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年1月,四川眉州苏宅里,苏轼出生。从小跟着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读书的他,早早显露出过人才华——21岁那年,父子三人赴开封应试,均名列前茅,正式踏入士大夫行列。第二年礼部考试,他写《刑赏忠厚之至论》,被主考官欧阳修赞为“后生可畏”,连仁宗皇帝都对他和苏辙的殿试回答满意,回宫对皇后说“为子孙找了两个太平宰相”。
可人生的转折,从王安石变法开始。神宗继位后,面对积弱积贫的局面,决心推行新法富国强兵,朝堂分成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苏轼既不站新党——他觉得新法太激进,比如青苗法让百姓负担更重,而且王安石用人不当,身边混进吕惠卿这样的投机者;也不站旧党——后来司马光上台要全盘废新法,他觉得有些政策已经见效,不该一刀切。这种“两边都不站”的态度,让他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1079年,新党先动手,弹劾他在湖州谢恩表中暗讽新政,苏轼被关御史台103天,史称“乌台诗案”。幸亏北宋祖制不杀士大夫,他才捡回一条命,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他在朋友帮助下开垦城东坡地,种植作物补贴家用,自号“东坡居士”。这段低谷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写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定风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赤壁怀古》,还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临江仙》,从“苏轼”变成了更豁达的“苏东坡”。
神宗去世后,9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主政,尽废新法,起用旧党。苏轼从犯官一跃成为三品大员,重回京城。可他又因为反对司马光全盘废除新法——比如免役法已经让百姓受益,不该立刻废止——再次陷入党争。无奈之下,他请求外调,回到杭州任太守。
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开始打压旧党。苏轼先被贬惠州(今广东惠阳),那年他59岁;后来新党担心他卷土重来,又把他贬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在当时,儋州是蛮荒之地,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可苏轼依然乐观,写下“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还在当地教书、种地,和百姓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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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宋徽宗登基,权力格局反转,苏轼终于可以北归。此时他已无心当官,申请去常州养老。1101年,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4岁,葬在河南郏县。
他的一生,在党争中三起三落,却留下《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作品,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他的诗词里,没有被贬的怨怼,只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从“苏轼”到“东坡居士”,他把贬谪的日子活成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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