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斯诺采访毛主席5小时想要上厕所，毛：老朋友了，用我的

1970年冬天的北京，风已经刮得人睁不开眼。那几天，中南海游泳池边的树枝被吹得直响，夜色很深，路灯昏黄，一个美国记者在车里默默看着飞速后退的街景，他知道，自己就要再一次见到那位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这位记者，就是埃德加·斯诺。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了。时间往回翻三十多年，人事已非，唯一没变的是，他和那位中国领袖之间，那种有些特别的信任感。很多年后，1970年12月18日那场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和其间发生的一句看似随口的玩笑，正是建立在这种信任之上。

一、中国“红色根据地”的那道门，是斯诺推开的

1930年前后，斯诺在中国奔走采访，看城市、看乡村，也看那些被当时的主流舆论刻意回避的角落。离开中国、暂去印度前，他在《现代史料》月刊上写下那句被后人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在中国，如果说共产主义曾经只是某些人眼中的“妖怪”，那么如今已经不是了。这话分量不轻，他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更是写给当时思想被严密控制的世界舆论看的。

当时的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了解极少，一提起要么污名化，要么干脆闭口不谈。信息像被一堵墙挡住了。斯诺对这种“一边倒”的说法越来越怀疑，他想亲眼看一看。于是，他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关系，努力接近那片被称作“红色区域”的地方。

真正见到毛主席，那是在陕北的山梁上。毛主席从山坡上走下来，主动伸出手，穿的是普通布衣，身材高大而清瘦。和想象中那种“神秘领袖”的样子不太一样，人很平和，但气场很强。斯诺后来回忆，那一刻，他感到面前站着的不是一位“造反者”，而是一位对自己事业极有把握的政治家。双方只是寒暄几句，氛围却一点也不拘谨。

没过几天，毛主席便邀请这位外国记者，到自己黄土坡边的窑洞里谈话。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专访，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第一次对外界大规模打开“窗口”。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这一步并不轻松。一个不了解底细的洋记者，如果写偏了、写错了，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舆论的判断。

窑洞里没有什么特殊布置，桌子简单，灯光昏黄。斯诺后来写道，毛主席讲起话来语速不快，但逻辑清晰、条理分明，不时还夹杂几句调侃，打破采访的紧张感。这样面对面聊下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在外界听到的那些传闻，有不少与事实相去甚远。

在陕北那段日子，他看得很细。白天跟着队伍走，晚上记日记。日记中，他写到自己见到的生活场景：比如年轻姑娘坐在手拉风箱旁，一拉就是一小时，给战士们烧饭，边干活边聊天打趣；比如老人和孩子在村里活动的状态，没有他之前从某些报道中听来的那种“残酷压迫”影像。这些琐碎细节，在当时的西方视角里，极为罕见。

有意思的是，斯诺并不满足于只写见闻，他还开始接触那些走过长征路的指战员，记录他们的经历。有长征路上的生死故事，也有普通士兵的命运转折。他逐渐意识到，这一切如果完整写出来，将给外界带来极大的震动。他那时心里很清楚，自己握着一组足以改写舆论场的“第一手资料”。

要离开苏区时，很多人来送他。有位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徐海东将军。临别时，徐海东送给他一个黑色玉制鼻烟壶，还有两枚江西苏区铸造的铜币。这些东西在当时算不得贵重，但极具象征意义。徐海东对他说：“把它当作十五军团和我个人送给你的纪念。带着它，你会平安回家。”这句半是玩笑半是祝福的话，让远道而来的记者有些动容。

从苏区出来后，他把红军帽、小铜币、鼻烟壶一并带回去了。这些小物件，后来也出现在他采访报道的照片旁边，成了西方读者眼中“来自神秘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实物印证”。在那个信息极不对称的年代，这些细节，无形中增加了报道的可信度。

二、《红星照耀中国》如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离开苏区之后，斯诺并没有马上“消化”这些素材，他一边在报纸上连续发表采访稿件，一边整理大量笔记，准备写一本系统性的书。稿子见报时，配了他的大幅照片，一个外国记者和一顶红军帽，视觉冲击力很强。很多西方读者，就是第一次从这些报道中，听说了“红军”“根据地”这些词。

时间到了1937年夏天，北京郊区已经隐隐传来枪炮声。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拉开帷幕。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斯诺匆匆赶着稿子，在战火逼近的城市边缘，把那本厚厚的书写完了。书名定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英国出版时，一下子印了四百多页，内容几乎全是他在中国红色根据地的所见所闻。

这本书甫一面世，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英国出版后的第一个月，连印三次，销量迅速突破十万册，在当时的图书市场，这个数字相当可观。美国版紧随其后，一个月卖出一万多册，后续还持续畅销。说明一个事实：西方社会中，有不少人对这块遥远土地的另一面非常好奇，只是一直缺少一个可靠的窗口。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介绍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人物形象，还详细描写了红军长征的历程、苏区的制度设置以及普通群众的生活状态。读者忽然发现，那些被贴上“极端暴力”“乌合之众”标签的人，并非传闻中的样子，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一套不断完善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设想。

不得不说，这本书在当时起到的作用，不只是“讲故事”那么简单。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单一、片面的描述，为共产党争取到了一个被“认真对待”的机会。很多人是读完这本书才意识到，中国未来的走向里，共产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更有意思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还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轨迹。有一位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学者，读到书中的内容后，选择暂时放下自己的研究课题，直接来到中国采访，想亲自看一看书中提到的那些地方。这件事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不小的议论，也说明这本书对西方青年产生的吸引力不容低估。

从1937年起，斯诺的名字与“红色中国”紧紧绑在一起。对中共来说，他是第一个把自己完整介绍给世界的西方记者；对西方读者来说，他是那个帮他们“打开窗户”的人。很多年后，人们再谈起他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很难简单用“记者”和“采访对象”来概括，更像是长期关注同一段历史进程的老友。

时间往前推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中间经历无数波折。新中国建立后，中外关系多有起伏，尤其是冷战格局的影响，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斯诺与中国的联系却一直没有完全中断，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1960年代后期，国内外形势都十分复杂。1966年，毛主席搬到中南海游泳池边居住，工作也大量在那边进行。大多数外宾很难有机会来到这里，尤其是单独长时间会谈，更是极少数人才有的待遇。也正因为如此，1970年那次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显得格外特殊。

三、天安门城楼上的点头之约

1970年8月14日到1971年2月，是斯诺最后一次来中国的时间段。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四处奔波的年轻记者，头发花白，步伐也没那么轻快，但对中国局势的敏感度依然很强。这次来，他既是老朋友，也是特殊的观察者。

197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彩旗招展，游行队伍整齐经过，城楼上站着的是当时共和国最核心的一批领导人和贵宾。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天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国庆日；对斯诺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天，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观礼嘉宾之一。能站在这里，本身就说明他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游行正在进行时，他忽然感觉有人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回头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微笑着，请他和妻子一起，往毛主席所在的位置走过去。

这一前一后、几十步路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几十年观察、书写中国的一个回应。来到毛主席身边后，两人简单交谈。毛主席当场没有展开长谈，只是随口说了句：“以后再谈。”看似一句简单的约定，对当时熟悉内情的人来说，分量极重。

那一年，毛主席已经七十七岁，身体状况不算理想，时常咳嗽，感冒也比较重。工作又多，精力有限，很多会见安排不得不往后拖。于是，这句“以后再谈”，便一拖再拖，直到当年年底。

时间来到12月18日这天的凌晨。中南海里灯光还亮着，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几乎都在办公室打地铺。王海容，那段时间几乎没回过家，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忽然，电话铃在半梦半醒之间响起，护士长在电话那边告知：毛主席要马上见斯诺，让她和唐闻生一同参加。

她一边应声，一边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挂了电话，赶紧把唐闻生叫醒，两人草草洗了把脸，就上了中南海派来的车，朝北京饭店驶去。那时候的夜，北京已经很冷，车窗上结着一层薄霜。

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斯诺夫妇还在休息。他近期白天到处参观访问，晚上整理材料写东西，睡得较晚。门被轻轻敲开后，工作人员传达了一句话：“有位老朋友要见斯诺先生，请他现在就跟我们走。”斯诺愣了一下，随即就反应过来是谁在等他。

他没多问，立刻起身，换好衣服，在洗手间匆匆洗了把脸，简单整理了一下仪容，就跟着工作人员下楼。不得不说，这个被中国人称作“史诺”的美国人，对这个“老朋友”见面机会，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意义。

车子一路开进中南海，当在游泳池门口停下时，门口已经有人等着了。汪东兴和张耀祠提前站在门前，亲自迎接。这样的规格，并不多见。斯诺感到，这份重视里，既有对他个人经历的认可，也有对他那本书、那些报道的回应。

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自从毛主席1966年8月8日搬到中南海游泳池居住后，能在这里被接见的外宾都屈指可数。斯诺是第一位在这里被会见的外国友人，这个细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意义非常明确。

四、五小时长谈与“老朋友”的那句玩笑

进入游泳池接见室时，时间已经不早。毛主席坐在椅子上，身旁放着熟悉的茶杯，桌上摊着文件和书报。虽然刚经历一段时间的感冒，精神状态看上去还算不错，只是声音略显沙哑。见到斯诺，他笑着招手，让他坐近一点。

两个人见面，并没有太多客套。几十年前陕北窑洞里的对话，如今搬到了中南海泳池边的房间。只不过，一个已经是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一个则从中年记者变成了白发老者。时间在两人身上，都留下了刻痕。

谈话很快进入主题。毛主席主动提起中美关系的问题，说得很直接。他表示，中美之间迟早要谈一谈，而要谈，就得和尼克松来谈。无论尼克松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以美国总统的身份来中国，中国方面都欢迎。

这番话，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绝不是随口一说。冷战格局下，中美之间长期对立，对话渠道几乎封闭。毛主席选择在这个时点，通过一位对中国颇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释放出清晰的信号，无疑是在为后来的中美接触埋下一粒关键的种子。

斯诺一边听，一边用心记。他非常清楚，这些表述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之后的事实也证明，这次谈话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下重要基础。两年之后，尼克松踏上中国土地时，国际舆论震动，而这段五小时谈话的内容，也被回过头来重新审视。

有意思的是，这场会谈本身也并不全是高密度的“外交辞令”，中间也穿插了不少生活化的片段。谈着谈着，时间过得飞快，窗外从深夜转到拂晓，又从拂晓拖到天色微亮。工作人员不时上茶、整理桌面，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几个小时。

谈话差不多进行到中段时，斯诺终于有些坐不住了。年纪大了，又喝了不少茶，他有点难以忍受，便小声向随行人员询问卫生间。工作人员听了，有些为难，正犹豫怎么安排。没想到，毛主席听见后，干脆摆摆手，笑着说了一句：“老朋友了，用我的。”

这句话听起来轻松，其实很破例。平日里，毛主席的私人卫生间是极少对外人开放的，连国内许多重要干部来见他，也不会被引去那边。让一位外国记者直接使用，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斯诺略微愣了一下，随即点头致意。对他来说，这未必只是生活上的照顾，更像是一种不加防备的信任。多年之前，他曾在陕北破旧窑洞里和毛主席长谈，那时的条件艰苦，连洗漱都不方便；多年之后，在中南海设施齐备的接见室里，他被视作“老朋友”，得到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特殊待遇”，倒也形成某种意味深长的对照。

会谈继续往下进行，两人谈到世界局势、谈到中国的对外环境，也聊到一些历史问题。毛主席时而严肃分析形势，时而又插进一两句带点调侃味道的话，让气氛不至于太紧绷。斯诺则不断从中捕捉关键信息，在脑中迅速归类整理。

这场谈话持续大约五个小时，从夜深一直到天色发白。对毛主席晚年的接见记录进行横向比较，不难发现，这可能是他晚年与外国友人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之一。在当时的身体状况下，能坚持这么久，本身就说明他对这次会面的重视。

会谈结束时，斯诺和毛主席再次握手。两人都没有说什么“隆重告别”的话，只是简单道别。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在看似平常的握手之间，埋下的是影响数十年国际格局的伏线。斯诺走出游泳池大门时，天空已经完全亮了，冷风扑面而来，人却显得格外清醒。

从1930年代的陕北窑洞，到1970年的中南海游泳池，从一顶红军帽、几枚铜币和一个鼻烟壶，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点头之约，再到这场五小时的长谈和那句“老朋友了，用我的”，三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位外国记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拉成了一条细密而清晰的线。

他作为旁观者，又并不完全置身事外。记录、理解、传播，这三件事贯穿了他的大半生。那些被他写下的文字和细节，让外部世界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看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共产党，也见证了一个新政权从山沟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对许多后来者来说，这段故事依旧值得慢慢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