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特殊开水瓶见证毛主席深厚师生情

1968年冬天的北京，已经是寒气逼人的季节。11月28日这天，一位从晚清一路走过辛亥革命、北伐、抗战、解放战争，最终迎来新中国的老革命者，安静地合上了双眼，他就是91岁的徐特立。就在追悼仪式结束后不久，他的学生、已经年过花甲的周世钊，慢慢推开了徐老在北京的那间书房门，屋子里很静，摆设极简单，却有一样东西格外扎眼——书桌一角，那只被油漆反复补过、漆皮斑驳的旧开水瓶。

周世钊走过去，伸手摸了摸那层已经不太平整的漆面，手指停了很久。这只开水瓶，从延安窑洞一路跟着主人辗转北上，陪他度过战火、艰难和晚年的清贫生活。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值钱，却被主人看得极重，因为它背后藏着一段非常少见的师生情——徐特立和毛泽东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

从这里往回看，时间忽然倒回到二十多年前。1947年初，陕北的天气干冷刺骨，延安城却比往年更紧张。那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国民党军队调集数十万重兵，准备向陕甘宁边区扑来，延安这座象征中国革命希望的根据地，正站在一场生死考验的前夜。

一、夜行山坡：一个开水瓶的来历

1947年3月，敌军即将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把主力和机关转移到更有利的地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形势越紧张，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思和格局，这一点，在毛泽东考虑徐特立的转移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这年徐特立已经七十出头，长征路上落下的胃病时常发作，行动本就不便。中央研究之后，决定把老先生先行送往晋察冀边区，以免在频繁转移中发生意外。决定作出那天，毛泽东专门把徐特立的秘书徐乾叫来，仔细询问旅途安排，甚至连路上的干粮、衣物、药品都过问了一遍，这种事无巨细的关照，在战事逼近、事务千头万绪的时刻，多少有点“特别”。

夜深以后，毛泽东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位。警卫员看在眼里，忍不住轻声劝了一句：“主席，该休息了，明天还有重要会议。”说话间，他顺手给毛泽东倒了一杯开水，桌上新换的搪瓷开水瓶，在昏黄的灯光下反射出一圈亮光。

毛泽东看着那只崭新的瓶子，忽然目光一动，随即笑了一下，神情一下子轻松起来。“对了，就是它。”他转过身来问警卫员：“原来那个旧的开水瓶呢？”警卫员稍微愣了一下，如实回答：“前些天已经丢掉了。”毛泽东追问：“还能找回来吗？”警卫员有点不解：“您不是说，要轻装上阵，把没用的东西都处理掉吗？”

接下来的一番话，多少透出一点他平时少见的“啰嗦”。“徐老长征时就落下胃病，路上喝不上热水，人会更难受。”毛泽东对警卫员说，“这只新瓶子，给他用正合适。我们留在延安，将来转移也不会带着大瓶小罐，这个东西对他，却是要紧的。”

警卫员听了，顺口问了一句：“那您呢？”毛泽东笑声爽朗：“我身体还扛得住，你就别操心我。”说完，他干脆利落地穿上大衣，一把拿起桌上的开水瓶，往外就走。警卫员连忙追上去：“主席，这么晚了，您还要去哪儿？”毛泽东回头丢下一句：“去徐老那里。”

延安的夜风很硬，山坡上的路并不好走。毛泽东一手扶着大衣，一手紧紧抱着那只新开水瓶，迈步很快。北风卷着沙土往脸上打，警卫员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小声说：“还是我来拿吧。”毛泽东却摇头：“你要是不小心打碎了，我找谁说理去？”语气半真半玩笑，却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件小事的在意。

他们一前一后，很快走到了徐特立居住的窑洞门口。此时窑洞里还亮着灯，徐特立正在整理书本和随身的物件，准备第二天出发。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他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出来，一看是毛泽东，着实有点意外：“润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是不是有要紧的事情？”

毛泽东笑着摆手：“大事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明天你就要启程，我心里惦记着，就过来看看。”本想借着闲聊找个机会，把开水瓶悄悄放下，再出门叮嘱几句就算了。没想到警卫员心直口快，当场就说了：“主席是给您送开水瓶来的。”

话已经挑明，毛泽东只好把开水瓶放在桌边，坦然说道：“我们留在延安，用不上这个新瓶子。你胃不好，路上能喝口热水，对身体有好处。”徐特立当场急了：“这怎么行？这是同志们给你准备的生活用品，怎能换给我用？”他出身贫寒，对公私分明看得很重。

毛泽东没有争辩太多，只说了一句带着情意的话：“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就当是学生留给先生的一件纪念，让它陪你一段路。”话说到这个份上，徐特立也不好再拗，略一沉吟：“那就算是替你保管，等革命胜利，再完完整整还给你。”他话锋一转，又忍不住叮嘱起学生来：“你留在这儿，担子更重了。那套在井冈山摸索出来的办法，还是有用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保存力量要紧。”

毛泽东点头应下：“一定记着先生的话。等下次见面，还是要喝你亲手用这个开水瓶泡的茶。”窑洞里的灯光并不明亮，两个人的身影映在土墙上，显得格外清晰。这一晚，一只不起眼的开水瓶，有了新的去向，也有了新的意义。

次日一早，徐特立随部队辗转北上，从陕北到晋察冀，从机关驻地到前线医院，不管条件多艰苦，这只开水瓶从未离开他的行李。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件生活用品，更像是一份托付，一段师生之间心照不宣的牵挂。后来他去慰问伤员，常常就是提着这只瓶子，一个伤员一个伤员地倒水，边倒边聊，许多战士都不知道这个瓶子的来历，只觉得这位白发老先生有点特别。

二、从长沙到延安：师生情缘的起点

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13年的长沙。清朝已经覆灭，辛亥革命的余温尚在，但新的秩序远未建立。那一年秋季，湖南第一师范新学期开学不久，长沙城里读书青年云集，不少人抱着“救国”“强国”的念头进校，却并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一个中午，毛泽东在阅览室看完资料，随手合上书本，准备出去透透气。走过一栋教学楼时，他忽然被一阵讲课声吸引住了。那声音洪亮有力，普通话夹着湖南口音，却极有条理，一句一句落在耳边，听着就让人精神一振。他停下脚步，从教室的窗边探头一看，只见讲台上站着一位身材瘦削、神情刚毅的老师。那张脸，他并不陌生，早就从报刊与议论中听过这个名字——徐特立。

他没有贸然打断课堂，而是站在附近边读书边等。直到下课铃响，学生们围着老师走出教室，他才迎上前去，恭敬地自我介绍：“徐先生，您好，我是第一师范八班的学生毛润之，一直仰慕先生，很想当面请教……”这一番规矩的开场，既有乡下孩子的质朴，也透出年轻人的锐气。

徐特立看着眼前这个高个子青年，粗布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眼睛黑亮，目光很不飘忽。他心里有数，这个学生不是来客套寒暄的。只是那天时间实在来不及，他还要赶去长沙师范上课，只好笑着说道：“润之，今天恐怕不方便，长沙师范那边还有一节课。要不，我们约个时间，好好谈一谈？”

毛泽东追问了一句：“那您看什么时候合适？”两人当场约定在这个星期六晚七点，在长沙师范见面。约定一出，双方心里都记了下来，一个把它当作求教的好机会，一个则视作检验学生的契机。

周六这天，晚饭刚过，天色忽然变坏，乌云压城，紧接着雷声滚滚，大雨倾盆而下。第一师范在长沙城南，长沙师范在城北，中间隔着十余里路，平日里走一趟也不算轻松，这种天气下更是麻烦。有人劝毛泽东：“这样的雨，改天再去也不迟。”他只是略微皱眉，想了几秒，撑起雨伞就往外走。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趟路，也是对自己“求师之心”的一次考验。

雨水顺着伞檐直往下流，脚下泥泞难行，风一吹，伞都快被掀翻。他硬是一步一步走到了长沙师范，浑身湿透。不想推门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字迹熟悉：“润之，我去查看教室、学生宿舍，请稍候片刻。”短短几句话，看得出这位老师对学生十分在意，哪怕临时有事，也不忘留下交代。

等徐特立赶回来，两人在简陋的房间里对坐而谈。交谈中，有一个细节让毛泽东印象尤其深。他注意到，大多数老师出门上课习惯坐轿或乘车，从城北到城南，总要雇人拉着跑一趟。唯独徐特立，每次都是步行。于是他忍不住问出心中疑惑：“徐先生，从长沙师范到第一师范有十里路，您为什么每次都坚持走路呢？”

这个看似生活小事的问题，徐特立答得很认真。他先说：“坐车是要花钱的，拉车的人不仅要走路，还要出力拉车，比单走路的人更辛苦。”接着话锋一转：“这些拉车的人，日子苦得很，却往往比坐车的人身体强壮一些，你觉得这是为什么？”毛泽东略一思索，说出了心里的判断：“他们在劳动中锻炼了身体。”这个回答，既简单又直接。

徐特立听后点头，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更深的印象。那一晚，从劳动与身体锻炼，说到社会不平等，从个人前途，说到中国向何处去，两人聊得很深。毛泽东从这位年长二十多岁的老师身上，看到了另一种为国为民的路径：不靠空谈，而在教育、在实践中，一步步寻找改变现实的办法。徐特立则意识到，这个青年视野开阔、问题问得很“刨根究底”，日后若走上社会，未必是等闲之辈。

多年以后，毛泽东仍把这一段交往看得很重。1937年2月，他在陕北窑洞中提笔，写下一封为徐特立六十寿辰准备的信。信里有一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句评价，不是客套，而是从1913年那次风雨夜谈一路积累起来的敬重。

三、革命路上：互为师生的半生同行

如果只停留在学校师生关系，徐特立和毛泽东的故事，顶多是一段“尊师重道”的佳话。但历史的走向，并没有停在课堂上。到了1920年代，中国社会冲突日益尖锐，不少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走向更为激进的探索。徐特立就是其中之一。

1927年，徐特立已经五十八岁，在当时算是彻头彻尾的“老知识分子”。这一年，中国大革命处于剧烈转折的关头。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南昌起义随之爆发，处在十字路口的人们，都不得不做出选择。就在这一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南下部队，随队翻越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山高路险，环境恶劣，年纪不小的他在途中高烧不退，最终被送往长汀福音医院救治。

医护人员本以为，这位老同志会因为病痛而消沉，结果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后来医院院长傅连璋回忆，那时候徐特立烧得厉害，人明显消瘦，但说话仍然精神抖擞，从不自怨自艾，对身边的人总是先问“你怎么样”，再说自己的病情。不得不说，在那个环境里，这种心态非常少见，也真切打动了和他接触的许多人。

时间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由此开启。彼时徐特立57岁，理论上完全可以留在后方，干些相对轻省的工作。他却提出要跟队前行，坚决参加长征。行军途中，他把本来分给自己骑的马让给了伤病员，宁可自己徒步赶路。遇到断水的地段，他下河探路，看水深、看水流，冒着风险先走一遍，再让战士们通过。有战士回忆，晚上扎营时，他会蹲在昏暗的灯火旁，给大伙识字、教大家写简单的语句，嘴里还常挂着一句话：“不识字，就吃亏。”

这段艰苦岁月里，毛泽东对这位“老先生”的态度，既是尊敬，又带着一点亲近。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更加珍惜这些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同志。那封写于1937年2月1日的寿辰贺信，不仅是简单祝贺，更像是一份严肃的评价。信中写道，徐特立“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并指出他身上“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品格。这种评价，放在任何时代，都不算轻。

两个月后，战事急转直下。3月，敌军大举进攻，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就在这场转移行动即将开始前，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徐特立家的窑洞，详细询问他的旅途需要，最后留下了那只新开水瓶。表面看，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用品，放在当时那样的时刻，却带着明显的意味——一个领袖，在最紧张的阶段，仍旧没有忘记一位老先生的胃病和路上的热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关心并不是单向的。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已经是名满全国的“人民教育家”，不少人对他说：“你是毛主席的老师。”每当听到这种说法，他几乎是本能地摆手，连说：“快莫这么讲，快莫这么讲。”在他看来，“毛主席是我的老师”才更贴切。他曾坦率回忆，旧社会里，自己也想为人民做些事情，但兜兜转转几十年，始终找不到出路。直到1927年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一下子看清中国革命的方向，这之后，他才真正走上了有明确目标的革命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两人的师生关系非常特别。课堂上，徐特立是老师，毛泽东是学生；走入革命实践之后，角色又在某种程度上互换。一个把后辈当作“终身之师”，一个在寿辰贺信里称“二十年前的先生，现在仍是先生，将来必定还是先生”。这样的互相尊重，不夸张地说，在近现代中国的师生关系中并不多见。

四、一只开水瓶，和一段生命的尾声

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里离当时的北平不过数百里，已经算是即将走向全国胜利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就在这段时间里，被安排在北方工作的徐特立，同样来到了西柏坡附近。一年多前那只开水瓶，这时又悄悄把师生两人连在一起。

有一次，毛泽东和徐特立见面，徐特立特意把那只已经磕碰得不太完好的开水瓶拿了出来，给对方泡了一杯浓茶。毛泽东接过茶，眼睛扫到瓶身上几块补过的痕迹，忍不住笑着弯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我就是盼着这一天呢。”这句话背后，用不着多解释，彼此都明白。

徐特立语气里带着几分庄重：“润之，长征、转战路上，瓶身撞坏了好几处，现在总算还能用得上。说好了完璧归赵，今天把它还给你。”按一般人的理解，这样做堪称守信。但毛泽东摇头拒绝：“一开始就说过，这是学生送给先生的纪念，让它陪着你。今后要用的开水瓶，早就准备好了。”

自此以后，这只开水瓶就算彻底“名花有主”，一直留在徐特立身边。建国之后，他住进北京的住宅。书房里摆设极简：书桌、椅子、几排书架，还有那只放在一角的开水瓶。日常用水，他并不是非得用它，只有当遇到和毛泽东有关的人，比如老同学王季范、学生周世钊来访，他才会特意提着它烧水、泡茶，把那段旧事从头讲一遍。对于外界的热闹评价，他一向淡然，对这只瓶子，却看得很重。

时间久了，铁皮外壳上的漆一块块脱落，一处处露出金属本色。他没有换新的，而是请人一点一点补漆，把斑驳的地方一遍遍抹平。这种近乎固执的做法，在外人看来，有些“太认真”，可若把它放在他的一生轨迹里看，倒也顺理成章。一个人愿意在一只普通开水瓶上耗费这么多心思，往往不是因为它值不值钱，而是因为不愿意放下那段牵连着半生的记忆。

11月28日这天，他的生命停在91岁。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追悼会，这一点，许多老干部并不意外。更让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悼词时，看完定稿，又凝神片刻，亲手添上了十五个字：“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这十五字，既简洁，又极重，既是对一位老革命者的概括，也是对一位“终身之师”的定性评价。

追悼会结束后，周世钊来到老先生的书房，这才有了开篇那一幕。他看着那只被反复补漆的开水瓶，一时说不出话来。摆在书桌上的，不只是一件旧物，更像是一段中国革命史的缩影：从长沙的雨夜，到南昌起义的病床，从长征的雪山草地，到延安的窑洞灯火，再到西柏坡的简陋院落，最后平静地落在北京一间普通书房里。

徐特立曾说，自己在旧社会摸索了几十年，始终找不到真正为人民做事的门路，直到读到那篇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才知道自己的努力该往哪一个方向倾斜。毛泽东则在给他的信里，把他看作“全党同志与人民的模范”。一来一往之间，师生之名已经很难简单划线。有人说他们是“互为师生”，这样的说法虽略带概括味道，却也不算夸张。

1968年之后，这间书房里的灯再也没有为这位白发老先生亮起。留在桌上的开水瓶，漆面依旧不完美，但形状仍然完整。它曾在战地医院里为伤员送去一口热水，在窑洞里陪伴许多夜谈，在西柏坡见证一次次会晤。等到岁月尘埃落定，它作为一件旧物悄悄留存下来，和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一样，不声不响，却有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