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120年大祭：壮士断腕与寻找中国文化自信的顺逆之变

废除科举不是一次简单的制度改革，而是中华文明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对自己核心文教传统的根本性手术。1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全球化与民族复兴的双重语境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得失之间确实值得深思。
一、为何废除科举？——时势所迫的“壮士断腕”
科举制度自隋唐确立，延续1300余年，其废除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危机叠加下的必然。

1. “制艺”的空疏与八股之弊：至晚清，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内容限定于《四书》《五经》，形式僵化。士子只攻“帖括”，不问世事，正如康有为所痛陈：“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知识结构严重脱离现实，无法应对西方冲击下的实务需求。
2. 西学冲击与人才匮乏：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急需通晓外语、算学、格致（物理、化学）等实务人才，而科举不考这些。1860年代同文馆招生，竟需以“正途出身”为诱饵，可见科举对士人吸引力之固着。
3. 制度性阻碍新政：1901年新政开始，废科举即成为改革焦点。张之洞、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反复上奏，指出科举“阻碍学堂，阻碍新政”，若不停废，新式学堂绝无可能普及。
4. 1905年的最后一击：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被朝野普遍解读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新政步伐骤然加速。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六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清廷当日下诏，自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延续千年的科举，就此画上句号。
二、120年过去，中国文化传统如何“续脉”？
废除科举后，中国经历了从“士大夫社会”向“现代专业社会”的痛苦转型。文化传统的“续脉”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在断裂后的“创造性转化”：
1. 从“经学”到“国学”：科举废除后，四书五经不再是知识的核心，但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将其重新定位为“国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使其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延续生命。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正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传统经典的典范。
2. 私塾的消失与“读经”的争议：民国初年教育部明令废止小学读经，延续两千年的蒙学传统中断。但同时，民间私塾、书院以各种形式隐现，新式学堂中的“国文”课，以白话文为主，但文言文、古典诗词仍以“语文”的方式在课堂中传承。
3. 1949年后的新格局：新中国建立后，传统文化被重新整合进“批判继承”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随着“国学热”兴起，传统文化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回归：从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到中小学教材中古诗文比例的提升，再到民间书院的复兴，都是这种“续脉”的表现。

三、回顾历史，有何得失？
就“得”而言，推动了教育现代化：新式学堂迅速普及，科学、民主、法治等现代观念得以传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现代专业人才。
打破了阶层固化。
科举虽为平民提供上升通道，但八股取士在晚清已沦为形式。废科举后，新式教育客观上为更多阶层提供了接受现代知识的机会。
“失”则甚为沉重：乡村文化“空心化”。
科举时代，士绅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治理中坚。废科举后，读书人大量流向城市，乡村文化迅速衰落。鲁迅笔下的“未庄”，正是这种文化断裂的写照。
“通人”传统的断裂：科举虽弊，但其培养的是“通儒”——以经史为核心的通才。新式教育分科过细，导致“专家多而通人少”。钱穆先生晚年痛感于此，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最深的隐忧”。
价值真空与文化虚无：科举废除后，旧的价值观（如“忠孝节义”）被否定，新的价值观（如“民主科学”）又未能迅速扎根，导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虚无与迷茫。
对此，中国学者的批判性反思也一直在坚守一席之地。
近30年来，中国学者对废科举的反思日益深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科举与现代性的关系：学者何怀宏指出，科举是中国传统社会“自反性”的体现——它通过考试不断从民间选拔精英，使社会保持流动与活力。废科举并非“现代性”的必然，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选择。
2. “断裂”与“延续”的辩证：余英时先生强调，废科举造成的文化断裂是“三千年未有”的，但中国文化并未因此消亡，而是在新的形式下“转化性延续”。他认为，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重建“通识”与“人文”的精神。
3.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学者罗志田指出，科举不仅是一种选官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机制”——它塑造了士人的认同、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废科举后，如何建立新的文化认同机制，至今仍在探索中。
4. “通才”教育的当代重建：近年来，许多学者呼吁在高等教育中强化通识教育，正是对科举“通人”传统的一种回望与接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可视为这种反思的实践。
废科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次不得不做的“外科手术”，但它留下的文化创伤，至今仍在隐隐作痛。120年过去，我们既要看到新式教育培养的现代人才对国家崛起的贡献，也要正视文化传统在转型中的失落与代价。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让古老的文化传统以新的形态“续脉”，如何在专业分科的时代重建“通人之学”，仍是当代中国学者需要持续思考的命题。
可喜的是，我们当代中国经济有了高速的增长，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有了新的划分，因此，中国那段废科举而断腕逆学的历史已经结束，中国的文化自信，需要用自己开创的引领性文化示范自己的自信，而不是祈求他人的包容与友好，我们既要走在世界科技文化的前列，又要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延续下去，这是我们中国在3000年未有大变局之中，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世界要有所作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