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张至真
(作于2026年2月23日)
窗外的知了躲在树荫里一声声地叫着。
1983年6月底的南京师范学院,梧桐树荫掩映下的中文系教学楼里,我们79级的毕业生正襟危坐,聆听最后一场毕业动员。系党总支书记站在讲台上,推了推眼镜,说出了一番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咱们中文系的学子平时对数字没概念,今天就来算笔账。本科毕业工资51块5,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两番,咱们不敢指望工资翻四倍,翻三倍总可以吧?那就是150块左右。呣——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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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雷动,热血沸腾。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全省各地任教的中文系学生,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那时,一斤粳米一毛四,一斤猪肉七毛三,一盒火柴两分钱,鸡蛋两分钱一个——不对,书记说的是两分钱一枚?可能是口误,我记得小店里是五分钱两牧。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十七年后,我们每月能拿到150块钱!那该是怎样富足的生活啊。
我们口袋里揣着各种票证:粮票、油票、布票、白糖票、豆制品票。凭票供应的日子,我们精打细算,却从不觉得困苦。因为我们相信,未来是确定的,是可以计算的——就像书记在黑板上列出的算式一样清晰。
谁能预料到今天的景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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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世纪来临,我们的工资早已突破一千元,翻了二十倍不止。当年憧憬的“150块”,现在看来像个善意的玩笑。更可笑的是,毕业那会儿,我最大的愿望是买辆自行车,能带着老婆孩子回趟老家,就觉得光宗耀祖了。这个愿望实现得很快——工作第二年年底,我推着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走出商店时,那种自豪感,不亚于今天有人提回一辆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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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等我享受够骑车的惬意,摩托车就闯入了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和许多同事一样,跨上了轰隆隆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地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那时的摩托车,是身份的象征,是财富的展示。谁能想到,又过了十年光景,连我们学校看门的老王,儿子都开着小轿车接送他上下班了
更令人惊叹的是出行。当年我们去省城开会,挤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还觉得挺享受。如今呢?动车、高铁、飞机,想去哪儿抬腿就走。那些当年的师范生,如今都已是各校骨干——朋友圈里晒的,不是在三亚吃海鲜,就是在雪乡看雾凇,要么在新疆的沙海里拍胡杨。他们用手机直播,让老家的父母实时看见远方的风景。这种“观世界”的方式,我们年轻时做梦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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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观世界”的,是我们的祖国。
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中国却从“一穷二白”走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我们学《政治经济学》,老师说“赶英超美”,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如今,我们不仅在联合国舞台上成了砥柱中流,对美利坚也能坦然说“不”。这种底气,这种自信,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有人说,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我想说,它改变的不仅是命运,更是我们对“可能”的理解。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最剧烈的时代变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赶上了最澎湃的改革浪潮;而我们这些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生,刚好站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亲眼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从温饱走向小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追随走向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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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最不可预料的,其实是“预料”本身。我们这代人,习惯用过去的尺子丈量未来,用已知的框架想象未知。但时代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它总是跑得比我们的想象更快、更远、更精彩。
如今,每当夕阳西下,我站在窗前看车水马龙的街道,看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总会想起1983年夏天那个礼堂里的掌声。书记用粉笔写下的“150元”,和今天银行卡上的数字之间,隔着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的奋力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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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了时代的赶海者。潮起时,我们在滩涂上拾贝,潮落时,我们看见整片大海。
人啊,真是不可预料。奋进的时代啊,永远不可低估。
我们昂首阔步,迈向了一个个不可预料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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