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学的消逝：正式开学前三天，才招到两个班级的最低入学人数

日暮村小何处去：乡村小学的消逝

宋昊喆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我的家乡江苏省南通市，是著名的“教育之乡”，本地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因此，过年期间总能听到对于子女学业、就读学校的议论和闲谈。在碎片化言论和后续的聚焦访谈中，乡村小学的衰落、教师群体的焦虑、教育体制的分化等图景日趋展开。

一、学生：“招生难”与“生源差”

D小学位于南通市Z区，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曾经在全区甚至全市都有着良好的教育口碑，甚至部分城镇父母会将孩子送到这里就读。但如今已陷入“招生难”和“生源差”的双重困境。

高速的城镇化进程，导致了乡村小学在校人数的大规模缩减，其主要表现为入学人数少、转学人数多。据老师的介绍，“五年前是唯恐学生太多，严格控制入学门槛。而现在则是只要有意愿来学校就读都来者不拒”。今年的招生更是惊险——直到正式开学前三天，才达到两个班级的最低入学人数标准。一个小朋友告诉我，“好多同学都走了，每年都走两三个”。

生源的流失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父母进城务工后的子女随迁，孩子既能留在身边，又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第二，“教育移民”，即不在城镇务工的父母也会让孩子进入城里学校，最常见的是“学区房”。当地一位基层干部向我表示，她在市区买了学区房，等小儿子到上学的年龄，很可能辞退工作陪孩子上学。

虽然，乡村小学学生大量外流，但流出无疑需要一定的门槛。由此导致：流出学生主要源于条件较好的家庭，滞留村小的学生家庭条件相对较差。乡村小学教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小孩和以前不能比了”。今年，D小学甚至发生了一起啼笑皆非的纠纷：

M学生作业不做、上课不听，教师多次和家长沟通未果，也就在学业上对其不抱要求而希望能遵守课堂纪律。一次，其老师L课后离开教室时碰到了他，他突然宣称L老师是故意打他，平时对其不闻不问的家长双双涌进学校“闹事”，并在来学校的路上选择了报警。经过了解情况后，警察亦认为M及其家长属无理取闹，但基于程序必须走完流程，最终整件事以L教师在课堂上对M道歉作结。这件事在教师群体引发极大轰动。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许多受老师提及近年来的生源时喜欢强调“外地小孩”。在这些教师的认知中，儿童被分为“本地小孩”“外地小孩”，而“本地小孩”的素质普遍高于“外地小孩”，甚至有老师将这几年教学成绩的下滑归咎于“外地小孩太多了”。

事实上，苏中、苏南地区的地域歧视并不罕见。但农村地区作为“发达地区的不发达部分”，呈现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尴尬境地：户籍人口大量外流，而非户籍人口却多有流入，最终导致所谓的“外地小孩”大举入学的境况。而在地域优越感的文化氛围烘托下，“外地人不管孩子”“外地小孩瞎玩”的刻板印象几乎成为共识。如今的社会经常关注进城务工的随迁子女是否受到歧视并为之付出诸多努力，但是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有一群面临类似困境的“外地孩子们”却不为人所知，他们也值得更多的关注和帮扶。

二、教师：结构失衡与躺平人生

乡村小学的年龄梯队建设已出现明显断层。对于刚毕业的年轻教师而言，其就业选择有着鲜明的“城市化”和“中学化”倾向。城市教师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质量，中学教师意味着更多的隐形收入。因此，乡村小学处于教师就业链的最底端。以D小学为例，共有教师53名，其年龄分布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各年龄段之间已有显著差距。

表 1 D小学教师年龄段分布表

同时，小学教师在学科门类上也有着明显的失衡现象。乡村小学普遍忽视素质教育的发展，音乐、美术、体育、计算机等课程缺少相关教师。即使有新教师以这些“冷门”学科入职，很快也会不得不转变为传统的“语数外”教师，呈现出“所学非所教”的困境。D小学的53名在职教师中，除语数外的教师仅6人，而其中还有多人如今实质上已担任主科教师。

除了结构性的客观因素，如今的村小老师们在主观上也有了更明显的“躺平”趋势。其实，这种躺平并非无迹可寻，例如上文所说的M学生及家长和L老师的纠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老师们纷纷选择“明哲保身”和“放弃助人情节”，也就不足为奇。就像一个老师和我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体罚，都有戒尺，孩子有问题就直接上手，也是为他们好。现在我们管都不敢管，就直接不管了。”

D小学甚至出现一度过“争优争先”“评先进”需要抓阄决定的奇观。因为教师们普遍认为这些头衔、晋级往往需要公开课、交材料等，算下来反而“得不偿失”，于是直接无人争取，不得已只能抓阄决定。而这种崇尚无为的大环境也会很快磨平他人的棱角，在调研中有的老师甚至不无得意告诉我，“前两年的一个副校长，来的时候是很想做些事情，现在已经被我们磨软了。”

这种“躺平”心态实际上反映的是乡村教师职业认同感的下滑。乡村小学教师待遇较低，很多教师仅仅将其作为一个跳板，一旦有机会就会离开学校，或是去城镇地区条件更好的学校，或是直接离开教育系统另谋出路，从而失去对职业的认同。一位家长告诉我，他的孩子一学期换了三个老师，“很多老师有机会就走了，周末、假期也全不待在这里”。这一心态的转变，主要是城市化带来的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下滑，新生代乡村教师逐渐退出乡村公共生活，不再是以往“乡村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最终成为了乡村社会的边缘人。

三、制度之困

乡村小学的困境实际上是整个教育体制困境的缩影。我系统查阅了近年来的乡镇小学相关文件，在事实上其政策本身就具有模糊性——乡村小学是去是留？是裁剪合并还是吸收扩大？是予以大力扶持还是任其自生自灭？对此，无论是政策的执行方（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还是政策的相对方（村民群体），均难以达成统一意见，社会各界也是众说纷纭。

目前，教师群体反映的最普遍的制度困境，是教育理念的问题。目前，以“减负”的核心任务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这种“快乐教育”的理念实际上成为了日常小学教育的指导思想；但是，社会的“内卷化”、升学的“一刀切”，又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部分家长和教师都更愿意让孩子接受“吃苦教育”，以谋求未来更好的发展。

如今，小学教育已经在“弱化成绩”的指标上越发激进，连毕业考试都是形同虚设，更不可能对外公开成绩。今年甚至没有举行正式的期末考试，一位老师这样向我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本来现在就已经强调不能公布分数，今年教育局也是这么要求的。结果C小学（隔壁镇的一所规模更大的村小）一个家长看热闹不嫌事大，向上面举报，明明说快乐教育，凭什么要考试。结果今年连期末考试都不敢区里统一考了，最后教育局的说法是，试卷给印刷厂了，想考试的学校自愿联系印刷厂买卷子自己批改，区里不做强制要求。现在的学生连考试都不能考，太荒唐了。”

随后她又向我分析：

“其实这些家长（指举报闹事的家长）的心理就是，我家小孩已经不学好了，那我也见不得别人家小孩好，大家一起学不了。但没办法啊，她的举报是符合政策的，所以一举报一个准。”“而且前几年跳楼自杀的小孩太多了，一有问题就都想不开，教育局也不敢（抓太紧）。”

除了政策本身的模糊和避责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也是乡村小学制度困境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支教”为例展现这一政策执行的偏差。

支教的原本目的是城乡接轨，即城市教师到村小授课，乡村教师去城里学校学习先进经验，但事实上在执行过程中完全与初衷背离。因为支教经验可以在评定职称的时候加分，所以很多老师都会主动报名支教。但他们不愿意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来回通勤，因此往往是相邻乡村小学教师互相约定申请支教从而交换岗位，然后直接对调，既能获得支教的履历，又不需要增加太多额外通勤时间。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实地去了一趟D小学。小学的附近架起了高铁，每当高铁经过，学校就能听到其疾驰划过的声音。恍惚间我感觉，高铁仿佛是现代化浪潮的缩影，载着一部分乡土的孩子去了梦寐以求的城市，却留下了沉默的教学楼和落寞的夕阳。而那些没有能够赶上高铁的孩子和教师们，则不得不在政策的缝隙与现实的夹层中，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学校的平衡。

图 1 学校与高铁

图 2 学校的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