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断层：当笑声不再相通，我们如何看见彼此？

2024年《喜人奇妙夜》的舞台上，吕严举起锤子砸向那面象征性的电视墙。这个名为《小品的世界》的作品，用一记重锤敲向了中国喜剧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从1984年陈佩斯在春晚后台紧张地吃下那碗道具面条，到今天遍布网络的Sketch和脱口秀，中国人的笑声载体完成了一场从集体仪式到圈层共鸣的迁徙。

这场迁徙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当互联网技术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时，为什么我们的笑声反而越来越难以相通？

从春晚“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的全民流行，到《喜人奇妙夜》中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需要特定历史知识才能理解的圈层笑点，喜剧的变迁恰好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深刻的症候——文化割裂。

这不是简单的审美分化，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媒介技术迭代、代际经验差异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断裂。

全民笑声的消逝

1984年，春晚导演黄一鹤顶着压力，让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吃面条》登上了舞台。这种“没有意义的笑”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但它开启了一个属于小品的黄金时代。

赵丽蓉的“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赵本山的“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宋丹丹的“改革春风吹满地”——这些台词第二天就能传遍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种全民共鸣的达成，依赖于三个条件：媒介的垄断性、题材的普适性、价值观的统一性。

电视是绝对的传播中心，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档节目；赵本山的农民形象、陈佩斯的抗日背景，都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生活场景和历史语境；在集体主义氛围下，喜剧承担着社会整合的功能。

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已然终结。

2026年央视春晚，延续44年的相声节目首次从节目单上消失，小品数量较2025年减少2个。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取代它们的是“喜剧短剧”“对口白话”等新形态。岳云鹏屡次坦言面临创作瓶颈，其作品因过度依赖“网络梗拼接+模仿秀”模式遭观众批评缺乏深度。

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那个能够被“全国人民”共同理解的喜剧语境，已经不存在了。

当德云社的相声剧场里开始闪烁荧光棒，年轻女孩们像参加偶像演唱会一样为台上的相声演员呐喊；当《脱口秀大会》的杨笠调侃“漫威黑寡妇衰老速度比别人慢”，预设听众熟悉漫威宇宙；当《喜人奇妙夜》的作品向《闪灵》《哆啦A梦》致敬——浸泡在动漫、游戏、网络梗文化中成长的一代人找到了自己的共鸣，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观众却感到被排除在外。

这就是文化割裂的起点，曾经“我们”一起笑，现在“你们”笑你们的，“他们”笑他们的。

文化割裂的三重剖面

2026年春节档，一部名为《夜王》的港产喜剧采取了罕见的发行策略——仅限广东、广西上映。原因是影片中的粤语俚语和市井幽默，难以被非粤语区观众理解。即便如此，两广票房预售仍破800万，上座率超90% 。

这一案例揭示了文化割裂的第一重维度：地域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当黄子华在银幕上抛出粤语谐音梗时，粤语区观众会心一笑，而其他地区的观众只能依赖抖音精选APP的深度解析（播放量达3.2亿）才能理解核心包袱。

同年上映的另一部电影《爆水管》，则展现了地域文化的“工具化”困境。

影片让反派角色全部操着东北口音，从事精神诈骗等勾当，迎合了社交媒体对东北人的污名化叙事。当一种方言被简化为喜剧流量，当一种地域文化被绑定为反派标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化的割裂，更是割裂之后的相互想象与刻板固化。

如果说地域割裂是空间维度的，那么圈层割裂则是社会维度的。

在电视时代，赵本山是最后一位堪称全民喜剧偶像的人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几乎所有人都能在他塑造的小人物身上找到共鸣。

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更加垂直、更具圈层属性的喜剧明星。徐志胜的走红，得益于他对都市年轻人生存状态的精准捕捉——外貌焦虑、社交尴尬，这些都是特定群体的共同经验。

《喜人奇妙夜》第二季中，观众的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一部分观众偏爱《技能五子棋》《棒棒小卖部》这样无负担的、纯粹的快乐；另一部分观众则追求“一遍看不懂”式的深度内容，如《羊来咯》被部分观众解读为对《仲夏夜惊魂》《咩咩启示录》等邪典作品的致敬 。

他们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而是观众的“互联网嘴替”和情感代言人。当盲人演员黑灯以自身视角调侃生活中的无障碍障碍，当演员鸟鸟用极度细腻的内观描摹内向者的心理图谱，他们的表演之所以能引发共鸣，是因为用独特视角和真实体验与特定群体建立了情感连接。

这种从“全民偶像”到“我的嘴替”的转变，意味着喜剧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它不再是整合社会的粘合剂，而是圈层内部的认同符号。

2025年11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1亿，但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比高达59.7%，约7.3亿人。这意味着，每两个网民中，就有一个最高学历为初中或以下。

这个数据背后，是认知方式的根本差异。受教育程度与信息处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呈正相关——并非个体绝对，但在统计意义上，这7.3亿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之间，横亘着一条认知鸿沟。他们的思维方式更依赖直觉与传统判断，而非逻辑与证据；面对复杂问题时，更容易用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进行评价 。

当一线白领在讨论诺兰的烧脑叙事时，这7.3亿人宁可去看从头打到尾的《叶问4》；当知识分子为某部文艺片喝彩时，他们正用票房把《前任3》捧成赢家。

这不是谁比谁更高尚的问题，而是生存经验决定了文化偏好。一个每天工作12小时的流水线工人，需要的不是需要解码的隐喻，而是直接的情绪释放；一个在写字楼里消耗脑力的白领，追求的可能是智力上的刺激和认同。

更残酷的现实是，这种割裂正在被算法加固。

数据显示，2025年收入最高的10%的创作者拿走了高达62%的品牌广告预算，而在2023年这个比例还是53% 。头部1%的创作者掌握了全平台90%的流量，拿走了整个行业47%的收益。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无论对于内容创作者还是内容消费者，圈层都在自我强化，形成难以穿透的信息茧房。

割裂如何形成

文化割裂并非始于今日。在纸媒和电视时代，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同样存在信息差异。但这种差异是线性的、自上而下的——城市精英掌握信息优势，但信息仍会以涓滴的方式向下渗透。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媒介技术的两次迭代之间。从门户/搜索时代到移动/推送时代的跃迁中，中国社会真正实现了村村通网。

但问题是，低线农村的信息触达是通过跳跃式实现的——他们由纸媒/电视时代直接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中间缺失了门户/搜索时代的“自主探索”环节。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一线城市网民在BBS上辩论、在博客上写作、在论坛上探索时，下沉市场的人群几乎没有参与这些信息事件。他们没有来得及更新知识系统、建立思考框架、形成文化自觉，就直接被抛入了算法的海洋。

于是，当技术终于铺平渠道时，呈现出来的不是“文化大同”，而是“认知鸿沟”的显性化。

更糟糕的是，算法不仅没有拆除圈层间的壁垒，反而对其进行加固——这就是“回音壁效应”：认知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不断加强，令人疲于思考，愈发偏执，无法接受相反意见。

技术只是放大器，不是根源。文化割裂的本质是经济割裂，它由不同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那7.3亿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大多分布在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他们的文化消费选择，不是品味问题，而是生存经验的自然延伸。

当一线白领在讨论美联储加息时，他们可能正在工厂流水线上重复着机械动作；当知识区UP主解读某部文艺片时，他们可能刚刚结束12小时的夜班。

这不是谁比谁更高尚的问题，而是生存经验决定了文化偏好。一个每天工作12小时的流水线工人，需要的不是需要解码的隐喻，而是直接的情绪释放；一个在写字楼里消耗脑力的白领，追求的可能是智力上的刺激和认同。

在割裂的格局下，喜剧创作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电视时代的创作者追求的是“向下兼容”——让尽可能多的人能看懂、能发笑。但新世代的创作者选择了相反的路径：他们不再追求覆盖最大人群，而是深耕特定圈层，让作品成为圈层内部的“暗号”和“梗”。

以素描喜剧（Sketch）为例，这种源自欧美的喜剧形式，核心特征是篇幅精悍、节奏紧凑、笑点密集，围绕单一鲜明的喜剧点进行反复强化和升级（“升番”），摒弃了传统小品对完整叙事和起承转合的追求 。

《父亲的葬礼》以超现实诗意拆穿子辈对父辈认知的单薄，《互联网体检》把当代人在数据隐私与便捷服务间的窘境转化为具象荒诞的医疗流程——这些作品的力量不在于完整叙事，而在于创造高度浓缩、直抵本质的认知瞬间。但这种认知瞬间的抵达，需要观众具备相应的文化资本和生活经验。

创作逻辑的转向，本质上是市场逻辑的转向。在一个碎片化的市场中，与其追求所有人的浅层认可，不如追求一部分人的深度认同。

弥合的可能

文化割裂最沉重的代价，是那些无法发声的群体被彻底遗忘。那7.3亿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他们在文化消费市场中是被动的接受者，而非主动的表达者。他们的趣味被简化为“下沉市场”，他们的需求被量化为“流量数据”，但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情感需求，很少成为文化叙事的中心。

当《一颗螺丝钉》这样的作品试图以90后东北创作者的视角，描绘老厂区复兴的故事时，它引发的共鸣恰恰证明了那段集体记忆的庞大与“失语”——我们需要故事，哪怕是经过修饰的，来帮助我们确认那段共同的经历 。但这样的作品太少太少。

学者指出，新喜剧的兴起与演变本身就是观测时代精神变迁的“文化装置”，核心功能可以归纳为三点：缓冲社会转型焦虑的情感安全阀，编码复杂的社会变迁的认知转换器，重塑集体记忆的叙事参与者 。

当一个社会经历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时，必然伴随着普遍的迷茫与焦虑。

喜剧通过将宏大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具体、荒诞且可被解决的“情景游戏”，为大众提供了一种代价极低的情感宣泄与心理缓冲。

复杂的社会变迁，往往难以被普通人的日常感官直接把握，喜剧创作者以敏锐的“社会观察者”身份，将其“编码”为高度浓缩、易于传播的舞台形象，帮助观众完成对社会关系的“解码”与再认知 。

这三种功能的发挥，或许正是弥合文化割裂的第三种可能：不是追求虚假的“全民共识”，也不是放任圈层间的相互隔绝，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让喜剧成为不同群体相互理解的中介。

在笑声中看见“我们”

回到开篇的问题：当笑声不再相通，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共同的话题和娱乐，更是一种“我们感”——那种能够超越地域、阶层、代际差异，意识到彼此同属一个共同体的认同。

但历史不会倒退。我们不可能回到电视时代那个“全国一张脸”的文化格局。碎片化、圈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技术只会让这种分化更加精细、更加彻底。那7.3亿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不会消失，他们的文化需求也不会消失。

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回到过去”，而是“如何在差异中共处”。

《主咖和Ta的朋友们》提供了一种思路：让不同圈层的人“当面把话说开”，在幽默中消解对立，在对话中增进理解。《一颗螺丝钉》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让喜剧成为公共记忆的书写者，连接起不同群体的共同情感。

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不否认差异的存在，但也不放任差异演变为隔绝。它们在笑声中搭建桥梁，让“你们”和“他们”有机会成为“我们”——不是消弭差异的“我们”，而是承认差异、理解差异、在差异中仍然愿意对话的“我们”。

正如《夜王》中那句打动无数观众的slogan：“世界艰难，我哋照行。”在一个日益割裂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假装割裂不存在，而是在看清割裂之后，依然选择走向彼此。

这或许是喜剧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提供虚假的和谐，而是在笑声中，让我们看见彼此的真实，并在看见之后，仍然愿意一起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