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嚣2025年决战的美司令退休之后再谈中国，说了以前不敢说的实话

美国空军上将迈克尔·米尼汉于2024年11月正式结束军旅生涯，卸任前执掌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曾因2023年一份内部备忘录中直言“美中将在2025年展开决定性对抗”，被外界广泛冠以“鹰派代表”的标签。

然而，脱下制服之后，他的言辞风格与战略认知悄然转向更为沉实的方向。

据美国专业防务媒体《战区》2026年2月23日发布的深度访谈报道，这位已退出现役的高级将领再度就中国议题发表看法，措辞冷静、逻辑严密，且首次系统性披露了若干此前未曾公开的推演结论与能力短板。这种转变，是否正印证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离其位，反得直言”？

在《战区》刊发的独家对话中，退役空军上将迈克·米尼汉的发言令不少观察者感到意外。

他并未如部分同僚那般迅速投身军工游说或咨询行业，也未借舆论平台渲染外部威胁，而是坦承：即便身份转换，那份深植于指挥岗位上的战略焦灼感非但未消退，反而随时间推移愈发具象化、可测量化。

这份焦虑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植于他亲自主导或深度参与的一系列高仿真度联合兵棋推演。作为曾统筹美军全球空运网络与快速反应力量的核心指挥官，他多次牵头组织代号为“机动卫士”的跨战区演训，核心课题正是——若西太平洋突发高强度对抗，美军能否在数日内完成多批次、跨时区、成建制的兵力与装备投送？

推演结果令人警醒：过往在伊拉克战争或科索沃行动中行之有效的“梯次部署、渐进压制”模式，在东亚地理与作战环境中已难以为继。航程更远、对手侦察能力更强、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日趋完善，使得传统调度节奏面临根本性重构压力。

他在访谈中数十次强调“资源约束”这一关键词。人员编制、运输机架次、油料储备、野战维修节点、持续补给周期……这些看似基础却极为刚性的要素，一旦出现结构性缺口，再精妙的战术构想都将沦为无法落地的沙盘幻影。

所谓“即时响应”，其底层支撑是一整套可验证、可复刻、可冗余备份的硬性条件：足够数量的适配机型、稳定可靠的空中走廊、充足的燃料供应点、具备战场抢修能力的地勤梯队。任一环节失衡，整条投送链便可能滑向高概率失效边缘。

因此，他的忧虑从不指向意志薄弱，而始终锚定在能力边界的客观测算之上——这不是信心问题，是工程学意义上的可行性校验。

当视线聚焦至装备谱系本身，现实压力则进一步具象为一组组难以绕开的技术参数与工业瓶颈。

当前美军战略空运主力C-17“环球霸王Ⅲ”早已终止量产，现有约220架机队长期处于超期服役状态，延寿升级虽持续进行，但机体寿命与结构疲劳已逼近设计红线，扩编毫无现实路径。

C-130“大力神”系列虽仍在产线运行，但其最大航程不足4000公里、标准载重仅20吨级，面对横跨太平洋的远程投送任务，效能明显受限，仅能承担中短距支援角色。

KC-46“飞马座”加油机虽具备一定货运改装潜力，但在高强度对抗背景下，既要为F-35、B-21等隐身平台提供伴随保障，又需兼顾应急物资转运，任务优先级冲突将直接削弱整体体系弹性。

与此同时，区域内防空反制能力正经历代际跃升：歼-20隐身战机构建起纵深拦截网，红旗-19与S-500级远程防空系统覆盖范围持续外推，天基与海基监视节点密度显著提升，大型运输机尚未进入战区即遭锁定的风险陡增。

新型中远程防空导弹射程普遍突破300公里，迫使传统“安全集结空域”不断后撤，航线选择被迫绕行、迂回甚至降速，不仅拉长投送周期，更大幅抬升被截击概率与作战损耗率。

这种演变所引发的，绝非个别平台的生存危机，而是对整套远征作战范式的系统性质疑——远征逻辑依赖“稳固后方+畅通动脉”，而当动脉本身成为高危通道，整个作战节奏必然被迫降档、压缩、谨慎化。

对一支以全球存在为基石的军队而言，这已不是战术层面的微调命题，而是关乎力量投射范式能否延续的根本性挑战。在此背景下，预算扩容被视为关键突破口，但其实际效用仍存较大不确定性。

唐纳德·特朗普近期提出将年度国防开支提升至1.5万亿美元的政策主张，较现行约1万亿美元规模增长50%，引发战略界广泛热议。

迈克·米尼汉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支持加大投入，强调提升战备等级已是不可回避的紧迫任务。但他同时指出：资金注入不等于能力跃迁，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差与转化损耗。

现代主战装备研发周期普遍长达12–15年，老旧产线重启涉及供应链重建、认证体系重审、技术工人回流等多重障碍。C-17生产线关闭逾十年，重启成本与周期远超新建替代型号。

另一方面，人员薪酬调整、退役军人医疗支出、现役装备全寿命周期维护费用逐年攀升，已占据国防预算近六成比重。新增经费若未能精准注入结构性短板领域，极易被既有运维成本稀释，形成“投入增加、能力滞涨”的悖论现象。

此外，美军当前仍在中东、东欧等多个方向维持常态化部署。资源在现实任务与未来冲突预案之间的动态分配，本质上是一场高难度的多目标优化博弈。既要确保当下战区稳定，又要为潜在高端对抗积蓄动能，这对顶层规划能力与执行精度提出双重考验。

由此观之，从推演数据到预算辩论，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从未改变：如何在地缘格局加速演进的时间窗口内，重新锻造一套适配新环境的兵力投送与持续保障体系？米尼汉立场的演进，恰恰折射出一种由战略乐观主义向系统性风险评估的深层转向，而这种基于实战推演与工业现实的清醒判断，或将构成下一阶段美军战略反思的重要支点。

迈克·米尼汉离开指挥岗位后的公开表态，其信息价值甚至高于其在职期间的政策宣示。体制内履职时，他须围绕预算争取、部队建设与高层议程展开话语建构；卸任之后，他更倾向于直面制约因素、揭示运行瓶颈、还原真实约束条件。

反复强调资源阈值、地理距离、战场环境复杂度，表明美方已意识到：单纯追加财政拨款无法自动弥合能力鸿沟。美国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依然存在，但边际成本正在上升，单次行动风险系数持续走高，盟友协同意愿亦呈现差异化波动。

真正的战略难点，在于如何在资源总量趋紧的前提下，科学重构优先级排序体系，而非固守冷战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当高级将领开始主动剖析短板、预警瓶颈、质疑惯性思维，往往意味着外部安全环境确实发生了质变。后续的制度响应、技术路线选择与联盟策略调整，将共同塑造未来十年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