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结婚人数创5年新低！比疫情时还惨淡！政府狂撒70亿新币“催婚催生”也没用？！

↓点击进入新加坡椰子帮↓

椰子谢谢各位衣食父母的喜欢！^_^

为文章点上“在看”、分享、点赞哦~

2026年2月，新加坡统计局又扔出一枚数据炸弹：2025年，全岛只有24687对新人注册结婚。

这个数字比2024年少了6.2%，是自2020年疫情以来的最低点，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

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概念，我们换个角度：这相当于，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每天平均有67.6对新人发誓共度余生——而在疫情刚结束的2022年，这个数字是每天80.5对。

消息一出，学术界一片哀嚎。专家们担心的不只是婚庆公司要倒闭，而是那个更致命的问题：新生儿从哪里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李唯君教授说得非常直白：“在很多亚洲国家，婚姻数量就是出生数量的主要预测指标。因为在社会和法律层面，婚外生育仍然不被普遍接受。”

与此同时，2024年龙年——华人传统里最该“生娃”的年份——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TFR）只有 0.97，稳稳地躺在历史最低点。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年轻人连婚都不想结了？

不愿意结婚、更不愿意生娃

新加坡年轻人算了三笔帐

“经济前景不确定、生活成本上涨、地缘政治紧张”——专家们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很官方。但翻译成人话就是：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最大原因还是没钱，或者不敢花钱。

第一个原因：“在一起”的成本实在太贵了！

根据《海峡时报》的数据，新加坡婚宴酒席价格过去十年涨了超过50%。一桌酒席现在要1500到2000新元。而同期的核心通胀率却不到这个数。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办婚礼的花费，涨得比你的工资、比你的存款利息，快得多。

《海峡时报》的那位作者接着吐槽：即便你办一个小型婚礼，账单也会迅速累积。很多夫妻最后的花费都在30000到50000新元之间，这还没算上服务费、开瓶费、礼服、装饰、酒精饮料和婚后派对等开支。

50000新元什么概念？新加坡大学毕业生起薪中位数4500新元，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要不吃不喝至少11个月，才能攒够一场婚礼的钱。

婚礼只是开始。结了婚住哪儿？建屋局（HDB）的BTO组屋确实相对便宜，但等待期长快也要两三年，对于一些人来说确实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如果选择私宅，那价格让人望而却步。

我们随便翻翻PropertyGuru的数据就知道，哪怕是在非核心区域，一间公寓的价格也动辄一百多万新币。算上房贷、水电、保险、以及未来孩子的开销，这笔账算下来，足以让很多年轻人手心冒汗。

于是，一个无奈的现象出现了：2025年的《家庭趋势报告》显示，25岁到34岁这个“黄金婚育年龄段”的结婚人数，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具体有多惨？看数据：

• 新郎为25-29岁的婚姻： 减少了 11.7%

• 新郎为30-34岁的婚姻： 减少了 6.9%

• 新娘为25-29岁的婚姻： 减少了 10.8%

• 新娘为30-34岁的婚姻： 减少了 6.7%

以前我们说是“晚婚”，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恐婚”。不是不想找，是觉得还没准备好；不是不想结，是觉得口袋还不够深。

图源：MSF

第二个原因：观念变了，事业和财务稳定远比结婚生子重要

数据为证：过去二十年，新加坡人初婚年龄一路飙升。

• 新郎： 从2004年的 29.4岁 → 2024年的 31.1岁

• 新娘： 从2004年的 26.7岁 → 2024年的 29.6岁

女性生第一胎的年龄中位数，已经来到 31.9岁，十年前是30.4岁。

以上种种数据背后的逻辑是：越来越多人把职业发展和财务稳定放在结婚生子之前。还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少数群体”觉得，婚姻跟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太搭。

有年轻人说得实在：“我有信心让自己过得舒服，但我看不到那个愿景里有一个男人（女人）。”还有人说，现在的求婚听起来不像“想和我共度一生吗？”，更像是“想一起申请BTO吗？”

越来越多人花更长的时间寻找合适的伴侣，或者在确定关系后花更多时间磨合，才考虑步入婚姻。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晚婚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群体变化：新加坡长期的生育率下降，导致目前适婚年龄人口在缩水。

特别是20岁出头到30岁出头这个传统上的“适婚黄金年龄段”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池子变小了，鱼自然也就少了。

第三个原因：男女价值观的隐形错位

《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在低生育率的困境里，或许该“男儿当自强”了。

文章指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化，女性的学历和经济地位迅速提升。这使得她们在选择伴侣时，眼光自然也更高。但在一些女性眼中，许多年龄相仿的男性，显得“格外不成熟”。

来源：早报

无论这是否是错觉，它确实成了女生间一个普遍的话题，并且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后果：年轻女性单身率大幅上升。

从2010年到2020年，25岁至29岁的男性单身者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而同年龄段女性的单身者比例却飙升了15个百分点。30岁至34岁年龄层的情况也类似，男性单身者上升4.8个百分点，女性则上升7.7个百分点。

对于一个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而言，单身成了一种“默认的自然状态”。除非遇到超越理性的爱情憧憬，否则为什么要放弃这份自由和舒适，去将就一段不那么完美的关系呢？

新加坡政府尝试了、努力了

但效果依然很有限......

如果你以为新加坡政府只是在旁边喊“加油”，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慷慨的婴儿花红（Baby Bonus）到新推出的“大型家庭计划”（Large Families Scheme），从增加陪产假到推行灵活工作安排（FWA），可谓用心良苦。

第一招：砸钱，而且是真金白银地砸。

新加坡政府一名部长不久前宣布：2026财年，预计将拨出近70亿新元（约合人民币375亿元）用于婚姻和生育相关计划。相比2020年的40多亿，这笔预算涨了75%。

这笔钱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每个新加坡公民（约354万人）摊到近2000新元。而这70亿还不包括教育、住房等领域的既有补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说得很明确：“我们不能替年轻人做决定，但可以为他们做好准备。”

第二招：听建议，连“免费托儿”都摆上台面。

2026年2月的国会辩论上，议员们的建议一个比一个具体：

①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罗守恩建议：托儿、托婴、学生托管服务免费。理由是：就像人人享有免费基础教育一样，育儿也该是公共产品。

②裕廊东-武吉巴督集选区议员许德财建议：推出“大家庭大房子”政策——想多生孩子的家庭，买大房子时给更多津贴；因为新生命要换房的，放宽最低居住年限。

③非选区议员蒋佩姗建议：按孩子数量给育儿假，推行有薪看护假，把灵活工作安排升级为有约束力的政策。

这些建议，哪一个不是直击痛点？

第三招：创新，连“约会”都给补贴。

2026年2月，政府放了一个大招：文化通行证（SG Culture Pass）可以用于约会了。

这个通行证原本是给每个公民100新元，鼓励去看演出、听音乐会。现在，政府和约会应用 Coffee Meets Bagel（CMB） 合作，把这100块变成了“拍拖通行证”——情侣们可以用它去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边看展、边听音乐会、边培养感情。

CMB可不是随便选的——这款应用专注帮用户找“持久认真的长期关系”，用户必须用Singpass注册，验证婚姻状况，杜绝爱情骗子。

政府的逻辑是：鼓励单身人士放下手机，走向线下，通过共同探索文化艺术，建立“更有深度的情感联系”。

问题来了：钱也砸了，政策也出了，连约会都补贴了，为什么结婚率还是跌？

第一个原因：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全部问题。

副总理颜金勇在2026年1月坦言：2025年的生育率数据“不太可能带来好消息”。他提到一个扎心的事实：过去的龙年都会出现“婴儿潮”，但2024龙年，生育率还是0.97，和兔年持平。

这说明什么？说明龙年都不灵了。

有分析指出，尽管政府多年提供慷慨支持，但“生不生孩子”这件事，越来越和钱没有直接关系。年轻人的优先级已经转向事业、个人自由和生活质量，传统家庭计划被往后排了。

第二个原因：全球都在跌，新加坡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新加坡的困境，其实是一个全球发达国家的通病。韩国、日本等东亚卷网们，生育率都在“破1”边缘徘徊，随着国家变富裕、城市化程度提高，生育率下跌几乎是逃不开的魔咒。

不利的因素在于：有学者在《Toxic Demography》一书中警告：人口一旦开始下跌，就会产生惯性，逆转起来又慢又不确定。

第三个原因：有些红线，政府暂时还不敢碰。

比如卵子冷冻。在新加坡，只有21岁-37岁才能冷冻卵子，这还是上调后的年龄。很多想“先拼事业、后拼娃”的女性，只能飞去马来西亚、泰国做手术。

有40岁的女性接受采访时说：“这对新加坡女性很不公平。它不给我们40多岁生育的机会，所以我们只能30多岁就凑合结婚，因为时间不等人。”

政府和社会宗教团体的顾虑是：放开卵子冷冻，可能会让女性更晚结婚、更晚生育。但这种“保护”，在很多人看来反而成了束缚。

24687对，这个数字不仅仅是一个统计结果。它是无数年轻人在深夜算完账后的叹息，是他们在事业和感情之间的艰难权衡，也是他们对“婚姻”这两个字重新定义的开始。

在这个什么都涨但工资的涨幅可能跑不过其他涨幅的年代，爱情或许是唯一的避风港。但要让年轻人勇敢地走进婚姻这座围城，光靠嘴说“我爱你”是不够的，还得让他们的钱包说“我可以”。

只是目前看来，“我可以”这三个字，对于很多新加坡年轻人来说，依然有点烫嘴。

年轻人想要的是：经济上不那么喘不过气，生活里有空间装下爱情和家庭；政府想要的是：国家有人口接续，社会不陷入老龄化泥潭；社会想要的是：传统价值不被颠覆，但又要适应新时代。

谁该让步？或许答案是：所有人都得往前走一步。

年轻人可以稍微降低一点对“完美时机”的执念；政府可以继续优化政策，甚至触碰一些“敏感但必要”的改革；雇主可以更灵活地对待家庭员工；社会可以更包容不同的家庭形态和人生选择。

但政策干预的边界在哪里？钱能激励到什么程度？文化变迁能扭转吗？

这些问题，70亿新元的补贴也给不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