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格局之变原因何在？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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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版图深度调整，全球产业格局正经历一场系统性重构。全球产业格局的系统性变革并非偶然，而是全球力量格局变迁、生产力发展阶段演进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深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9月5日至8日，2025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举行，本届智博会以“人工智能+”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年度主题，集中展示一系列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图为9月5日观众在智博会上参观、体验“飞行汽车”。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集中显现与阶段性激化。过去30年，跨国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全球产业分工失衡——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加剧，制造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美国制造业就业占比从2000年的12.7%降至2025年的8%，为20年来最低。当经济效率的提升无法掩盖产业结构失衡、社会利益分化等深层次问题时，民粹主义势力便将本国产业衰退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不公”。于是，推动制造业回流、构筑“小院高墙”，成为一些国家转嫁国内矛盾、谋求政治私利的政策选择。这种政策转向并非短期行为，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阶段性自我调整。从历史规律看，每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高涨之后，都会出现阶段性的逆流与调整，本次全球产业格局从分散到集聚、从自由到干预的转变，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生产力跃迁与协同效率差异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的出现，让传统产业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新兴产业迎来发展机遇，各国的产业优势得以重新排序，不再是过去“谁先发展、谁就一直领先”的格局。数字技术的普及模糊了制造与服务的边界，使数据、算法和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催生“产品即服务”、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制造，而是向研发、服务、运营等全链条延伸，大幅提升了产业的附加值。绿色技术的进步与产业化，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转化为可商业化的技术路径与市场规则，使“绿色”成为新的成本要素与价值标识。二者共同推动全球产业实现从制造主导向服务化、绿色化转型的结构性变革。同时，美欧推行联合盟友的产业布局存在规则差异、利益分歧，协同成本高，而我国在本国统一市场、统一规则下布局产业，无跨境壁垒、产业协同性强，在国际产业同质化竞争中能形成难以替代的体系化优势。这种由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组织效率带来的协同效率差异，既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也直接导致相关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势加速变化，推动全球产业格局与分工深度重构。

科技变革与技术封锁加剧产业技术多极化竞争。技术领先已不再仅仅是经济优势的来源，更是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基石。从生产力发展底层逻辑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打破了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门槛显著降低，不再局限于少数发达国家的技术积累。从技术博弈看，“关联封锁”等遏制手段强行阻断了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再创新的传统路径，迫使其不得不转向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所有前沿技术，各国只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市场特点与历史积累，在特定领域构筑“创新高地”，推动全球产业格局的洗牌。

国家介入与规则博弈成为维护产业利益的核心手段。随着全球产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已经难以保障产业安全、巩固产业优势，国家介入和规则制定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产业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比如气候变化、关键技术攻关、供应链韧性等领域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私人资本出于短期盈利的考虑，不愿投入过多资源，国家不得不通过产业政策、战略投资进行干预，补足私人资本短期逐利导致的战略性投入不足，使产业组织从市场主导转向“国家战略+市场机制”双轮驱动。另一方面，当后发国家科技水平通过既定规则体系逼近技术前沿时，传统主导国为维护自身优势，将竞争重心从市场效率转向规则制定权争夺，通过将价值观、劳工标准、碳核算等非传统议题嵌入经贸规则，把自身阶段性优势“规则化”、“合法化”，构筑歧视性壁垒。其根本目的在于，将全球经济竞争锁定于自身主导的规则框架之内，护持既有优势，延缓实力对比变迁对自身地位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