计划恢复实力,将趁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的机会在远东对日反攻。
此外,在意识形态层面,推翻君主制和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也让崇信天皇的小畑极为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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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畑敏四郎认为,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推进五年计划,恢复国力后肯定会对日开战。
小畑还认为,资源匮乏的日本无力与苏联进行旷日持久的总体战,应该在平时就准备庞大兵力,在苏联实力恢复前提前发动预防性战争,在短期决战中击败远东苏军,避免将战争拖入持久战,他计划在1936年对苏开战。
在“重视对苏战争”的前提下,日本在其他方面的扩张应该谨慎,特别是对华政策上尽可能维持稳定的关系以确保资源供给,通过与英美协调压制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少在对苏作战时让中美保持中立,同时改善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以牵制苏联。小畑的观点得到真崎、荒木等人的支持,并进而形成了皇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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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陆军演习期间,时任步兵第3联队长的永田铁山向昭和天皇报告演习情况。
与小畑不同,永田铁山深受总体战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日本未来将与其他大国发生赌上国运的大战,必须举国一致,全力应对,但他不认为苏联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就会对日开战,反对仓促发动对苏战争。
永田认为当务之急是增强国力,在和平时期对国家所有资源进行统制,建立总体战体制。为了确保战时所需的资源,永田主张积极对华扩张,不惜武力占领华北、华中地区,同时对背后支持中国排日运动的英美采取强硬态度。以永田为中心,聚集了一批持相同观点的中坚军官,形成了统制派。
简而言之,皇道派是主张短期决战论的侵苏派,而统制派是主张总体战论的侵华派。
皇道派的战争剧本
假如二二六事件以皇道派的胜利告终,确立天皇亲政的新体制,以真崎甚三郎为中心改组内阁,建立军人主导的政府,那么1936年之后日本会采取怎样的政策去推动战争呢?
可以肯定的是,皇道派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清洗统制派,将他们从陆军中央和政府决策层排除。
随后,对苏备战将成为日本军事战略的重心,二二六事件中少壮军官要求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正是出于准备对苏开战的需要,关东军的兵力和战备水平将得到大力加强,并会在苏满边界频繁挑衅,诸如张鼓峰、诺门罕之类的武装冲突将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频率发生,很可能在1939年爆发日苏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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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门罕战役中日军步兵用刺刀与苏军坦克搏斗的画作,展示了日本陆军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
在加强对苏战备的前提下,皇道派很可能会在对华侵略上采取缓进策略,满足于确保伪满洲国存续,保留部分在华权益。
当1937年7月中国驻屯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时,日本陆军中不扩大派的意见将占据上风,交战范围可能局限于华北,日本陆军也不会在华中地区扩大战事,更多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双重压制,迫使中国政府让步,实现华北分裂,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同时加紧向华中、华南地区的渗透,攫取利益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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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国第29军第37师的官兵与日军对峙。
日本侵华步伐的放缓将减缓对英美在华利益的损害,从而为英美对日绥靖政策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现实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外交谈判的死结就在于从中国撤兵,如果当时日本尚未占据中国大片国土,这一问题将不复存在,日美勾结妥协的几率就更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全面抗战可能不会在1937年开始,而太平洋战争也不会在1941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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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季,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左)和特使来栖三郎(右)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中)展开谈判,为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制造烟幕。
皇道派对华、对英美的政策调整终归服务于对苏开战的目标。即便在诺门罕碰壁后,日苏没有在1939年全面开战,那么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关东军必定会配合德国东西夹攻苏联。
在现实中,日本关东军集结了80万兵力,依然要等待远东苏军调往苏德战场,步兵减半,坦克和飞机降至三分之一时才发起进攻(参见本号历史文章《曾经的“帝国之花”,最终沦为挖土豆大军:关东军的悲惨结局早有预兆》)。
在皇道派导演的战争图景下,日本陆军没有中国内地战场的牵制和英美的外交掣肘,关东军几乎肯定会将“关特演”转变为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大举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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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诺门罕战场,日苏军官会面商讨停战事宜。若皇道派掌权,日苏战事不会轻易平息。
然而,苏联的广袤国土提供的巨大战略空间注定日德两军难以跨越欧亚大陆实现会师,而苏联即便同时失去西部大片国土和对远东地区的掌控,也会继续坚持抵抗,从而将日本拖进极力避免的持久战。
为了维持对苏战争的资源消耗,皇道派也只能重新拿起统制派设计的剧本,转入总体战体制,扩大对华侵略,染指东南亚殖民地,激化与英美的矛盾,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终将爆发,日本将陷入比现实更加艰难的困境,同时与中苏美英四大国开战,可能更快崩盘,最终还是会走向1945年8月15日那场前所未有的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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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皇道派的设想进行战争,天皇最后很可能被送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
此外,按照皇道派的战争剧本,日本战败还将造成天皇制的毁灭。皇道派追求的是天皇亲政,一切行动都将依据天皇的命令,等于将天皇推到了前台,政治责任、军事责任会全部直接落到天皇身上,天皇将难以洗脱战争罪责,背负战败的责任而受到审判和国民的唾弃,天皇制也将难以存续。
殊途同归终灭亡
就认知层次而言,以小畑为代表的皇道派对于战争形态的预判颇为狭隘和天真,没有意识到要与苏联这样的大国开战,不建立总体战体制就无法获取战争所需的资源,在国力无法快速提升装备水平的情况下,迷信精神力量能够弥补装备劣势,荒木贞夫曾大放厥词称:“只要我们有千根竹枪,对苏战争就没问题。”后来诺门罕战役的惨败可谓狠狠地打了皇道派的脸。
就小畑本人而言,他有“作战之鬼”的称号,但一味钻研战术,对于国家总体战体制如何构建完全没有想法。皇道派成员大多是精神制胜论者,在政治上也很难说是成熟的,相比更加官僚化政治化的统制派,皇道派更像是纯粹的军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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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道派核心人物荒木贞夫大将鼓吹精神胜利论,用竹枪对抗苏军的坦克大炮。
相比之下,永田铁山一派对总体战的看法显然更加客观,平时厚植国力、统制资源的看法也有合理之处,对装备技术的进步也更重视,在政治上更加擅长权谋操纵,实际上在二二六事件前皇道派成员大多已经失去了在陆军中央的核心职位,永田铁山在1935年被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刺杀的导火索就是真崎甚三郎被免去陆军教育总监要职,而二二六政变军官的主要诉求就是恢复皇道派高官的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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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226》中的叛军部队,头缠“尊皇讨奸”的白布,号召“昭和维新”。
归根结底,二二六事件以失败告终——这只是从皇道派的视角来看。从统制派的角度看,则是大获成功。二二六事件拥有两张面孔:事件起因由皇道派制造,结局却由统制派一手促成。
皇道派所期盼的军部主导体制,从陆军夺取权力这一角度上说,讽刺的是由宿敌统制派实现了。
更具体地说:事件最终造成对皇道派的人事整肃,加强了陆军内部的团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也得以复活,通过拒绝推荐陆相继任者等手段,让军部掌握内阁主导权,使得任何时候都能组建陆军主导的内阁。这才是二二六事件被视为成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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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事件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从而使陆军掌握了政府的主导权。
实际上,统制派和皇道派在建立军部独裁,策划侵略战争,确立日本霸权地位的总目标上没有区别,仅在行动方式和行动时机上存在分歧,但只要目标不变,日本必然会走上万劫不复的战争之路,其灭亡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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