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之美我与妾之美我：为何妻子和小妾，称赞丈夫的时候动机不同？

1950年5月1日，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公布，宣布“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及一切纳妾制度”。会场里人不算多，但气氛紧绷——几千年延续的“妻妾分阶”被一纸法律掐断。这一幕若让战国时的邹忌看到，大概会惊讶：当初一句“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如今成了历史教材里的注脚。

翻回公元前314年，齐威王在位。邹忌身高八尺，皮肤黝黑，自认与临淄名士徐公比俊。于是早晨问妻、午后问妾、入夜问门客，三人异口同声夸他更美。邹忌先得意，旋即醒悟——各有各的心思，必须纳谏。短短一段古文，却把妻子、妾和门客在同一屋檐下的复杂关系剖开。

从律令格局看，先秦到清末，大致实行“一夫一妻，多妾陪伴”的模型。法律承认的女主人只有一位，名为“嫡妻”或“正室”；其余皆称“妾”。宋刑统、明律、清律条文反复强调：妻可继承、可祭祀、可执掌家政；妾则“出纳如奴”，不得与嫡妻争礼。身份一旦落定，便随终身，除非得到“放妾书”。也正因如此，两个女人面对同一个男人的态度天差地别。

妻子的利益与丈夫绑定。丈夫显赫，妻随之风光；丈夫失势，妻同样受累。她夸丈夫，本质是在打理共同资产。就像市井里常说的“自家锅里盛出的才香”，再平庸的夫君也是“自家米缸”。这种夸奖夹杂着期许，也带一点策励——既是鼓劲，也是提醒：“你得好好撑起这个家。”

小妾则不同。她多由买卖、赏赐、赎身等途径进入家庭，名分不稳，地位随宠爱浮沉。清代《闲情偶寄》曾记载一幕：江南布政使宋荦纳妾，宴席上“妾妆欲避，坐立难安”，只因害怕说错一句话便触怒主母。生存系数居高不下，恐惧感自然驱使她对丈夫逢迎。丈夫若问“我与徐公谁美”，答案只能是“郎君最美”，否则轻则被冷落，重则扫地出门。

有人说，妾也可能因受宠而“母凭子贵”。确实，《清实录》里记载过贵妃王氏原为娣妾，因诞子被封后位。但那是极少数的“逆袭”故事，多数小妾仍像棋盘上的卒子——可进却难退。试想一下，若失了宠，她们甚至无处诉苦。家法与族规通常站在正室一边，法律更不承认她们的独立人格。

身份差距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心理模式。妻子的夸赞带着“共同体思维”：利害同根，荣辱并系。妾的夸赞则是“避祸思维”：以讨好换取安全。两种语气听上去都甜，却隐藏不同底层逻辑。邹忌能洞察此点，说明其政治敏感。换在朝堂，他很快领悟：“若连身边人也不敢讲真话，国政还能听得见外面声音吗？”

晚清还有一樁轶事。有盐商娶妻孙氏，又纳妾柳氏。孙氏稳坐中馈，柳氏娇俏伶牙。盐商每次赴茶楼，柳氏总把“郎君高大、气度不凡”挂嘴边。孙氏却常在后院叮嘱：“身子要紧，切莫贪杯。”十年后盐引亏空被查，孙氏变卖首饰助夫脱困；柳氏得风声，携私蓄先逃。两句夸奖的分量，在危机中立见高下。

不得不说，妻妾体系不仅是一种婚姻框架，更是社会阶层的缩影。妾被写入账簿，与田产、家丁并列；妻则作为血脉与仪礼的承载者，稳坐族谱首列。夸赞丈夫的不同动机，只是层级差异的侧影。古人云“法理不外人情”，但在妻妾制里，法理与人情常常割裂：法律给妾贴上“附属”标签，人情却因宠爱随意漂移。

1949年前夜，新政协筹备会讨论婚姻草案时，多位法学家列举大量“宠妾虐妻”判例，主张彻底废纳妾制度。草案修订者陈述一句：“只有权利平等，才谈得上真感情。”这句话与两千年前邹忌的疑问遥相呼应：当赞美不再裹挟恐惧或利益，人际关系才能回归朴素。

新婚姻法落地后，长期隐忍的小妾身份被法律抹去。一张结婚证书只写夫妻二人，不再区分“嫡”与“庶”。其实对丈夫而言，同一句“你真好看”也终于能听出真实味道：那既不是为了守住家产，也不是因为惧怕责罚，而源于平等、自由的欣赏。.JSONAr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