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官修正史打入奸臣名录,背负近千年骂名;
他不贪不腐、清廉自守,以铁血手段拓土千里,将北宋军事版图推向顶峰;
他敢当庭怒怼太后、直言新帝“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最终却死在贬所,子孙被禁入仕。
他是北宋最撕裂、最被低估的政治家——章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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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宰相。
纵观其一生,始终站在新旧党争的风口浪尖,以强硬姿态推动变法、经略边疆、整肃朝纲,却因政治立场与后世史观偏见,成为北宋历史上评价最两极分化的人物。
一、才子风骨:拒受功名,少年成名
章惇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文采出众。
嘉祐二年(1057),章惇参加科举,进士及第,但因侄子章衡名列榜首、自己名次居下,他竟拒不受敕,愤然弃官重考。
嘉祐四年(1059),章惇再次应试,以优异成绩登科,才正式出仕。
这一行为,尽显其孤傲倔强、不甘人后的性格底色。
青年时期,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好,同游山水、诗文唱和,是北宋文坛的一时佳话。
此时的两人尚无私怨,只因政见不同,最终在党争洪流中分道扬镳,成为政治死敌。
二、投身变法:实干能臣,荆湖开边
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立志富国强兵。
章惇认同变法理念,以干练务实被王安石引为核心干将,先后任职三司条例司、编修三司条例等职,参与新法设计与推行。
熙宁五年(1072),章惇受命经略荆湖北路,平定当地部族动乱。
他不滥杀、不妥协,以招抚与治理结合,拓境数百里,设置沅州,修建城寨、开通道路、安顿百姓,将西南边陲正式纳入中央有效管辖。
熙宁十年(1077),章惇再赴西南,招抚四十五州,稳固南疆,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
与空谈道义的旧党不同,章惇是典型的实干派,注重实效、轻视虚礼,这也让他在士大夫群体中显得格格不入。
三、朝堂激辩:元祐更化,被贬岭南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等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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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知枢密院事的章惇,成为新党的最后屏障。
在朝堂之上,他据理力争,与司马光就免役法、青苗法等展开激烈辩论,逐条驳斥旧党废法之弊,言辞恳切、逻辑严密。
司马光等人理屈词穷,便以政治打压代替论辩。
最终,章惇被以“讥讽朝政”为由,一贬再贬,从知汝州一路远贬岭南,历经八年流放。
此次贬谪,让章惇深刻体会到党争的残酷,也让他日后执政时,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反击手段。
四、绍圣拜相:铁血执政,拓土强国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立志恢复父亲神宗的变法事业,下诏“绍述”,召回章惇,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主持朝政。
章惇执政后,以雷霆手段恢复新法,整顿财政、严惩贪腐、强化吏治。
同时将重心转向国防与边疆,彻底改变元祐时期割地示弱的国策。
对西夏,章惇采纳“浅攻扰耕”策略,停止岁赐、修筑堡寨、主动出击,消耗西夏国力。
元符元年(1098),章惇部署指挥平夏城大捷,宋军重创西夏三十万大军,收复战略要地天都山,打开西夏都城门户。
此战之后,西夏被迫遣使求和,北宋西北边境获得长期安定,国防形势达到立国以来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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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章惇派遣王赡等将领西征,收复青唐,拓地两千余里,设置陇右都护府,北宋版图由此达到顶峰。
五、党争恩怨:贬逐旧党,与苏轼决裂
执政期间,章惇对元祐旧党采取严厉打击,将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苏辙等数十人贬谪岭南。
其中苏轼被远贬海南儋州,几近死在蛮荒之地。
这一行为,成为后世指责章惇“奸邪”的核心证据。
从史实来看,章惇的举措,既是新党对旧党八年打压的反击,也是为排除变法阻力的政治手段,虽严苛却无贪污腐化、无构陷弑君、不出卖国家,与传统意义上的“奸臣”截然不同。
私人情谊在政治立场面前不堪一击,曾经的挚友,沦为政敌,成为北宋党争最令人唏嘘的一幕。
六、一语成谶:反对端王,埋下悲剧结局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英年早逝,无子嗣,皇位继承成为朝堂焦点。
向太后主张立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章惇当庭厉声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力主立简王赵似,认为其品行端正、可承大统。
这一句直言,成为章惇的政治绝唱,也精准预言了北宋的未来。
向太后执意立端王,赵佶即位后,立即报复章惇,先罢相,再贬越州、贬雷州、贬舒州。
讽刺的是,章惇被贬之地,正是当年他贬谪苏轼的雷州。
命运轮回,令人慨叹。
七、凄凉落幕:身死贬所,子孙禁仕
崇宁四年(1105),章惇在贬所湖州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宋徽宗曾追赠章惇太师、魏国公。
但在南宋绍兴五年(1135),宋高宗为维护统治、将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新法,下诏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永世不得为官。
元朝修《宋史》,以南宋史观为基准,将章惇列入《奸臣传》,与蔡京、秦桧等并列,从此钉在耻辱柱上,蒙冤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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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史公论:奸臣,还是被抹黑的能臣?
翻遍原始史料,章惇不贪财、不徇私、不篡权、不卖国,一生以强国为目标。
执政期间,北宋财政改善、军力增强、疆域扩大,是北宋中后期最有作为的宰相。
他被抹黑的原因,只有三点:
坚持变法、打击旧党、直言皇帝。
《宋史》的评判,本质是旧党史观与南宋政治需要的产物,并非客观公论。
章惇的悲剧,是北宋党争的牺牲品,也是实干者被舆论审判的历史缩影。
他用一生证明:在重文轻武、崇尚虚礼的北宋,强硬的改革者,注定难以善终。
他不是奸臣,而是被历史误读的北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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