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考古所领导班子的确立——以副所长人选的权衡与定案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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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与文化部副部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共商定陵清理工作

1950年5月，政务院正式任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班子：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任第一副所长，夏鼐任副所长。这一结构是在郑振铎、梁思永地位基本确定的前提下[参见新中国第一任考古所领导班子成员酝酿、提名、决定和任命过程]，对实际主持学术与田野工作的副所长人选进行审慎权衡后形成的。

当时具备竞争力的学者主要包括向达、裴文中、苏秉琦、夏鼐四人。最终选定夏鼐，并非偶然，而是决策层根据学科奠基的需要深富远见的选择，专业、理性、正确。

一、四位候选学者的学术格局与考古所班子组成的考量

1. 向达
以中西交通史、敦煌学见长，学术声望高、视野开阔，但偏重于文献史学与历史地理，并非以现代科学考古的田野训练与方法体系为专长，难以承担考古所初创期规范化田野建设的核心任务。

2. 裴文中
周口店发掘的核心学者，旧石器考古权威，田野经验丰富，但专长集中于旧石器时代，对新石器、商周、汉唐等全时段考古的统筹能力不足，难以支撑国家考古所全面布局的要求。

3. 苏秉琦
深耕史前考古与区域文化类型，具备较强的本土化类型学功底与理论建构潜力，但缺乏系统的海外考古学训练，在学科初创、亟需与国际科学考古接轨的阶段，其学术路径更偏重于区域解释体系，而非全国性、标准化、规范化的学科奠基。

4. 夏鼐
兼具伦敦大学考古学专业训练、史语所殷墟发掘经验、1941年《考古学的方法论》所确立的科学考古理念，以及1944—1945年西北考察所展现的严谨、全面、反挖宝、重地层的田野范式[参见夏鼐西北考察与昆明演讲的学术范式意义]，是当时唯一同时具备
·完整现代考古学训练
·全时段考古视野
·极强方法自觉
·稳健学风与执行力

的学者。

二、权衡的关键：学科需要的是“奠基者”，而非“成立学说者”

梁思永长期患病，郑振铎1958年去世，夏鼐顺理成章接班，没有断层、没有波折，平稳完成“代际交接”。新中国第一任考古所领导班子，既是政权更替之际，学科权力交接、学术路线调整的过渡性班子，也是学科底色定音、学术水准定位的奠基性班子；而夏鼐的选定，则是整个班子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决定性一环。

政权更替之际，1950年考古所的核心使命是：建制度、立规范、夯材料、正学风。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永共同判断：
·必须有人把田野做扎实
·必须有人把方法统一
·必须有人杜绝挖宝思想
·必须有人承接国际学术水准

夏鼐的学术气质与实践经历，恰好一一对应上述需求。而苏、裴、向各有所长，但均不能全覆盖、全承担。尤其是在学科科学性底色和学术国际化定位方面，三人具有明显短板。在郑振铎负责行政协调、梁思永作为学术旗帜不可替代的大局面下，副所长一职，只能是夏鼐。

这一任命确立了重材料、慎综合、先规范、后解释的学科底色；奠定了全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科学基础；实现了从民国考古到新中国考古的过渡与重启；为后来夏鼐长期主持考古所、形成中国考古事业的科学化、国际化埋下关键伏笔。

三、实践检验：夏鼐到任后的履职实践，在执行层面完全验证了这一顶层设计

在制度建设上，夏鼐主持确立考古调查、发掘、记录、整理、报告出版的一整套规范，杜绝挖宝思想与随意发掘，使科学考古从理念落地为可操作的工作制度；

在人才培养上，他亲自带队发掘、现场示范、严格训练，构建起以田野基本功为核心的人才成长路径，为全国考古队伍奠定学风基础；

在学术规划上，他推动形成覆盖史前、商周、秦汉、隋唐至明清的全时段考古格局，突破单一时段或单一领域局限，契合国家考古所的整体定位；

在资料积累上，他坚持全面收集、科学整理、公开出版，强调以可靠材料支撑历史解释，真正实现郭沫若所期望的“积累具有科学性的资料，为室内研究打下基础”。

第一届考古所领导班子让新中国考古学的顶层设计落到制度、人才、视野、资料每一个关键环节，形成顶层路线-人选安排-实践落实的完整学术闭环。出色地完成了过渡与奠基的历史使命。

夏鼐以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与扎实稳健的执行能力，完成了从范式代表到学科奠基者的转变。

夏鼐陪同郭沫若院长考察定陵地宫

四、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不举苏，而荐夏，怎样历史地看？

郭沫若舍苏秉琦而力荐夏鼐出任考古所副所长，应置于新中国考古学初创的历史结构中解读：其时亟需确立科学规范、夯实材料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术秩序。

而夏鼐所具备的严谨实证、国际视野与制度化建设的学术品格和能力，恰好契合这一时代要求。郭沫若的推荐与夏鼐“重材料、慎综合、先规范、后解释”的学术主张形成高度统一。

清晰梳理学术史实，准确把握学人作风，特别是在资料浩繁，信息爆炸，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背景下，拎清本末表里，以此看，如何更公允地认识这一问题，尤为紧要。

在1950年，国家要的是“规矩”，不是“体系”。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永共同认定的国家考古所，有三个不可动摇的前提：（1）考古所要做的是“全国性、科学性、正规化”学科；（2）国际视野与学术话语权；（3）行政与学术的可配合度。

也就是，1950年代初，新中国急需：能和国际考古学界对话的人；能建立科学方法的人；能写得出国际水平报告的人。而夏鼐 = 史语所实证 + 伦敦大学科学考古，苏秉琦 = 北平研究院类型学 + 区系文化研究。两厢比对，苏的路子是本土化、区域化、类型化，更偏“中国学派”，不具对外接口功能。

行政与学术的可配合度方面，夏鼐：稳健、克制、不抢话、不另立体系；执行能力极强，能把考古所从0建起来。苏秉琦：更具独立学术性格，后来走“区系类型”，是要另开一套解释体系的人，考古所副所长人选，需要的是副手，而不需要另一个“学术旗手”。

夏鼐在1941年《考古学的方法论》演讲中确立的科学方法论立场，以及1944至1945年西北考察所展现的严谨田野范式，其成果发表于学界核心刊物，并成为夏鼐重要的学术实绩，在当时学术界广泛传播。

结合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中夏鼐对郭沫若的公开支持，以及1949年后夏鼐作为考古所核心骨干向郭沫若汇报工作的制度性交往，可以确认郭沫若对夏鼐的学术路径、治学风格与实践能力有着长期、稳定且深入的了解。

正如1978年6月郭老逝世时，夏鼐在悼念文章中回忆第一次谒见的情景并记载：“他希望我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而能用；把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用到古物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去。其次是要多做田野考古工作，提高田野工作的水平，以便累积具有科学性的资料，为室内研究打下基础。但是要避免有挖宝思想。”

显然，郭不举苏而荐夏，是选择了一条“先奠基、先规范、先科学”的道路，而不是“先解释、先体系、先本土”的道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多做田野考古和避免有挖宝思想，这三点，苏堪任哪一点？

五、补充1951年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与陕西调查发掘的若干史实

1951年4月中旬，考古所为进行史前遗址的考察，同时派出两支调查发掘团：河南省调查发掘团由夏鼐率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参加者有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陕西省调查发掘团由苏秉琦率领，前往西安附近地区，参加者有石兴邦、王伯洪、白万玉、钟少林。

河南方面：“据参加者回忆，调查时，每天要步行十几里乃至几十里路程，食无定时，饥饱无常，粗细不择，加以天气已经酷热，确实甚感疲劳，而夏鼐总是走在前面，青年人也就不甘落后。

“他边走边告诉大家：一要注意道路两侧的壕沟和断崖的剖面，寻找古文化遗址与古墓葬的线索，认识当地生土与熟土的特征；二要注意农田地头和近现代坟墓周围的堆积物，其中往往会有附近出土的残碎古代陶片和石器等物，也是发现古代文化遗存的重要线索。

“傍晚，夏鼐和青年同志一道，背负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沉重的标本，疲惫地返回住地。晚上和休大礼拜时（过去在田野工作中一般两周休息一天，习称“大礼拜”），夏鼐从不休息，带头清洗陶片等标本，用毛笔蘸墨汁在每件标本上书写出土地点、坑位和层次的编号。

“通过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进一步判明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当时误认为“糅杂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成皋点军台的发掘，使青年同志对发掘史前居住遗址的难度深有体会，不仅在土层中发掘出红烧土和白灰面等遗迹，而且在国内古代遗址中第一次找出不易辨认的柱子洞。

“点军台遗址周围没有树木，头顶骄阳，无处躲藏，中午休息时，夏鼐常独自在探沟里清理墓葬，青年同志连忙跑过去同他一起干。一个季度的田野调查工作，不仅进一步培养了青年同志独立工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夏鼐的献身精神和严肃作风使他们深受教益。（以上河南方面摘自《夏鼐传稿）

夏鼐抱病清理万历皇帝棺内文物

陕西方面：据夏鼐弟子石兴邦回忆。“那时候分配我跟苏先生到陕西开展工作的原因，一个是我是陕西人，可以照顾一下家庭，熟门熟路，到了当地也好开展工作；再一个，考古所的领导了解我在陕西做的那些前期工作，那次做的工作已经有完整的头绪。

“新中国成立前，北平研究院在宝鸡斗鸡台搞发掘，所以，苏先生对那里挺熟。不过，对陕西的全面情况，宝鸡那边、西安地区的，当地自己铺排的摊子很大，苏先生尽管都知道些大致情况，但了解得已经不是很全面了。于是，和地方联系好后，我们主要在沣镐附近调查，在斗门镇的一个农户家住着。后来我们移到沣西开水庄，沿着沣河考察。

“这个时候，我和苏先生商量，请求一个人去泾河那边跑跑，让他俩在这边守着，苏先生同意了。

“我单独出去以后，在北郊找了一个年轻人给我背着包，开始漫无边际地去采集陶片。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找到东西。这么做，主要是不满意苏先生的这种指导工作的方法。几个人整天窝在一起，不做一点正经事真是让人很难受。

“放我一个人逍遥自在地出去了，其他的也就会这么想：石兴邦这小子一个人玩美了。可是，就是玩，也得跑那么远的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跑路，吃不了我吃那个苦。搞考古，不跑路就没法做。

“那时候，年轻人哪能穿得起皮鞋，一双新布鞋十多天就穿烂了。那次，我出去那趟，还发现了一些东西。他们几个人只是在 ‘点’上做，对断崖上的灰坑编号，根本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苏先生这次回到陕西来，对这边的情况已经不怎么熟悉了，也不善于利用当地的同行，工作开展得就不是很顺利。

“初到西安，我告诉他，我在三原时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级，茹卓亭的孩子，叫茹士安，在西北局文化处工作。由于这个人在文化局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想见见苏先生。苏先生嘴上说行，却显得对见这个人很没兴趣。”（以上陕西方面摘自《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

由《夏鼐传稿》和《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两部著作的回忆，苏、夏治学、带队、育人等的真实差异，高下立判。事实上，幸而石兴邦离队自行调查，后来在灞河沿岸发现了半坡遗址，才使得苏秉琦主持陕西工作中的问题事实上将功抵过了，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今天看，虽有半坡这样的重大发现，陕西组工作过程中的问题的确是问题，而且相当严重，和夏鼐带队的河南组差距不是一点点。后来，一些苏门中人迎合勾连域外学界和出版界广造声势，大为苏先生鸣不平，委实太过矫情吧！

附注：

图片来自《夏鼐传稿》

文献主要来源

《夏鼐传稿》，作者：王世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1，ISBN：9787520164870

《叩访远古的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作者：石兴邦、关中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08，ISBN：978756137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