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记载，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964年，赵国胤下了道诏书量，明令：“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
意思就是，知州想办任何事，不管是征兵、收税，还是审案子，都得跟通判一起签字才能算数，少一个人的字都不算数。开宝三年（970年），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记载，赵匡胤又下了一道命令：“自今诸州通判，不得专决刑狱，须与知州同署文案”，还特意强调“凡州郡钱谷出入，通判皆得稽查”。
这下好了，通判虽不能独断，但却能卡住知州的脖子，尤其是钱和案子这两个最容易藏猫腻的地方，通判都能查，等于把知州的家底给看得明明白白。皇帝直接任命的通判相当于大清的密折制度下的官员，有向皇帝打小报告的权力，虽然也得担心别人打自己报告。而且大宋的官员基本上很难和光同尘，宋代为了强干弱枝，地方官的任职时间都很短。以大名鼎鼎的苏轼为例，任职最久被贬黄州时，干了五年。正常都是两三年，甚至只有几个月。
两个人还不是同时到任的，升迁调离周期会隔开。两个人刚熟悉，就有人要走了，这还怎么配合。而且知州还不是正式官，叫权知本州事 。赵匡胤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做大确实是煞费苦心。顺便说一下，宋朝的“州”在行政层级上类似于现代的地级市，知州作为一州之长，总管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这与市长职责相近。同时兼掌军事职能，知州全称“权知某军州事”，常兼领当地兵政，因此其角色还近似于市长兼军分区司令员。
通判是州府的副长官（“倅贰”），与知州（知府）共同处理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各项政务，所有公文需与知州联署方能生效。通判由中央直接委派，大致相当于现代地级市的常务副市长，核心职责是监督州府长官及所属官吏，可独立向朝廷报告情况，是皇帝在地方的重要耳目与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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