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如何把自己玩死的？这套硬核分析，揭开了中西方公知的差异

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十年前，如果你在饭局上说自己是“公知”，周围人可能会投来崇拜的目光。

今天，如果你敢说自己是公知，大概率会被惨怼。

从“香饽饽”到“臭狗屎”，公知这个群体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神坛到粪坑的自由落体。

有人说是因为他们“说话太直”，有人说是因为“群众被洗脑”，还有人说是因为“环境变差了”。

但作为一个研究材料学的理工男，我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剖这个问题：

公知不是被玩死的，是把自己玩死的。

而且，这场“社会性死亡”的全过程，可以用一套分析元朝的材料学模型来解释。

别急，这不是标题党。请给我5分钟，我用一个硬核框架，帮你彻底看清中西方公知的本质差异，以及中国公知为什么会沦为今天的“过街老鼠”。

一、为什么公知也能用材料学分析？

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公知？

学术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

但在我的眼里，公知是一种社会材料。

和钢铁、陶瓷、塑料一样，任何社会群体都有其“材料特性”：强度、韧性、耐腐蚀性、热膨胀系数……

而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材料合成反应釜。

在这个反应釜里，宏观层是国家制度和政治环境（反应釜设计），中观层是媒体平台和舆论场（传质管道），微观层是每个知识分子的个人禀赋和价值取向（分子官能团）。

三种尺度相互作用，最终“合成”出一个国家的公知群体。

这个模型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它能解释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中西方公知的“材料性能”完全不同？

原因很简单——反应条件不同。

西方公知的“合成工艺”是在相对稳定的多党竞争、言论自由制度化环境中完成的，他们的批判有“制度缓冲”，无论言辞多激烈，系统都有足够韧性吸收。

而中国公知的“合成环境”，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纸媒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的剧烈演变。反应釜的温度、压力一直在变，配方工艺却没有及时调整。

这样，不出问题才怪。

二、西方公知为什么能活得好好的？

先看西方。

1898年，法国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公开信《我控诉》，为被陷害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辩护。为此，左拉被判诽谤罪，流亡英国。

但他赢了。德雷福斯最终平反。

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左拉、萨特、波伏娃、加缪……这些人构成了西方公知的“原初模板”。

他们的核心特征是：

• 批判精神与体制认同并存（批判细节，忠诚整体）；
• 共享一套价值公约数（自由、民主、人权）；
• 以个人名义发声，但背后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支撑；

从材料学视角看，西方公知的“官能团结构”是这样的：

-批判精神：保持社会负反馈高；

-体制认同：与系统保持浸润中高；

-个人主义：独立发声高。

这套官能团的优势在于：

有统一的“公共语法”，无论左派右派，争论的都是“如何更好地实现共同价值”，而不是“是否承认共同价值”。

所以西方公知虽然也经常被骂，但很少被整体“污名化”。因为他们与本国社会系统的浸润角小于90度，属于“部分浸润”，不会被视为异物。

三、中国公知的演变：从启蒙者到过街老鼠的三次相变

再看中国。

中国公知的命运，是一部典型的“材料失效史”。

第一阶段：分子激活期（1980-2000）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公共”的独立社会群体开始出现雏形。他们延续了“五四”传统，以启蒙为己任，与民族复兴的宏观目标保持着强化学键合。

这一时期的公知“官能团”包括：

-启蒙使命：开启民智；

-民族关怀：与国家同频；

-专业学识：真才实学；

鲁迅式的批判精神得到延续——批判指向建设，而非解构。

第二阶段：界面脱粘期（2000-2015）

进入21世纪，三个变化同时发生：

第一，学院化。

知识分子“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有共同语言，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读者也失去有机联系。

第二，互联网化。

2005年新浪博客开通，随后微博崛起，公知的影响力被互联网放大器无限放大。但与此同时，“负面偏差”机制被激活，受众往往倾向高估负向信息，低估正向信息。

第三，官能团异化。

部分公知发现“只有偏激的言论才能最快速地为自己吸引到关注度”，于是，原始官能团开始被新的官能团取代：

原始官能团异化后

-启蒙使命-反叛姿态（为批判而批判）；

-民族关怀-西方锚定（以西方标准否定中国）；

-专业学识-流量捕获（言论由转发量定义）；

这场“官能团置换反应”的关键催化剂是：

劣币驱逐良币。正常的、积极向上的言论得不到关注，消极的、偏执的言论却收获大量附和。

金灿荣教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描述这种异化：“公知就是一群苍蝇，总把我国的垃圾跟国外的客厅比。”

第三阶段：相分离期（2015至今）

2015年后，中国公知群体遭遇了“系统级失效”。

第一，溶剂沸腾。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到2015年，文盲率已低于5%，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超过总人口90%以上。

知识垄断被打破了，公众不再需要“代言人”，任何人一旦有了主体发言权，比如我这种，就不再需要别人替自己说话。

第二，界面脱粘。

公知持续发表“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言论，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出国留学、实际观察，发现公知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原来如此不堪甚至令人作呕”。

“新冠疫情刚爆发时，一些妄图借疫情攻击中国体制的自由派公知言论也曾一度回光返照，但很快在中国抗疫成功、西方陷入疫情旋涡的现实面前不攻自破。”

第三，相分离。

“背离人民的终将为人们所抛弃。”

当公知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浸润角大于90度，从“部分浸润”变为“完全不浸润”，被“整体拔出”就成了唯一的结局。

从材料学视角看，这是一场典型的界面疲劳失效。

设计缺陷：公知群体没有建立与基层民众的“化学键合”，只有“机械啮合”（精英身份+话语权）。

服役应力：互联网放大的负面偏差持续施加疲劳载荷。

腐蚀介质：境外势力的引导加速了官能团异化。

最终失效：当裂纹扩展至临界长度，界面一次性脱粘。

四、中国公知为什么输给了西方公知？

如果把中西方公知放在一起做“断口分析”，你会发现一个根本差异：

西方公知有制度缓冲，中国公知没有。

西方公知的批判是在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无论言辞多激烈，系统都有足够的韧性吸收。

他们的角色是“系统负反馈调节器”。

中国公知面对的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转型期社会，系统本身就在剧烈变化，需要的是建设性意见，而不是解构性批判。

金灿荣教授有一段话一针见血：

“本质上公知也是被豢养的一群人。”

某些公知背后有资本力量，甚至境外势力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当公知的批判不再指向真理，而是指向“证明中国差、西方好”的预设结论，他们就已经从“社会医生”变成了“境外势力的传声筒”。

用材料学语言说：西方公知与本国社会系统的浸润角小于90°，属“部分浸润”；某些中国公知与本国社会系统的浸润角大于90°，属“不浸润”。后者必然被“排出系统”。

五、真相的真相：公知真的“一无是处”吗？

说到这里，必须澄清一点：

公知群体并非一无是处。

早期公知在启蒙、改革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正常的批评是社会“负反馈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一群批评者，不管对错，这样一群人的存在，始终给予社会反思的能力和勇气。”

问题在于：当批判变成了“为批判而批判”，当“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成了唯一的话术，公知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用材料学语言定义“理想公知分子”的官能团：

-专业学识有真才实学，不靠“姿势”吃饭。

-批判精神有独立见解，不盲从。

-建设导向批评指向改进，而非摧毁。

-共情能力与基层民众保持“浸润”。

-自我反思能质疑自身，不陷入“天下皆醉我独醒”。

这样的“分子”，无论在中西方，都是社会的宝贵组分。

六、公知的未来：会彻底消失吗？

“新一代的公知仍然会诞生、存在和发展，再继续消亡。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

公知不会消失，但新一代公知的“官能团”，必须重新配置：

从“西方参照”转向“本土原创”——不再拾人牙慧。

从“解构一切”转向“建设性批判”——不只破不立。

从“精英独白”转向“与大众对话”——保持界面浸润。

只有与时代、与人民保持“化学键合”，才能避免被“整体拔出”的命运。

回到开篇的问题：公知是如何把自己玩死的？

答案是：他们没能完成从“启蒙者”到“建设者”的转型。

当一个群体的“官能团”还停留在上世纪，而宏观环境已经迭代了三四次，被淘汰就是必然的命运。

正如我们用材料学模型分析元朝时得出的结论：任何社会“材料”的合成，都必须考虑界面相容性、工艺窗口和系统环境。

公知群体，亦然。

有人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站在社会的对立面”。

我不这么看。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站在真理这一边，而真理，从来不在任何预设的立场里。

你印象中的公知是什么样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文中部分观点参考金灿荣教授访谈、朱大可访谈、央视网等相关资料，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