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哪个朝代底层老百姓生活最好？

凡留存至今的现代人祖上非富即贵，因为真正的穷人留不下后人。

与民生息，生活有盼头，才能体现封建王朝的宽仁大度。

若比较底层百姓生活，不能不能只看朝代繁华富强，还应看“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生活品质。

综合史料看，“吃穿不愁、官府不扰、日子有奔头”才是标准。

矮子里拔将军的话，宋朝百姓活得还算有尊严有奔头。

一、吃穿用度，从“仅果腹”到“有钱赚”

简而言之，收入与购买力如何。

宋朝一个显著特点是 “高收入+高消费” 。

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的统计，宋代底层百姓日收入普遍百文钱上下。

如北宋山民卖柴“负薪入市得百钱”，淮西佣工“日致百钱”，长江渔民“卖鱼日不满百钱”，城市里卖猪羊血小贩日入也在一两百文之间。

这是什么概念？

宋代维持一个人基本温饱每日约需20文，一个劳动力一天收入刚好养活五口之家。

相比之下，明代要窘迫点。

香港科技大学刘光临先生认为，16世纪江南同样劳力，日工资仅20文铜钱上下，仅相当宋朝四分之一。

明史说：“都下贫民佣工，一日得钱二十四五文，仅足给食，三冬之月，衣不蔽体。”

一天工资根本无力顾及家人和衣物。

宋朝百姓不仅收入更高，吃得也更“宽心”。

唐代虽为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高峰，但那是“地广人稀”的红利。

宋代人口爆炸式增长（从唐6000万增至宋近2亿），人均粮食虽有所下降，但市场经济发达，百姓可以通过务工、经商等换得口粮。

二、日常花销，收入的高购买力。

宋代百文钱的购买力，足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维持一天的基本生活。

口粮6升、加上一点副食和租住开销，大约就是100文。

更可贵的是，宋朝百姓“闲情逸致”。

据杂文记载，有个叫乐生的鄂州小贩，每天赚够100文便收工回家，“遨嬉于邸戏中……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

“赚够就歇”的底气，其他朝代不可想象。

明代五口之家一日口粮加副食约需28文，看似压力不大，但这只是“纯吃饭”的账，还没算衣物、房租和赋役。

三、官府治理，无为而治顺其势。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推行两税法，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和财产合法，国家从“与民争利”转向“与富民共赢”。

宋代，“官授田之法尽废”，国家不仅不抑制土地买卖，反通过契约和税收管理社会。

影响深远，百姓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可以自由流动务工。国家开始将“贫民”纳入制度性救济。

宋代以“二十亩”田产作为贫困线标准，低于此线的家庭灾荒时可享减免赋税或赈济。

司马光虽痛陈农民之苦，但也承认，朝廷确实在“救荒恤贫”。

相比清代，虽也有赈济，但灾荒中“父子相食”“殣殍塞涂”惨状在文献中屡见不鲜。

明万历年间河南大旱，“食人炊骨”。

官府赈粥虽救一时之急，但杯水车薪。

“富者食前方丈，贫者一勺入口”。

四、日常生活，烟火气息飞入百姓家。

宋代史料中留下了不少生动剪影。

南宋洪迈《夷坚志》里记载，苏州金阊的钱老“列肆卖线为生，夫妇勤苦殖家，生四子皆克孝务业”。平凡烟火气，生活稳定有奔头。

晚明虽商品经济发达，但进城谋生的农民多为“两栖群体”，居住城外，奔走城乡。

与宋代城市中“日以为常”的市井生活相比，少了几分安稳。

清代刑科题本中记载，煤矿工人因母亲病重请假不准，只能偷溜回家。

铁匠、篾匠劳作之余饮酒解乏，却因经济纠纷酿成命案。

五、民间治，官有情法则有情。

宋代民间治安，注重发挥“富民”阶层的协调作用。

富民作为乡村“稳定器”，既与官府合作，又与乡邻互动，介于官民之间缓冲。

比官府暴力维持强太多。

明代中后期，民间治安压力陡增。

万历年间临清曾有“脚夫小民三四千名”围聚税衙，“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

清代嘉庆时期，民众攻入紫禁城。

都是治安治理惹的祸。

当然，宋代也只是相对“最好”。

所谓“最好”，也只是宋代知道民苦，为底层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报酬高点，自由点，制度化点，人性点，救济点......

所以才能“赚够百钱就吹笛唱歌”。

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是那一抹较为靓丽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