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回归中国近30年，为何至今仍在使用港币，而不是人民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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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已逾二十七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组成部分，其发展始终与内地同频共振、深度融合、协同共进。

然而，一个长期萦绕公众心头的疑问未曾消散：既然主权归属明确、治理体制统一，为何港币至今仍为法定流通货币，人民币尚未全面取代其日常支付与结算职能？

这一现象绝非源于政治意愿的迟疑或制度整合的滞后，亦非所谓“文化疏离”或“认同弱化”的表征，而是植根于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金融体系韧性建设以及人民币全球布局的深远战略部署。

港币所承载的，远不止一枚货币的交易功能；它是一把钥匙，开启中国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它是一道屏障，在风高浪急的全球金融变局中守护国家经济命脉；它更是一座桥梁，稳稳托举人民币迈向世界货币舞台的每一步跨越。

港币的存在，是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

不少人将港币的延续简单归因为历史惯性，实则大谬不然——港币的生命力，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之际，便已被赋予时代使命，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首条金融纽带。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亟需引入境外先进产能、管理经验与长期资本，以激活沿海地区制造业潜能。而彼时的香港，凭借毗邻内地的地缘优势、高度自由的资本流动机制、健全的法治环境与成熟的银行清算体系，自然成为国家对外开放最前沿的战略支点。

作为上世纪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香港不仅拥有全球排名前列的外汇储备与国际结算能力，更集聚了大批通晓英美商业规则、深谙跨国投融资逻辑的本地财团与专业机构。他们既是首批赴内地设厂的投资者，也是最早搭建起粤港供应链网络的组织者。

尤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亚太经贸实践中，美元与港币是区域内被广泛接受、信用背书充分、清算效率最高的两种硬通货。二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多国均可自由兑换、无障碍流通，构成区域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事实结算基准。

相较之下，当时的人民币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跨境使用受限、可兑换程度低、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国际市场对其信用评级、流动性保障与政策稳定性普遍持审慎观望态度。

正因如此，“一国两制”方针从顶层设计上确立港币继续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的地位，根本意图在于依托香港这座“超级联系人”，为外资提供一个熟悉、稳定、高效且受国际规则认可的金融操作平台，从而加速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步伐。

可以说，港币不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国家主动嵌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关键接口，是服务改革开放全局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

1998金融风暴，港币为何必须被全力守护

香港回归后，港币非但未随主权交接而淡出舞台，反而在一场席卷亚洲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中，展现出无可替代的制度价值与安全锚定作用，也由此印证了保留港币对维护国家整体金融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1997年回归伊始，恰逢内地出口加工业迅猛扩张、订单量井喷式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供应链枢纽与离岸贸易中心迎来黄金发展期，港币在跨境结算、融资担保与资产定价中持续发挥核心功能。但繁荣表象之下，房地产与股票市场已悄然积聚巨大泡沫。

当时，香港楼市价格连年翻倍上涨，恒生指数突破万点大关，大量市民将毕生积蓄投入股市楼市，沉迷于资产价格单边上涨的幻觉之中，市场情绪极度亢奋，理性估值机制几近失灵，实体经济支撑力与金融杠杆率严重错配，系统性风险隐患日益凸显。

风暴终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铢率先崩盘，印尼盾、韩元接连大幅贬值，东南亚主要股市断崖式下挫，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作为区域金融中枢的香港，首当其冲，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恒指数月内腰斩，数百家中小企业倒闭，银行不良贷款率飙升至历史高位，住宅价格下跌超六成，数十万家庭陷入“负资产”困境。更严峻的是，以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迅速调集巨额资金围猎港币，通过即期市场抛售、远期合约做空、利率期货联动等多重手段，企图压垮联系汇率制度，制造港币信用崩塌的连锁反应。

须知，港币不仅是香港经济运行的血液，更是内地约三成外贸进出口业务的结算载体。一旦其汇率机制失守、信用基础瓦解，不仅香港将丧失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内地出口企业也将面临结算中断、汇兑巨亏、融资枯竭等多重打击，波及面远超单一城市范畴。

千钧一发之际，中央政府果断决策，调拨逾百亿美元外汇储备驰援香港，采取“双线作战”策略：一方面在即期市场无条件承接所有抛售的港币，牢牢守住7.75–7.85的汇率区间底线；另一方面联合金管局大幅上调隔夜拆借利率至接近300%，令短期套利资金借贷成本陡增，彻底打乱投机节奏。

当对手转向股市发起第二轮攻击时，特区政府同步宣布成立“盈富基金”，由财政出资入市收购蓝筹股，稳定市场预期，重建投资者信心。

最终，在中央坚强支持与香港特区政府高效执行下，国际炒家亏损离场，港币汇率重归稳健，金融体系毫发无损。这场史诗级保卫战，不仅捍卫了港币信誉，更将港币锻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主权与开放兼容并蓄的标志性符号。

港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跳板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纵深推进，港币与人民币兑换已实现全天候、零门槛、秒级到账，两地居民跨境消费、置业、投资早已习以为常。于是有人提出：技术条件成熟、政策基础完备，是否到了统一货币的时机？

答案清晰而坚定：港币不仅不该退出，反而应在新阶段承担更高阶使命——它是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压力测试舱”、是跨境金融创新的“试验田”、更是规避系统性风险的“缓冲带”。

香港拥有全球最发达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截至2023年末，其人民币存款余额占全球离岸人民币总量近八成，日均清算量超万亿人民币。港币作为该体系内天然的“锚定货币”与“转换媒介”，为人民币产品设计、风险对冲、流动性管理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制度土壤。

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蹴而就的行政指令，而是一个需要市场信任、基础设施、法律适配与国际接受度同步演进的复杂工程。香港恰恰能以其高度自治的司法体系、国际通行的会计审计标准、丰富多元的金融人才储备，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全链条合规支持，显著降低试错成本与外部质疑声浪。

例如，一家深圳科技企业向德国客户出口设备，若直接以人民币报价结算，将面临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带来的收汇不确定性；而采用“港币报价—港币收款—港币兑人民币”模式，既可利用港币与美元挂钩的稳定性锁定收益，又能借助香港银行提供的NDF（无本金交割远期）等衍生工具精准管理风险，大幅提升交易确定性与财务可预测性。

与此同时，港币的持续存在，使香港得以维系其“超级联系人”角色：对内，深度接入内地统一大市场与产业升级浪潮；对外，持续吸引欧美主权基金、中东财富基金、亚太家族办公室等长线资本驻留布局。这种双向联通能力，正是国家构建自主可控现代金融体系所倚重的核心枢纽功能。

两币并行，是大国智慧的体现

归根结底，香港维持港币流通，并非对国家主权的疏离，而是基于历史逻辑、现实约束与长远战略的高度自觉，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金融领域最富生命力的实践样本。

从改革开放初期担当“引资窗口”，到亚洲金融危机中化身“防火墙”，再到新时代肩负“人民币出海前哨”重任，港币的每一次角色跃迁，都精准呼应着国家发展阶段的核心诉求。

它的存在，非但没有削弱香港与内地的经济黏性，反而通过高频次、大规模、高附加值的金融交互，不断强化两地产业链、资金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我们无需执着于“何时改用人民币”的时间表，而应深刻理解港币背后的制度深意：保留港币，是对香港独特优势的最大尊重；两币并行，是在坚持国家金融主权前提下，对市场规律、国际惯例与区域实际的最大顺应。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开放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的大国方略。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扩大、债券通南向通深化、ETF互通机制扩容，港币与人民币的协同将愈发紧密。二者将在同一监管框架下，共同构筑更具韧性、更富弹性、更加包容的中国金融新格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有力的货币支撑与资本保障。

这，正是港币历久弥新的时代注脚；这，也正是读懂“香港为何依然使用港币”这一命题的终极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