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最特殊的代表：包惠僧人生大起大落，晚年终于回家

1921年，上海法租界，一个秘密的夜晚。13个人围坐在一张餐桌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13个人，日后有人开国，有人上断头台，有人叛变，有人青史留名。但其中有一个人，走了一条最拧巴的路——先建党，再脱党，最后又回来了。

他叫包惠僧。

包惠僧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他是被一次采访改变了命运的人。

1895年，他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普通农家。家里没什么背景，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晚，六岁才进私塾，但脑子活，性子烈，从小好打抱不平，人送外号"包大炮"。

1917年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干了不到一年教员就被赶走——不是教得差，是嘴太大，上课讲革命思想，学校说他"误人子弟"。走投无路，朋友劝他去当记者。他试着投稿，半个月拿到了四家报馆的特约记者证。

从此靠笔杆子站住了脚。他给《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写稿，笔名用"雷""鸣"——就是要像雷电一样炸开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他敢揭黑幕，军阀不高兴，报馆吊销了他的记者证。他换个笔名接着写。五四运动退潮后稿子发不出去，他只好灰溜溜回了老家。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不会有"包惠僧"这三个字。

1920年2月，转机来了。陈独秀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以记者身份坐在陈独秀对面，整整聊了一个多小时。陈独秀谈打破阶级制度，谈社会改造。包惠僧越听越激动，采访结束都舍不得走，临别追到汉口火车站为陈独秀送行。

这一次见面，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不久，陈独秀从上海来信，让他联合武汉进步人士筹建共产党组织。他找到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1920年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包惠僧被推举为书记。25岁，一个失业记者，摇身一变，成了湖北最早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头人。

1921年夏天，一封信从上海寄到了广州。

信是李汉俊写的，告诉陈独秀：共产国际派了代表来上海，要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赶紧回来。信里还附了200元路费。

可陈独秀走不了。他当时兼着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一笔修校舍的款子——他一走，钱就泡汤了。

怎么办？陈独秀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去，派两个人替我。一个是陈公博，广州本地办报的，消息灵通；另一个——就是从武汉赶来帮忙的包惠僧，开完会正好回去工作。

就这么着，包惠僧成了中共一大13位代表里身份最特殊的那一个。

特殊在哪？其他12位代表，都是各地党组织正式选出来的。只有他，是被陈独秀个人指派的。关于他到底算哪里的代表，从1921年吵到现在都没定论——张国焘说他是湖北代表，董必武说他是广东代表，陈公博说广东就我一个代表，最绝的是刘仁静，说包惠僧是来"串门"的。

但不管怎么归类，人到了，会开了，历史记下了他的名字。

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包惠僧认识了毛泽东年龄相仿的两人很快熟络，此后多有书信往来。1922年春天，毛泽东在长沙被军阀通缉，跑到武昌避难，包惠僧把他接到自己住处，两人同吃同住了十多天。

一大结束后，他被派去广州劝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被他说动了。包惠僧随即返回武汉，一头扎进工人运动。

接下来几年，他干得风生水起。在武汉开"时中书店"做秘密据点，结识项英并成为其入党介绍人。

调到北京后钻进京汉铁路沿线的工厂车站，跟工人吃住在一起，前后建了16个工会。1923年"二七"大罢工，他是领导者之一。惨案后遭通缉，回武汉接任区委最高负责人。

1925年，他的履历上出现了一个扎眼的职务——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当时周恩来率教导团东征，军校后方没人管，学生分成两派天天打架。廖仲恺点名让包惠僧去收拾局面，他一个多星期就把秩序稳住了。后来又当了第三团党代表，参加第二次东征，首战海丰告捷。

1926年北伐，他随军打到武汉，出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军校筹备主任。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开国功臣的名单上。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1927年，是包惠僧一生的分水岭。

这一年，天塌了。蒋介石翻脸，四一二事变，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共产党人的血，从上海流到武汉，从武汉流到全国。

包惠僧被派去给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当党代表。两个月把散兵整成劲旅。可夏斗寅转向了，叛变那天差点直接把他杀了——几个跟他关系好的团长拼死反对，才保住他的命。

人还没喘过气来，处分下来了。中央认定夏斗寅叛变是他工作没做好，给了留党察看两年。这个处分成了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他觉得冤——拼命干活差点丢命，到头来不仅没人说辛苦，反而挨处分。跟张国焘吵了一架，最大的政治靠山陈独秀也被停了职。在党内，他一下子很孤立。

7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他到南昌待命。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要南下广东，可包惠僧病了——这场病像是借口，也像是逃避。周恩来撤离前专门去看他，他说走不动。周恩来走了。起义军走了。包惠僧留下了。

这一留，就是22年。

他化装辗转回老家，又跑到江苏高邮、上海。到处白色恐怖，到处杀人抓人。周恩来从香港辗转来上海，派人找他，让他回来工作。

他躲了。他敷衍了。他没有回去。

就这样自己退出了共产党。不是被开除，是他自己走掉的。在苦闷、恐惧和失望的裹挟下，这个曾经冲在最前面的"包大炮"，哑了。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抗战期间周恩来在重庆，有一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门口碰见包惠僧，热情打招呼。包惠僧却远远躲开了——他怕被人看见自己跟共产党的人来往。那个曾经追着陈独秀送行的热血青年，此刻连抬头看一眼旧友的勇气都没有了。

但必须记下来：包惠僧在国民党任职近20年，没有出卖过一个同志，没有参与任何反共迫害。这条底线，他守住了。

还有一件事。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病危。包惠僧从重庆赶到，成为唯一一个赶到病榻前的一大代表。陈独秀的妻子扒开他的眼皮说包先生来了。陈独秀的眼球动了一下，滚下一滴泪。

两个掉队者之间，最后的告别。

1949年10月1日，澳门。一台收音机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包惠僧坐在那里，一夜没有睡。

他想回去。可他不敢。一个脱党22年、在国民党政府当了近20年官的人，有什么脸回去？但他还是写了。

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分别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发了电报。大意是：你们奋斗二十多年才有今天，我很惭愧，一有便船，就来拜见。

电报到了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了三个字：回来可以。

1949年11月29日，包惠僧带着全家从澳门经香港抵达北京。第二天，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请他吃饭。饭桌上，包惠僧满脸惭愧，不知道说什么好。董必武没客气，直接点了他一句：你那时候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包惠僧想起了在重庆内政部门口躲周恩来那件事，低头吃菜，一句话说不出来。

12月25日，周恩来亲自找他长谈。

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但谈话结束时，周恩来说了一句被记录下来的话——"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对党要有个交代。"

1950年初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写出3万字《思想总结》。毕业后分配到内务部，1957年转任国务院参事。有工作，有待遇，有尊严。

晚年的包惠僧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他把亲历的历史一点一点写下来。

一大怎么开的，代表住在哪里，谁坐在谁旁边，会场怎么转移到嘉兴南湖……13个代表里能完整讲述的人越来越少，包惠僧的回忆成了研究中共一大最珍贵的一手史料。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惠僧回忆录》，30余万字。书里有一段话——"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从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他们从艰苦中创造了新时代，我很欣慰，也很惭愧。"

可惜"破四旧"期间，他害怕受牵连，让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信全部烧掉了。横跨20多年的书信，一把火，再也找不回来了。

1966年，72岁的包惠僧回了趟老家，只待四天。临走前跪在父母坟前，老泪纵横，对侄子说：我死后，把骨灰葬在这里，让我陪陪他们。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猝然离世，终年84岁。因身份特殊——既是建党元老又有脱党历史——追悼会的悼词非常难写，拖了20天才在八宝山举行。

2009年清明前，遵照遗嘱，家人把骨灰从八宝山迁回湖北团风县，葬在父母墓旁。一块普通墓碑，三个字"包惠僧"，没有墓志铭。从1921年离家去上海开那场会，到骨灰归故土，整整88年。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人生走向天差地别。毛泽东和董必武坚持到最后，成为开国元勋。王尽美、邓恩铭英年早逝。陈公博和周佛海投了日本人，被钉在耻辱柱上。张国焘叛逃，李汉俊被军阀杀害，何叔衡、陈潭秋壮烈牺牲。

而包惠僧，走了一条最拧巴的路。

他参与建党，又亲手放弃；投身国民党阵营，却没有背叛旧友；暮年回到起点，用余生写下了那个夏天在上海发生的一切。

他不完美。但他足够真实。

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里，掉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永远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