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6日凌晨,东京靖国神社神门角落里突然起火,有人扔了一个燃烧瓶,火苗蹿上来,把“靖国神社”四个字烧得看不清楚,扔瓶子的人是刘强,他当时三十五岁,穿着深色大衣,没有伤到别人,扔完瓶子就离开现场,警察后来找不到他,好像这个人消失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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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做心理治疗师,收入挺好,会讲六种语言,那年夏天去了福岛地震灾区当志愿者,当地媒体夸他温和有耐心,后来他在和歌山教中文时发现课本里把“侵略”写成“进驻”,中国学生被同学孤立,他试着去讲道理,却没人愿意听,他说过一句话,他们不是不懂,而是根本不想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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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日本政要又去靖国神社参拜,还拒绝为慰安妇问题道歉,刘强在日记里写道语言已经失效了,他觉得再讲一百遍历史也抵不过一次真实的灼痛,他选了外婆忌日动手,因为外婆李南英死于1945年南京沦陷后的混乱,档案里连名字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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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他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又扔了一个燃烧瓶,这次没有逃跑,而是直接等着警察到来,他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算好了时间、地点和后果,想通过这件事进入法庭,让问题得到公开讨论,韩国法院判他坐了10个月牢,但拒绝把他交给日本,法官认为这一行为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关押期间,狱警给他递烟,同屋的犯人也对他点头致意。
2013年1月3日他回到中国,工作已经没了,学校不敢聘用他,连亲戚也都躲着他,妻子提出离婚,说他太疯了,医院检查后给出躁郁症的诊断,他自己也清楚情绪像坐过山车,有时冲上高峰,有时掉进黑洞,但他不再碰汽油,改成每周三去广州日本领事馆门口铺开宣纸写字,背上纹着一串名字,全是被抹掉的慰安妇,有姓、有日期、有地方,字很小,得凑近才能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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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他去韩国,在那里成立一个小组织,叫“琉球历史研究会”,不喊口号,只翻旧报纸、查未公开的档案、录幸存者口述,他花大量时间核对地名和时间,发现很多记录被刻意删改过,比如冲绳某村1945年3月的死亡名单,官方版本缺了27人,他在一份美军战时报告里找到了名字。
后来有人学他的做法,全昶汉在东京大使馆前泼洒墨水,郭绍杰在香港总领馆外悬挂布条,方式虽然不同,思路却差不多,都是利用身体或物品制造一个无法忽视的场面,迫使人们注意那些被掩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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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住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城里,没有固定工作,平时靠写文章赚些钱,偶尔会收到海外机构寄来的资助,他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公开讲话,有人问他是否还怀着恨意,他说恨解决不了问题,但记住可以做到,他的书桌抽屉里放着一本手抄本,里面记着他找到的所有被删除的记录,纸边已经磨得发毛。
最近一次有人拍到他,是在市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室,他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翻看1940年代的《大阪每日新闻》,旁边放着保温杯,里面泡着浓茶,他没抬头,手指在纸上慢慢移动,像在抚摸一条早已干涸的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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