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农民找县长办事，看到县长后直接懵了，惊呼：你怎么是县长？

“你怎么会是县长？”

一句惊呼，其中蕴含的并不是什么质疑，而是一位老农对“清官”的惊叹，为什么？因为这位县长，和他曾经见过的、心里想象的实在是相差太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不同以往”的县长究竟是谁呢？一切还要从1937年说起。

那年深秋，河北曲阳的田埂上还留着几分湿冷。一位扛着锄头的老农揣着满心焦急，踩着晨露往县政府赶，家里的几亩谷子被雨水冲了，要是讨不到说法，冬天全家就得饿肚子。

穿过两道低矮的土墙，警卫员把他领到一间简陋的瓦房前，推开门的瞬间，老农愣住了：屋里坐着个穿打补丁粗布褂的中年人，裤腿卷着，沾着新鲜的泥土，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正低头擦着一把镰刀。

“同志，县长在哪？我要找县长说理。”老农试探着问。中年人抬起头，咧嘴一笑露出两排白牙：“我就是啊，你有啥事儿慢慢说。”

老农往后退了半步，上下打量着他，满脸疑惑：“你咋会是县长？俺见过的官都穿绸缎，坐太师椅，哪有你这样满身泥的？”

这话一出口，屋里的警卫员都笑了。这位让老农“认不出”的县长，正是后来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的潘振武。

堂堂一个将军，为什么会来河北曲阳县当县长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潘振武就被派到了八路军115师，担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民运部部长。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后，115师奉命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曲阳县成为重点目标。曲阳被日军占领后，百姓深受其害，反动势力趁机作乱，社会秩序混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决定让潘振武赶赴曲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任命他为曲阳县县长。接到命令后，潘振武率领骑兵营连夜奔袭，一举歼灭了曲阳城内的日军和伪军，收复了县城。

进城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抚百姓，打开粮仓，给饥寒交迫的乡亲们发放粮食。随后，他又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建立抗日自卫队，很快就稳定了曲阳的局势。而那位“认不出县长”的老农，就是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的。

那天，潘振武刚带着警卫员在地里帮乡亲们抢种小麦回来，裤腿上还沾着泥，就听说有老农找他反映问题。他来不及换衣服，就赶紧把老农请进屋里。老农看到他这副模样，才闹出了那段趣闻。

等潘振武耐心听完老农的诉求，当场就安排人去查看被水淹的田地，并协调村里的水利设施进行修复。看着县长如此务实亲民，老农感动得热泪盈眶，逢人就说：

“共产党的县长就是不一样，穿得比咱还朴素，办事比咱还上心！”

在曲阳任职期间，潘振武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作风。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住的是简陋的瓦房，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衣服也都是补丁摞补丁。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老百姓一起干活，了解他们的需求。

有一次，他发现村里的孩子都不上学，就组织乡亲们利用闲置的房屋开办了学堂，还亲自教孩子们认字。

他说：“老百姓的孩子也要有书读，只有学了文化，将来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

其实，潘振武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也正因此，他更想让众多穷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让更多穷苦人家的娃娃都念上书。

1908年，湖南常德的一间茅草屋里，潘振武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佃农，母亲也靠着纺线补贴家用，一家几口挤在漏雨的小屋子里，就那么艰难度日。

潘振武从小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割稻、插秧、放牛，样样都精通。10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教书先生，父母咬牙凑了几升稻谷，让他进了私塾。谁知道只读了3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他只能辍学回家，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清朝刚覆灭，军阀割据混战，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湖南更是军阀争夺的焦点。

潘振武亲眼见过军阀的队伍抢粮抢钱，见过地主恶霸逼得百姓家破人亡，见过流离失所的难民饿死在路边。15岁那年，一支军阀队伍路过村子招兵，看着队伍里“吃军粮、穿军装”的许诺，潘振武动心了，他想当兵挣口饭吃，更想找条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的出路。

可进了军营他才发现，所谓的“革命军”不过是另一个军阀的私人武装。军官克扣军饷、欺压士兵，士兵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和他想象中的“保家卫国”完全是两码事。

有次队伍路过一个村庄，军官竟然下令抢粮，潘振武看着老百姓哭天抢地的样子，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他悄悄把抢到的粮食还给了一户老人，当晚就趁着夜色逃离了军营。

回到家乡，潘振武迷茫了很久。直到1926年，农民运动的浪潮席卷湖南，村里成立了农民协会。

读过书、当过兵的潘振武被乡亲们推选为乡农协委员长兼区农协宣传委员。第一次感受到“为老百姓说话”的力量，潘振武浑身是劲：他带着乡亲们减租减息，揭露地主的剥削行径，还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保护乡亲们的财产安全。

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心里的那团火，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燃烧方向。

1927年，马日事变爆发，反革命势力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农民运动陷入低潮。潘振武没有退缩，他和另外4名共青团员秘密联络，发动了农民暴动。

起义队伍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他们杀贪官、除恶霸、分田地，让当地的反动势力闻风丧胆。可由于缺乏外援、孤军深入，起义在坚持3天后最终失败。潘振武成了反动派的通缉犯，不得不连夜逃离家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

在避难的那几年，潘振武辗转多地，见过太多太多苦难，也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30年7月，他终于找到了红军队伍，毅然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10月，潘振武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刚刚加入红军的时候，潘振武主要负责文娱工作，他充分发挥自己能说会唱、会写标语的特长，把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他不光编快板、写歌谣，将革命道理融入到通俗易懂的唱词里面，还组织文艺演出，带着宣传队在阵前表演，以此缓解战士们的疲劳。不光如此，潘振武还教战士们认字、学文化，这可在部队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学习热潮。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了。潘振武跟着红一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过草地时，粮食断绝，他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煮皮带；爬雪山时，寒风刺骨，他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受伤的战士，自己则裹着一块破旧的油布前行。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依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只要队伍一停下，他就拿出纸笔写标语，或者组织大家唱歌，用乐观的精神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长征结束后，潘振武因为表现突出，被调任到一线部队，担任红一军团骑兵团团长兼政委。从宣传骨干到骑兵指挥官，潘振武快速转变角色，在战场上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带兵有方，纪律严明，更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领骑兵团迂回包抄，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东征战役中，他带领骑兵战士勇猛冲杀，攻克了多个据点，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潘振武又到曲阳县担任县长，在此任职3年后，他又被派到山东峄县，兼任峄县县长。

当时的峄县局势更加复杂，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交织在一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潘振武到任后，一方面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他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深入百姓家中，耐心讲解抗日道理，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在他的努力下，峄县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武装也越来越壮大。

解放战争时期，潘振武历任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潘振武又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武汉军区副政委等重要职务。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少将之一。

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但潘振武的生活作风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

新中国成立后，潘振武和妻子冯光晋定居武汉。冯光晋也是一位老革命，两人在延安相识相爱，婚后育有9个女儿，被人们戏称为“九朵金花”。一家11口人，全靠潘振武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但潘振武从没有想过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他常对家人说：“我们是革命家庭，不能忘了本，要带头艰苦朴素。”

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潘振武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上了白菜、萝卜、茄子等蔬菜。每天下班回家，他不是先休息，而是换上旧衣服，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除草。

周末的时候，他还会带着女儿们去山上砍柴，或者挖野菜，补贴家用。他的9个女儿，从小就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很少有新衣服。

但潘振武对女儿们的教育却从不吝啬，他经常给她们讲革命故事，教她们读书写字，鼓励她们努力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有次大女儿想要买一本课外书，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潘振武就亲自给女儿抄写了一本书。他说：“钱可以省，但学习不能省。只要你们想读书，爸爸就算是抄，也要让你们有书看。”

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9个女儿都很懂事，勤奋好学，后来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1988年9月22日，潘振武将军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80岁。临终前，他对家人说：

“我这一生，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我给你们留下了4个字：廉洁奉公。你们要记住，无论将来做什么，都要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潘振武将军的一生都在坚持廉洁奉公，他从一个寒门少年，成长为开国少将，职位虽然有所变化，但初心始终都没有改变，他值得后世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